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与权力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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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一词,是由希腊语oicos(房子,住所)派生而来。最早出现在德语中,即die Olologie,英语为the ecology。从词源学来看,该词带有很浓重的“家园意识”。
生态批评的传统与18世纪至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8世纪英国的自然史作家吉尔伯特・怀特,19世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博物学家达尔文,以及20世纪的英国作家劳伦斯等人,都对自然文学产生过影响。1858年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他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反对喧嚣的城市,赞美树林和溪流的自然世界。
自然,在古希腊人那里和神性水融,自然的秩序就是神性秩序,它完美无缺;在中世纪,自然则变成上帝的创造,由于人的堕落而充满了罪恶感,和上帝构成紧张的二元关系。在科技日新月异的现在,自然既根除了和上帝的紧张关系,又完全成为算术和几何学的冷静对象。它以巨大的物质性不动声色地沉睡在人们面前,并保有一种钟表般的精确的规律存在于世。人、自然、神的三角关系被破坏,神力被驱逐了出去。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生态思潮越来越波澜壮阔。生态批评这一支则特别壮观。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生态文学的研究逐渐升温,并在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1962年,雷切尔・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描述了滥用农药对生存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威胁,促成第一个地球日的建立。随后出现了自然文学(nature literature)和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以及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后者是旨在对前两种文学进行研究和批判的一种文学批评。
从1973年纳斯提出浅生态运动(the shallow ecology movement)和深生态运动(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后,许多生态批评家和思想家都指出,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不是工业,不是技术,那些都是表层原因,真正的深层原因是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人类必须确立保证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
因此,人类文学要为生态危机负责,它本身就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原因之一。这里,本文通过文学批评探讨文学究竟通过哪些途径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印度之行》为例,文中所体现的权利欲望与自然的割裂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
小说《印度之行》通过印度人阿齐兹和英国人在交往中的多次误解和失败,反映了不同文化种族之间的融合是一个多么艰巨的过程。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福斯特不可能对当时的殖民主义产生正确的认识,甚至不知不觉站在了统治者的立场。通过一些景物描写,作者反映出朴素的自然观和宇宙观:太阳和其他物体一样,也是有生命的。既有生命,就有其自身消亡的时候。这种观点是科学的。而作为自然生物体的太阳,总是遵循它自身的规律在运动,在发生作用。如果破坏这种规律,受害的只有人类自己。
小说开头,有一大段关于昌德拉普尔周边和城内两个区域的景观对比描写。在作者笔下,印度人居住区“一切都是那么卑微和败落,那么单调而无生气。恒河发了大水,都希望把赘疣冲进泥土里,可大水一来,房子倒塌,人被淹死,尸体腐烂,无人料理……昌城的轮廓活像一种低等又无法毁灭的生物体”。然而在城内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儿简直就是一座花园之城。这些树获得了阳光和空气,有了比人类或其创造物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它们高高地在低洼沉积物上空飘动,那枝条和点头的叶子相互致意,为鸟类构筑了一座绿色乐园。”然后对象征最高统治的行政官署作了以下描述:“它,无任何感彩,既不惹人爱怜,又不令人厌恶,显然这里是按精确地设计建造起来的。”这段描写中的自然景观,如树木、房子、河流等成了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剥削、压迫的一种工具,是行政官精确设计的结果。两种对比显示出截然对立的两种社会关系。房子和树木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权力的象征。英国行政官对象征被殖民者身份的恒河置之不理,而对英人居住地的周围环境却极力美化,并使其按照当时的审美取向,成为一座绿色乐园。以至于同样一片土地对印度人来说是灾难,对统治者来说却意味着乐园。这是殖民主义对生态破坏的最佳见证。或者说控制和征服自然地欲望使不同种族之间的沟壑加深,从而破坏了自然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在印度人和英殖民者之间划上一条无法逾越的阶级鸿沟。作者对这种权利中心和狭隘的阶级观念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同时对殖民地现状也是不满的。
执政官朗尼的母亲穆尔夫人则同情印度人,她为了儿子的婚事带未来儿媳来到印度。为了了解印度人,她夜里游览清真寺,在那里遇见了阿齐兹,言谈甚欢,遂成为好友。回来后,她看到一只小黄蜂趴在衣钩上。小说写道:“白天她已经认识了这只小黄蜂和它的亲属,它们和英国的黄蜂不同,腿长得很长,颜色是黄的,飞起来拖在后面。小黄蜂可能把衣钩错看成了树枝――印度的动物几乎分不清室内室外有什么差别。蝙蝠,老鼠,鸟类,昆虫在室内筑巢想在外面一样迅速。对这些小动物来说,这房子好像都变成了这永恒丛林的一部分。”这种被穆尔夫人称为“可爱的小东西”的黄蜂和其他生物和环境景观融为一体,都成了宇宙的一部分,它们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穆尔夫人对待黄蜂的态度反映了她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生态整体观念。然而,这样善心并有心联接印度人的穆尔夫人,终究限制不了儿子朗尼的权力至上与等级观念,最后不得不回英国,并客死途中。这反映出作者对这种生态观念的不信任感。穆尔夫人的死对阿齐兹是一种打击,更是对英印连结的打击。
最后,在马拉巴山洞上演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原本这是一场出于好意的友好之旅,但由于马拉巴山洞本身地形复杂和天气炎热,更重要的由于阿奎拉和阿齐兹的文化不通造成了沟通上的误解,从而使友谊之旅最终演变成了割裂之旅。而这种隔阂,作者又似乎有意无意地作了铺垫,是和对自然的征服分不开的。首先,为了在旅途中更好地观赏风景,阿齐兹动用了大象来作为运输工具。阿齐兹为此感到心满意足,充满了东方人那种幽默的感激之情,仆人们也很高兴,因为大象让他们充满了自豪感。爬上大象是一次小小的宫廷滑稽剧,目的为了取悦女士们。但她们只是徒增烦恼,因为她们都厌恶耍弄别人的玩笑。等他们到了山洞,穆尔夫人却觉得这是个令人讨厌、令人闷气的地方,不想继续进去。阿齐兹却一定要显示东方人的好客,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坚持要和阿奎拉一起进洞,从而引发了山洞事件。从对大象的奴役甚至对仆人的奴役用来取悦女士,到利用山洞作为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工具,阿齐兹显然没有意识到有时候顺其自然是最好的方式。做作、蔑视自然的力量就会引起不必要的情感冲突甚至友情割裂。
总而言之,从《印度之行》中,我们看到了权力欲望对生态整体观的一种破坏。而当今社会由于大国为了争得更多的资源,破坏环境,破坏自然,浪费资源,污染严重,并在全球推进霸权主义的过程中,消灭异己,消灭生命,罪行累累,让贫困地区满目创痍,民不聊生。试问,人类的健康和正确地发展,究竟应该以欲望满足为推动力,还是以对人格完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关系和谐,社会公平公正的追求为根本动力?欲望满足能够带给我们人类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吗?这是我们生态文学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