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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青少年的媒介消费与全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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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课题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青少年的调查发现,我国城市青少年媒介消费渠道趋向多元,网络等新媒体日益受到追捧。对媒介内容的选择除满足个人实用需求外,娱乐性需求已成为首要因素。个人需求和社会环境是驱动我国城市青少年媒介消费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地区、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青少年媒介偏好的影响表现显著。研究发现,我国城市青少年并没有接触外语媒介的强烈需求,他们的媒介使用和消费模式与其世界观的形成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我国媒介对外国报道的倾向性与我国青少年对这些国家的偏好上还存在着相反趋势。

【关键词】媒体消费;全球观;城市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G209【文献标识码】B

本课题旨在探索我国城市青少年的媒介消费模式,以及在我国相对封闭的媒介环境中,青少年如何通过这种消费模式形成他们的全球观。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在媒介对青少年影响的研究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乔治.格伯纳在其“文化指标”项目基础上提出“涵化理论”,探讨了电视如何影响受众对世界的看法。他认为长期接触媒介内容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受众接触电视越多就越倾向认为电视信息反映了真实世界的图像(Morgan and Shanahan,1996)。

近20年来,关于涵化理论的研究多达300项以上,这些研究包括:性别角色、政治倾向、青少年媒介使用与消费等。詹姆斯・波特(1990)通过对308个美国中学生的调查后发现,与现实生活相比,青少年的生活经验更倾向从电视中获得。 但这些观点并未在后续研究中得到支持。艾隆.艾伦.戴维奇(2001)以香港青年为研究对象,试图寻找他们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国际化倾向之间的关系,但研究假设并未得到验证,这就对“国际化媒介的使用必然会促进全球文化融合”(Delwiche,2001)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我国学者在媒介角色和功能、媒介使用以及媒介社会影响等问题上也有一定的积累。李良荣在其《新闻学概论》(2001)一书中探讨了媒介功能和效果;姚君喜(2006)通过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9省的调查,分析了大众媒介使用与公众幸福感的关系;吴瑶(2001)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探讨了媒介文化功能和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但尚缺乏深入详细的分析;黄耀红(2005)在分析传媒社会责任之后,从四方面概括了传媒的四种社会影响:控制性、选择性、编辑化和市场化。黄进(2005)列举了五种我国大学生观念建构的路径,但其研究缺乏数据支撑,也未说明具体分类标准。陈生洛(2006)通过对我国大学生的美国观与日本观中的反美情绪与反日情绪的比较分析,指出我国大学生的美国观与日本观共同存在的三个问题:态度上的情绪化、认识上的片面性和思维方式上的单向性。最近的研究开始关注我国传媒对我国国家形象构建和对我国受众政治意识的影响上,研究方法定量与定性结合,从而推进了对我国传媒研究的多样化( Lull, 1991; Shao, 1998; Moran and Keane, 2004; Weber and Lu, 2006)。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

本课题选取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中15-25岁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共计发放问卷941份,其中北京329份(占35%),上海309份(占32.8%),广州303份(占32.2%)。

本调查[1]由专业调查公司以及三个城市的相关研究机构共同执行,调查时间为2007年8月至11月,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法展开调查。样本按照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社会人员[2]五大类人在当地的实际人口比例进行配额。

调查在三个城市共组织了6场焦点组访谈[3],每个地区各2场,每组由6-8人组成,访谈时间为2008年1月。

本论文围绕五个研究问题展开研究:

1、我国城市青少年如何消费媒介?

2、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媒介消费模式?

3、媒介消费模式对他们产生了何种影响?

4、在我国相对封闭的媒介环境中他们如何获取国际信息?

5、媒介消费模式如何影响他们的全球观?

