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 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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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城的发现

在史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研究西夏文化，请到俄罗斯!”

西夏是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那为什么研究它的文化历史却要到万里迢迢之外的俄罗斯呢?这并不是因为西夏人在亡国之后流亡到了俄罗斯，而是由于那里珍藏着无数的西夏珍宝，有瓷器、金玉、图书等。在俄罗斯珍贵的西夏文物甚至比国内的还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一切还要从一座消失了的古城――黑城说起。

在内蒙古的最西端阿拉善盟额济纳河下游的东方、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有一座残存的古城遗址。遗址呈长方形，周长约1千米，四周有残存的城墙。在东西两面的城墙中设有城门，并筑有瓮城。这些城墙虽然已经历经千年的大漠风沙，残存下来的仍然有10米之高。在城外的西南方向，还有一座礼拜堂完好无损地屹立在荒漠之中。这座礼拜堂呈蒙古包顶，壁龛样式的清真寺造型。城墙西北角，有5座高低不等的覆钵式佛塔，十分惹人注目。这就是传说中的黑城遗址，是古丝绸之路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一座古城。

黑城是北方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的古都，也称黑水城，党项语叫“亦集乃”，蒙古语意为“哈日造特”。它是西夏国一个繁华的边镇和驻军重镇。西夏国王李元昊为了巩固国家的边防，在这里设置了兵强马壮的“黑山威福军司”。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黑城由地位很高的王公戍守。黑城繁盛时，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并不像今天这样的遮天蔽日的黄沙景象。那时，这里水草丰美，气候适宜，林木众多，人们过着安逸、富足的生活。

西夏灭亡后，元朝在此设置“亦集乃路总管府”。公元1372年，明朝大将冯胜攻破黑城，黑城从此废弃了。

西夏国都兴庆府被蒙古大军攻破之后，黑城尚未失守，其间西夏国一些重要历史文献和金银财宝被转移到黑城，并在此掩藏，从此丰富多彩的宝藏故事就开始传播开来。

民间传说引来了无数的盗宝者，黑城闻名于世就是因为探宝而意外发现的文物引起的。

1886年，俄国学者波塔宋来到黑城。他在额济纳河考察时，无意间发现了黑城遗址。他的到来揭开了一个古国文明的神秘面纱，但也给这个古国的文明带来了灾难。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来到黑城，买通当地王公，先后进行了3次发掘，掠夺了西夏文刊本和写本古籍数千种，征用了近百峰骆驼才得以把文物运走。科兹洛夫将这些典籍运回了俄国彼得堡，分别珍藏于俄国科学亚洲博物馆和俄罗斯博物馆，轰动了全世界。科兹洛夫在黑城的盗宝之举吸引了更多的盗宝者来到这里，以各种名义挖掘地下深埋的宝藏。从此，黑城就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盗掘之中。就这样，一座反映西夏古代文明以及周边国家文明的巨大图书宝库被肢解了。

在西夏王国灭亡的时候，黑城却由于远离西夏的统治中心并接近蒙古草原而没有遭到破坏，书籍文献也没有被烧毁。黑城众多西夏文献、文物的面世，弥补了西夏历史文化的断层遗憾，把西夏文明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活跃在贺兰山的强大帝国

在我国西北的贺兰山一带，曾经活跃着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民族。他们把贺兰山奉为神山，在那里建造了许多寺庙殿宇。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民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国势之大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中原汉族王朝的统治。这个民族就是党项族，建立的国家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夏。

李元吴是西夏的开国之君。李元昊为了使党项族的各个部落团结起来，增加军事力量，就在民族内部采取了许多提高民族意识的措施。他去除唐朝、宋朝时对党项族的赐姓，改姓为嵬名氏，严令“国中袭用胡礼”，官民一律秃头、耳垂重环、“改大汉之衣冠”，确定民族服饰，简化袭用唐宋礼仪、音乐和典章制度，订立官吏制度，创制国书，设立蕃学等措施。这些措施对党项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个部落都团结起来，整个党项族也就更加强大了。公元1139年，第五代西夏王李仁孝继位。他是西夏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统治长达54年。李仁孝强调吸收汉民族的文化、教育，提倡儒学，推行汉文。在这54年中，他把西夏的繁荣推向了历史的高峰。

西夏仁宗李仁孝死后，西夏结束了长达百年的繁荣发展，走向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这时，成吉思汗已经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组织了一支兵强马壮、战备充足的部队。公元1205年，西夏与蒙古发生了第一次正面冲突，从此两国战争不断。

在战争的早期，由于蒙古军队长途跋涉而来，双方互有进退，可以说西夏还是处于上风，成吉思汗在攻城时也受了伤，后来不治而死。但是，这种胜利非但没能使西夏摆脱蒙古军队的进攻，而且使战争更为激烈。成吉思汗死后，他的继任者以及蒙古将士们都对西夏充满了仇恨，发誓要为成吉思汗报仇，在战争中表现更为英勇。公元1227年，蒙古的继任统治者杀死了投降的西夏末代帝王，西夏从此灭亡了。西夏的人民在亡国后纷纷逃到其他地区避难，在长期的生活中与那里的人们相融合，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党项族也被历史尘封了。

