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指标体系如何揭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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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方式转型，是我国回应国内外多重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抉择；它内在地要求对经济指标体系作出调整，以更好地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态和趋向。

GDP难以揭示“长期的财富创造能力”

就经济增长而言，以GDP及GDP增长率为指标，能反映我国国内在特定时期产出的全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并进行不同时期情况的比较；国际社会通常也用它测度和比较各国的经济成长性。然而，这个指标难以揭示“长期的财富创造能力”。它的缺陷包括：

――GDP及其增长率是生产性指标，难以揭示商品和服务是否最终完成了从供给向需求的“惊险的跳跃”，而商品和服务只有转化为消费，才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居民福利的终极意义。

――它是产出性指标，难以揭示商品和服务的当期供给水平是否“损害”了长期生产能力，而能源、环境等不可再生资源的跨期均衡配置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它是货币性指标，即使在商品和服务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变动也会导致GDP及其增长率出现“合意性”转变。

――它是总量性指标，难以揭示商品和服务在不同群体之间的配置结构，而收入分配差距会加剧市场经济中的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

显然，在经济指标体系中，GDP及其增长率依然是度量经济增长的关键性指标，但必须引入其他指标，如绿色GDP、能源消耗弹性系数、基尼系数等来弥补它的功能性缺陷；多元化而不是单一性的指标，有利于揭示发展方式转型的方位和成效。应根据居民真实体验调整CPI的商品权重

我国CPI主要由8大类商品价格加权计算得出。统计部门迄今并未公布这8大类商品在CPI计算中的权重，但根据统计资料推算：食品的权重约为32.4％，而居住的权重约为15.0％。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住房开支在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总支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住房的消费品基本属性和大额支出特征，要求CP]涵盖房价变动。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CPI中的居住类权重低于美国42％和欧盟25％的水平。

应该承认，我国现行的CPI数据难以精确反映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的真实状态。进一步地，CPI标度了前期货币发行和商品供给之间的关系，以CPI这个滞后变量来确定货币政策可能会面临“时点对接”难题。据此，我国应根据居民真实体验来调整CPI的商品权重，增强CPI统计的精准性、灵活性和透明度，并基于贷币供应、PPI以及CPI之间的传导路径来增强贷币政策的前瞻性。

以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我国就业状况存在偏差

2009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21万，失业率为4.3％。而事实上，以城镇登记失业率来标度我国的就业状况是存在偏差的，原因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依然十分显著，2008年我国农村就业人数为4.76亿人，占整体就业人数的比重为61.88％；国务院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也显示，2006年底我国农村户籍劳动力资源数量约为6.09亿，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农民工)约为1.32亿。现行统计指标没有涵盖农村劳动力以及二元结构转化中的农民工，也不能瞄准城镇内部失业但未作登记的社会群体，因此难以准确揭示我国社会就业的真实状况。由此应尽快采用更具涵盖性和精确性的调查失业率，逐步补充和取代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以提高就业数据对经济现实的反映能力和对政策制定的指引功能。

需增加统计指标来标度国内外经济关联性

在现行统计体系中，通常用贸易顺差、逆差和贸易依存度等指标来标度国际贸易状况，用实际使用外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等指标标度资本利用情形。然而，这些统计指标并不足以全面反映国内外经济关联性，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国内物价总水平；但在经常项目自由兑换而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背景下，境外“热钱”仍会以多种变通方式流入并“潜伏”国内，以期获取利率差、汇率差和资产价格差等投机投资收益。由此，我国统计体系必须将国外主要市场、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考虑在内，据此构建域外商品和要素价格预警机制；同时应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对“热钱”流入流出进行估算和测算，以努力减弱资本流向逆转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可能冲击。

(摘自2010年6月7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