三、研究发现

媒介偏好

如表1-1所示,网络和电视是我国城市青少年最常使用的媒介,40.9%的青少年每天使用网络,33%的青少年把电视作为日常信息获取最重要的渠道,仅有19.5%的人几乎不看电视,几乎不用网络的人最少,仅占8.7%。其次是报纸,有近20%的青少年偏好使用报纸,使用广播和杂志的青少年比例分别是14.6%和9.3%。另外,有50.6%的青少年几乎不听收音机,不看杂志的为24.9%,不看报的为20.5%。总体来说,网络和电视已成为我国城市青少年媒介接触的首选,报纸和杂志其次,广播排在最后。

媒介使用的差异也体现在地区分布上。广州和北京的青少年更倾向使用网络,而上海青少年青睐报纸。在表 1-1-1中, “每天接触”网络的青少年在广州和北京的比例分别是48%和41.6%,这比上海的33%都要高。相反在“几乎不接触网络”一项中 ,上海是11.3%,北京是9.7%,而广州仅为5%。在电视接触上同样存在着上述的地区差异。但是上海青少年阅读报纸更频繁,每天接触报纸的上海青少年占22.7%,而广州为18.7% ,北京 18% 。

问卷对青少年最常用的网络功能进行了分类统计。如表1-1-2所示,搜索引擎和电子信箱成为青少年喜欢用的网络功能,看电影名列第三。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搜索引擎受喜爱的比例在减少,而电子信箱的比例在增加,教育程度差异导致的网络功能偏好差异也体现在玩游戏、休闲娱乐及听音乐等项上。这表明,我国城市青少年在年龄较小时,对网络的消费偏向于娱乐,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则偏向信息。

电视使用在青少年中也存在着区域差异。北京青少年对中央电视台的偏好远超北京地区电视台和港台地区电视台,他们几乎不看广州地区的电视台。上海青少年则偏好上海本地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列第三位为26.4%。广州青少年最喜欢港台电视台,接着是北京地区的电视台,其他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虽然中央电视台在南方地区的收视人群正在减少,其中在上海为26.4%,广州为15.4%,但它在全国仍占有32.2%的收视率,如图1-1-3所示。

调查要求受访者列出20份他们最喜欢看的报纸,结果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1)除了《广州日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三份报纸在全国都受到普遍欢迎之外,各地区的当地报纸都更受青少年欢迎,这与电视受欢迎的模式不同;(2)性别差异明显。女性更倾向于时尚、生活休闲和语言学习类内容(如《21世纪报》),而男性则倾向于体育报道。

内容偏好

论文还调查了青少年的媒介内容偏好。如表1-2所示,影视音乐是三地青少年最偏好的内容,比例高达67%,比第二位的新闻(22%)3倍还要多。名列第三位的是服务信息占4%,之后广告占3%,体育只有2%,游戏为1%。

表1-3显示,性别因素对内容偏好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影视音乐和新闻两类中。对于影视音乐,女孩最喜欢的比例是74.2%,男孩是58.5%;而对新闻,男性以29%超过了女性的17.1%,差距为近12个百分点。这种现象表明,男孩比女孩更偏向获取新闻信息,女孩则喜欢软性的内容。

年龄和教育程度也有其影响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教育程度的提高,青少年喜爱影视音乐的比例逐步减小,而喜欢新闻的人数在增多。他们对于服务信息和广告的获取也存在同样的变化模式。

使用目的

表2-1列举了青少年接触媒介的六种目的,按照选择人数的多少分别为放松和娱乐、浏览新闻,已经成了生活习惯、学习知识、搜索信息及交友和沟通。

与性别因素相比,年龄和教育程度对青少年接触媒介目的的影响更为显著。如图 2-2所示,前三位的媒介使用目的中所呈现的趋势很明显:年龄越小、教育越低的青少年越倾向于以休闲娱乐为目的,而年龄越大、教育程度高的青少年则青睐以获取新闻为目的。

媒介效果

表2-3表明多数青少年对从正面评价媒介的效果。37.9%受访者认为媒体使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23.9%认为媒体对其工作和学习有益。这两项的比例之和已占全部调查对象的61.8%。当然媒体还有其他功能:使他们消息灵通、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增加了他们接触社会的机会、使他们能跟上时代潮流、使他们不再孤独。

本调查还使用十个陈述来测试媒介对城市青少年产生的影响,要求受访者对“完全同意”的答案赋值4分,“比较同意”赋3分,“不太同意”赋2分,“完全不同意”赋1分。结果显示十个陈述的均值都在2和3.6之间。