西夏剑，述说着先进的冶炼技术

西夏剑在兵器中号称举世无双，在宋朝时与蜀锦、定瓷、浙漆等并称为天下第一。就连宋钦宗都十分喜爱西夏剑，常常把它带在身边把玩。戍守边疆的大臣也以从皇帝那里获得西夏剑作为最高规格的赏赐。由此可见西夏剑的犀利与名贵。

由制作精良、锋利无比的西夏剑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炼技术非同一般，在当时处于顶尖水平。西夏剑只是先进的冶炼技术的一个代表，西夏的其他兵器也都制作得十分精良。

西夏冶炼技术的大发展与党项族的民族特征有着重要的关系。西夏是一个在战马上打西夏剑天下的国家，并保留着早期的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西夏最强盛时，达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西夏与周边的许多国家都有过长期、激烈的战争，比如对宋战争、对辽战争、对金战争、对无战争，以及对一些周边小国的领土扩张，如对吐蕃的侵犯。战争必然是以士兵和兵器作为后盾的，一件得心应手的锋利兵器可以帮助士兵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取得胜利，一件低质量的兵器也可以使上兵在战斗中毙命。因此，两夏国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就对兵器的制作花了很多心思。

西夏的冶炼技术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用于制造皇室、贵族等人使用的奢侈品以及平民百姓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二是制造兵器以及农业生产工具。在制造兵器及农具方面，冶炼技术和方法也多有记载。由于兵器的制造量非常大，用于冶炼的普通坩埚炉效率低下，不能满足要求。西夏人采用了中原先进的竖炉。这样歙更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提高了炼铁效率。史书记载，西夏

甲胄“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

通过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现代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西夏的冶炼工艺已经出现了锻、铸、焊接、抛光、切削、钻孔、拉丝、镶嵌、镂刻和鎏金等各种先进工艺，有些不仅不比中原地区落后，甚至更为先进。

独特的美酒文化

1986年的一天，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红庆乡，几个农民正准备收工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其中的一个人在挖土的时候手中的铁锹突然被什么坚硬的东西震了一下，他以为是散落在田间的砖头石块，就没在意，继续挖起土来。可是，他并没有挖出想像中的砖头石块，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旁边的村民们纷纷聚拢了过来，仔细地辨认起来。一个人突然兴奋地喊了起来，这不是瓷器吗?

于是，他们赶忙把从田地中挖出瓷器的事情报告给了当地的文物部门。考古人员接到消息后马上带着工具来到了那里。经过考古人员的细心挖掘，发现这里是一处收藏瓷器的地窖。这座地窖为一个圆形土坑，距地表约1米，直径达3米，里面堆满了瓷器的残片。经过专家鉴定，这个地窖是西夏时挖掘的，里面的瓷器也是珍贵的西夏瓷器。从地窖的掩埋程度可以看出，地窖主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急的情况，才把自己的宝物匆匆掩埋的。

考古队员们在地窖中清理瓷器的残片时，发现了一件保存完整的褐釉剔刻花瓷瓶。这个精美的瓷瓶初看上去与宋朝的经瓶(也就是酒瓶)十分相似，但是细看又有着许多宋朝经瓶没有的特征。考古学家们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确定这件印花瓷瓶就是西夏王朝使用的经瓶，是盛酒的器具。那么，西夏的瓷瓶怎么会埋到内蒙去呢?这是因为西夏国最强盛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武力扩张，内蒙古的不少地区成了西夏的疆域。

西夏的酒文化十分发达，所酿的酒均属上品。因此，瓷瓶的主人在遇到危难的情况下都不会忘了把酒瓶收藏起来。北宋陆游在《秋波媚》中称赞西夏美酒“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西夏的酿酒历史十分悠久，最早要追溯到党项族的祖先羌族时期。羌族是更为古老的一个少数民族，生活在一望无际的青藏高原上。由于地广人稀和气候寒冷羌族人靠饮酒来驱除寂寞、抗拒严寒。此外，他们豪爽的性格也造就了好酒的天性。他们在草原上以游牧为生，虽然不种植农作物，种植业处于未发展的状态，没有五谷，却学会了造酒。虽然没有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作为造酒原料，可是青藏高原给他们提供了天然的原料――野生的大麦。《旧唐书》上就记载着羌族人“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的事情。这也是我国北方用麦造酒的最早记载。

羌族的一支发展为党项后，承袭了祖先的造酒工艺。党项内迁为西夏国的造酒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内迁后，出现了农耕和农业生产，党项人得到了许多粮食作物，这就为改进造酒工艺、增加酒的品种提供了契机。同时，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党项人吸收了中原地区以及其他民族的造酒工艺。这些都使得党项的造酒技术大大进步，酒类的品种也开始多了起来。

西夏建国后，酿酒业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那时，他们已经开始从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品种和产量都显著增加，为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到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统治时期，西夏的国力达到了顶峰，酿酒业也随之而达到最为繁荣的时期。统治者为了保证他们特殊的酿造技艺不外传，还专门设置了“酒务”机构并制定了这方面的法律，以管理酿酒作坊、发展酿造业。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详细规定了酒的生产和管理制度：必须在官府批准并颁发许可证之后才可以酿酒，否则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轻重视私酿酒的数量而定：百斤以下的，官员罚马两匹，平民判处3个月徒刑；超过百斤的，不论官民一律判处6个月徒刑。(文章代码：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