如表2-4所示,多数青少年同意第一个选项(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是幸福的),仅有5.3%的人不同意,标准差很低(0.6)。这表明,尽管全球化时代我国青少年的价值观正在趋向多元,家庭生活在我国城市青少年心目中仍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对于“赚钱多是成功的标志”一项,共有64.5%的人赞同,均值为2.8,为所有选项第二高,标准差为0.8,这意味着对这一选项的态度在青少年中产生了较大分歧。

从青少年对第十条陈述(我常会买广告的东西)的反馈看,媒介广告对多数我国城市青少年而言没有影响力。有近四分之一(24.5%)的受访者完全不同意,一半以上(52.8%)表示不太同意,只有近五分之一(18.8%)比较同意,另有4%的人选择同意。这是为什么该陈述的均值最低(为2)。

论文还发现多数城市青少年接触媒介是为了紧跟时尚,喜欢电视里的国外生活,渴望电视中浪漫爱情。他们认为网络是一个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这四个陈述中选择完全同意的比例在15.1%到19.5%之间,而选择比较同意的则在29.8%到37.8%之间,选完全不同意的在10%或以下,与其2.7的均值和0.8到0.9之间比较相近的标准差呼应。此外,多数青少年对电视上的亲热镜头并不反感,但电视剧里的成功人物也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偶像,也不认为明星的生活丰富多彩有意思。这表明他们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

境外媒体

本论文选择了六个境外媒体,调查了城市青少年的境外媒体消费情况。表3-1显示,青少年境外媒体的接触率总体是低的,40%的受访者经常接触或偶尔接触,60%基本不接触甚至不知道。

青少年很少接触BBC,其中经常接触者仅为7.8%,32.8%偶尔接触,42%基本不接触,还有17.3%不知道BBC。与相对严肃的BBC相比,娱乐化的MTV比较受欢迎。青少年中有较多的人接触凤凰卫视:近70%受访者接触凤凰卫视(经常接触或偶尔接触)。《纽约时报》是一份在我国很有影响的美国报纸,但只有3.3%的青少年经常阅读《纽约时报》,15.3%偶尔阅读,而64.3%基本不接触,还有17%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体育频道ESPN也没有较大影响力。

本课题还对青少年接触境外网站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以丰富全球化和地区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如表3-2所示,51%的受访者希望登录境外网站,32.6%没有登录境外网站的要求,16.4%选择了“说不清”。从地区上看,北京和广州的受访者比较想登录境外网站,而上海的人数则相对较少。

另外,年龄大的青少年很想登录境外网站,年龄越小的受访者就不那么热衷。在青少年境外网站的接触经历中,26%的受访者“基本都能上”他们想上的网站,57%“有时上不去”,但有17%选择“基本上不去”。对这种现状的态度,38.4%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意”, 24.5%“表示理解”,仅有14%“很不满意”,还有18.9%“无所谓”。

这表明,城市青少年对能否接入境外网站并不是很在意,更难以分辨网站被屏蔽和技术问题的区别。这就说明,我国目前相对封闭的媒介环境以及语言障碍是影响青少年接收境外信息的重要原因。

全球观 [4]

本调查还设计了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个出国的机会,你最愿意去哪个国家”来测试青少年对不同国家的态度。如表3-5所示,美国是受访青少年最向往的国家,接着是法国、英国、日本、韩国,德国则排在第10位。这里有一个明显趋势,他们倾向于选择发达的西方国家,或者发达的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

本论文还设置了一个关于国家形象问题的个案研究,要求受访者对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德国四个国家的12个表述中选出最适合四个国家的三种表述。对于美国,排名列前三位的选择是“生活富裕”(76.7%),“什么话都能讲”(8.9%)和“技术先进”(6.3%)。在大部分我国青少年心目中,俄罗斯选项中排名前三的是“社会稳定” (21.6%)、生活富裕(19.2%)、环境优美(16.5%),俄罗斯“人的素质高” (11.8%)。对于德国,选项较为集中的是“生活富裕”(51.1%),“社会稳定”(17.7%),“人的素质高” (11.6%),另外还有“环境优美” (7.2%),“什么话都能讲” (5.0%),技术先进(3.3%)。对于日本,青少年选择较多的选项有“生活富裕” (51.7%),“社会稳定”(10.6%),“人的素质高”(9.3%)。与美国、俄罗斯和德国相比,日本在我国青少年心目中的国家形象总体上要差一些。德国在我国青少年心目中的形象相对比较好,在四个国家中排在最领先的位置。

本论文上述陈述旨在解释青少年全球观的形成。由于多数受访者没有去过以上国家,因此他们对这四个国家的印象基本来自媒介提供的信息。表3-7显示了青少年全球观的形成与媒介的关系,对“你对这个国家的印象主要是从哪里来的”一题,有38%的青少年回答来自“广播电视”,其次是通过“书籍杂志”获得,接着是“网络”提供的信息,如图3-7所示。

当然,数据还显示,14%的受访者依靠“家人、朋友、师长”等人际渠道获得这四个国家的信息,这个数字比从“报纸”(5%)中获得多出近两倍。有2%的青少年对这四个国家的认识来自于自已的亲身经历。

总体来说,本论文发现,我国青少年关于外国的全球观与媒介消费模式相关性不大,也就是说,本论文无法验证我国青少年媒介消费对其全球观形成有影响。

四、分析与讨论

媒介偏好

网络之所以受到三地青少年的普遍欢迎,主要原因在于网络具有交互式传播和无限容量的特性,使得使用者具有充分的自由和隐私,同时满足人际交流的需求。网络媒体这种特性对于我国15-25岁间的独生子女非常具有吸引力。

在焦点组访谈中,针对本调查提出的“如果没有网络你会怎么样?”这一问题,北京、上海、广州的青少年都用非常强烈的措辞表达了他们的想法:“生活就会变得没有意思,好像回到了原始社会”、“网络就像食物、水和牙膏,不可缺少”。受访青少年对MSN和QQ的依赖不仅表现在他们将其视为与他人沟通的重要渠道,而且有一种寻求安全感的心理依赖。

电视作为传统媒体在青少年中占据重要地位,电视以其声像合一特性成为青少年获取重大国内国际事件和政治新闻的最重要渠道。此外,传媒政策在广州相对宽松,国外媒体和港台媒体可以在广州落地。这深刻地影响了广州青少年的媒介消费模式。调查还显示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青少年的媒介消费模式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广州青少年对港台以及国外媒体的接触要超过北京和上海。

地区差异在青少年报纸消费模式中也表现明显。除广州的几份报纸具有全国影响外,其他各地的报纸仅对本地区的青少年产生影响,而对该地区以外的青少年影响很小。这说明各地报纸为当地读者度身定置的特点符合青少年的习惯。

除了网络、电视和报纸三个主渠道之外,青少年还通过杂志、广播、书籍、手机以及人际等渠道接收信息。这表明我国的媒介环境正在日益多元化,城市青少年在根据自己的需求寻求不同的媒介渠道和信息。即使目前我国传媒环境尚未完全放开,但30年来的改革开放已深刻影响了我国青少年的媒介消费。

虽然境外媒体(BBC、《纽约时报》、VOA、ESPN、MTV)拥有丰富的内容,但我国青少年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没有条件或时间接触到这些境外媒体,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语言的因素,即使有些青少年能够接触到境外媒体的内容,但语言隔阂使得他们在信息接收过程中失去了许多乐趣。

这种现象说明,我国城市青少年的媒介消费并不是以信息为导向的,多数青少年接触媒介是为了休闲和娱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国外媒体没有太多的兴趣和需求。即使在我国目前相对封闭的媒体环境中,青少年们也不会为了获得更多的国外信息而去寻求海外媒体。

媒介内容偏好

本文发现我国城市青少年的内容偏好和媒介偏好间存在着较高的相关性。

多数青少年把网络列为其人际互动的首选。网上影视音乐具有低成本、容易接入和个人收看具有隐密性等特点。在焦点组访谈中,多数青少年喜欢在学习或工作时听音乐。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面对高强度的学习压力,音乐成为他们释放压力和放松心情的很好的选择。新闻在青少年接触的信息中排第二,他们喜欢的新闻各有不同:体育新闻、军事新闻、国际新闻、娱乐新闻等不一而足。这一代青少年不仅对信息内容有不同的偏好,而且他们对自己喜欢的内容有非常坚定的、个性化的价值判断。因此,他们除了对影视音乐信息的消费是以娱乐为导向的,对其他信息的消费往往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

年龄和教育背景对青少年接收媒介内容有明显影响。在上海焦点组访谈中,本调查把不同年龄段、性别和教育背景的受访者安排在一个焦点组中访谈。事实证明,他们很难有共同话题,因此在北京和广州的访谈中本调查把访谈对象进行了分组。

总体上说,高中及以下的学生由于较大的学习压力和以学习生活为导向的活动模式,使得他们对信息的接收也是围绕着学习和学校展开的,老师和学校对他们有重大的影响。在访谈中,有同学提到他们也常常在学校里听经典音乐,但这是引文老师的要求,或者是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少年中,他们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则更趋自由和多元,但由于他们日益感受到社会压力,他们接触媒介的时间在减少。

媒介使用目的

受访青少年媒介接触的首要的目的是放松和娱乐,其次是浏览新闻。还有青少年把接触大众媒介作为一种习惯或者是用于学习,或者搜索信息和交友沟通。

报告发现,青少年在内容使用上,与其接触不同的媒介渠道有相似模式,受到“娱乐因素”的驱动。这种娱乐需求体现在青少年接触媒介的形式及内容两方面。而青少年的这种娱乐需求肯定会影响当前以及未来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对我国国有化的传媒体制以及传媒产品会形成一定的冲击。

青少年获取新闻的动机是既与他们自身兴趣相关的,也与他们家庭环境密切相关。通过焦点组访谈本文了解到,青少年常常与父母、家人一起收看新闻或接触国外的信息,因此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全球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有趣的是,我国青少年也将媒介视为学习知识的渠道,这其中有90%是学生。这表明青少年在信息时代,媒介教育已日益成为塑造青少年人格、培养其独立判断能力的重要渠道。此外,还有许多受访者也提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接触媒介的动机,显示出当前青少年多元化的媒介消费需求。

媒介功能和效果

三地受访者普遍认为媒介及媒介提供的信息是相对有用的,尽管也有人认为媒介非常有用或根本没用。本文同时发现,教育程度高的青少年在接受调查时,偏向于理性地把媒介与其工作、学习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把媒介视为丰富他们生活的渠道。

调查发现,大部分青少年对媒介的功能持肯定态度。这表明我国城市青少年对媒介的信任度是很高的。他们对媒介也持有负面态度,但还是主要从自身角度反省自己过多的接触媒介。此外,虽然青少年对媒介功能的看法呈现出多元化,但他们还是受到了媒介消费模式的影响。总体而言,他们对媒介的认识还相对简单,对真实世界与媒介世界的区别还缺乏思考。对于媒介效果,与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相比,媒介在影响我国青少年对世界的认知上还有一定的局限。

此外,社会环境也是影响青少年世界观的另一重要因素。我国青少年对家庭关系的重视是我国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的延伸。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存在,使得当前我国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此外,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因素也影响青少年的社会价值观,因此我国青少年对赚钱表现出更为实用的态度也属自然。时尚元素也是社会环境影响的方面,青少年对时尚的追赶正是适应这些社会环境的变化。

全球观

尽管目前我国的传媒环境还相对封闭,我国媒介也与国外媒介存在很大差异,但我国城市青少年对境外信息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甚至对境内外语媒介和港台媒介(北京和上海)也不是很热衷。这与语言障碍和地区性差异有关,我国青少年还不太习惯接触以外语为主的国外信息,并喜欢当地的国内信息。

由于仅有一小部分城市青少年有过出国经历,调查发现青少年全球观的形成主要与他们在国内的媒介消费有关,即我国媒介提供给他们的中文信息,也就是说,即使我国媒介不能完全塑造,也可以帮助他们塑造有关国外的印象以及他们的全球观。

然而,在对青少年喜爱的国家调查中,本文发现所得结果的排名与我国传媒对外国的报道倾向之间并不吻合。在《中国传媒的国际形象》[6]项目中,研究发现,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分别为我国传媒中报道最多的国家。与我国媒体对这些国家的报道量相比,青少年并没有将亚洲国家列为最喜爱的国家,相反美国还是青少年最向往的国家,其次才是欧洲国家如法国和英国,亚洲的日本和韩国排在前两者之后。这说明我国传媒对于其他国家的报道并没有直接影响他们全球观的形成。

如上文所述,网络已成为最受青少年喜爱的媒体,但网络也并没有影响他们全球观的形成,而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以及书籍杂志则是影响青少年形成全球观和对某一个国家印象的主要渠道。

论文还发现,虽然城市青少年全球观的形成与其媒介消费模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由于他们在获取不同的内容时会寻求不同的媒介渠道,因此他们的媒介消费往往会因事件和媒介内容的差异而采用不同的模式。

五、研究结论

以上论证表明,个人需要和社会环境是形成我国城市青少年媒介消费模式及全球观的两个重要因素。青少年的个人需要是他们偏向获取休闲娱乐信息的原因,也是他们选择媒体内容和形成媒介消费模式的内在动力。当城市青少年将寻求娱乐作为媒介消费的主要动因时,事实上也就开始培育我国全新的媒介景观,这一过程将会直接影响我国传媒生产、内容审查、内容分级等过程。因此本文认为,与青少年有关的传媒政策法规应致力于引导他们健康信息消费,以此促进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和个人需求的满足。

在信息时代,城市青少年个人的多元化需求日益彰显,而满足青少年信息需求的进程还要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政府组织等机构会对青少年的媒介消费媒介产生影响,因此,针对我国青少年的相关政策除了与青少年个人需求相适应外,还要将整体国家的传媒政策考虑进去,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城市青少年还未对国外媒体表现出太大兴趣的现状之下。

目前在我国媒体对外国形象的塑造和城市青少年青睐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逆向的趋势。随着青少年的成长和对国外信息接触的增加,他们的全球观会随之发生改变,因此本文希望后续研究针对个人需求和社会环境这两个因素对城市青少年全球观的影响展开进一步的检验。

注释:

[1]问卷设计完成后,项目组选取30个上海青少年进行了预测试。同时还在复旦大学召开了小型专家咨询会,咨询专家包括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Texas A&M大学的Weber教授,并根据专家咨询意见修改了问卷。

[2]以教育背景为区分标准便于对青少年进行年龄分组。

[3]焦点组访谈分别在三地展开,地点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系。访谈将问卷调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挖掘,问题覆盖研究目标的五个方面。

[4]如文中所述,本文探讨的全球观是与我国城市青少年的媒介消费相联系研究的,指的是青少年对国内和国际的态度、价值、看法的总和。

[5]“其它”包括五大洲的40个国家,这些国家主要是一些旅游目的国,青少年对其的选择非常分散,总量仅占所有选择的2%。

[6]作者曾在2004年对我国传媒中的世界形象进行了内容分析,分析的时间为1993-2002年,研究的我国媒体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的六家媒体,它们是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环球时报、解放日报和羊城晚报等。

参考文献:

[1]陈生洛.《中国大学生的美国观与日本观比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Delwiche.A. A. (2001). Frog under the well: the relationship of global media, use and cosmopolitan orientation among Hong Kong youth, Ph.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3]黄耀红.《论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出版科学》,2005年第1期。

[4]李良荣.《新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9-116页。

[5]Lull. J. (1991). 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6]Morgan, M. & Shanahan, J. (1996). Two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An appraisal and meta-analysis, CommunicationYearbook, 20, 1-45.

[7]姚君喜.《大众传媒与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当代传播》,2006年第4期。

[8]黄进.《观察大众传媒对大学生观念行为的重构》,《传媒观察》,2005年第1期。

[9]Moran. A. & Keane, M. (2004). Television Across Asia: Television Industries, programme Formats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10]Potter. W. (1990).Adolescent perceptions of the primary values of television programming, Journalism Quarterly, 76(4), 843-851.

[11]Weber. I. & Lu, J. SARS, Youth and Online Civic Participation. In T.J.M. Holden & T.J. Scrase. medi@sia: Global Media/tion in and out of Context (pp. 82-104). London: Routledge.

[12]Wu. Y. (2001). On the Cultural Functions of Media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Qiqihar University: NovemberIssue, pp. 31-33.

[13]吴瑶.《论大众传播的传递文化功能和我国的社会现代化》,《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1月。

[14]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