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国家形象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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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梦”表述引起境外媒介与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热烈评论之际，我国跨文化传播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构建本真的中国国家形象。
从中国国家形象变迁看“中国梦”提出的历史逻辑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变迁具有历史性，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媒介话语的定型表述。
在西方人的眼里，最初的中国是美好的乌托邦的代名词。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丝绸就一度成为奢侈品在欧洲上流社会流行。16世纪，包括利玛窦在内的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将中国的文化、科学技术、艺术等引介到欧洲，引发欧洲对中国的巨大兴趣，并在17世纪至18世纪100年间掀起欧洲“中国热”风潮。但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世界近代化浪潮中落在了后面，由此，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从过去正面辉煌的形象转而成为颓废落后的负面形象。从19世纪开始至今，国际社会对中国认知的代表性观点有“黄祸论”、“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带有极端片面性的认识和言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一直不断地被误解、被曲解，甚至由于意识形态偏见被恶意地歪曲。
这些对中国的极端印象，是西方人在缺乏对中国的亲身体验与认知的情况下，根据自己对“他者”的需求塑造的一个“东方的”中国形象，而这种潜在意识上的认知很大地影响了西方媒介对中国的话语构建和描述。西方媒介关心的涉华议题，主要集中在所谓的“中国问题”上，比如“人权”、“中国”、环保问题、贸易争端、“”、“”、食品安全等议题。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所做的带有价值预设的报道，借助强大的媒介传播技术，在全球迅速传播。与此同时，在利益上依附于西方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此类信息进行“二次传播”，形成和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媒介话语定型与“刻板印象”。美国传播学者苏・卡利・詹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闻事业客观性的策略性仪式也是一种民主成就，尽管是一种缺陷深重的成就。”①他指出，媒介话语报道缺陷主要就是在意识形态和媒介偏见作用下的“观念集合”，并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生产带有媒介偏见的话语。
西方媒介传播中的中国形象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有关中国事实的叙述；二，西方文化的隐喻性体现；三，西方与中国关系的确认。②在这三个方面中，对中国的事实叙述的观照程度，取决于西方的表述需要以及西方与中国的现实利益关系。因此不难理解，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经历了从正面形象时期到负面形象时期，是国家之间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利益追求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必然体现。然而，西方媒介对中国的“他者”定型逐渐成为一种潜意识里对中国的原型想象，这种原型比客观经验更具有坚固性和塑造力。
美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区分了东方学的两种类型，一种是无意识的确信，即“隐伏的东方学”；另一种是用语言做明确陈述，即“显在的东方学”。萨义德认为，有关东方学的表述形式是变化和发展的，但变化的是显在的东方学，而隐伏的东方主义则没有变化，东方主义的观念和实质是不变或者很难改变的，这种无意识的确信便是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对东方的偏见意识。这种形而上学的认识，恰恰是因为关于中国的真正知识与事实信息的长期缺失以及缺乏对真实中国的感知和体验而造成的。西方媒介话语对中国的“他者”定型，是在信息不对称或者说信息缺失的环境中，由西方媒介通过想象进行的象征性构建，是对中国形象的一种概念化和简单化处理。从当今世界形势来看，中国的崛起让西方在对中国的“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意识到中国实力日增，提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说法，另一方面仍然延续基于历史经验的既有偏见，并且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偏见。
此外，经济场域对西方媒介话语的干预因素不可小觑。西方媒介机构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市场和受众之间谋取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市场和受众的需求喜好也决定媒介话语的意义构建向哪里倾斜。打破受众的阅读习惯就意味着要损失一定的受众，因此本着追求媒介成本最低化、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西方媒体习惯于以旧有的眼光、陈词滥调来表述中国，将其当做奇闻逸事的发源地以及愚昧落后之地。而实际上，西方媒介话语塑造的中国形象已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现实情形，甚至是完全背离和扭曲的。我们有必要为世界还原一个本真的中国形象，这也是“中国梦”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诉求。
由前文可知，西方媒介话语建构的关于中国的认知系统，是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的话语权缺失和被弱化的状态下“他者”化的一个表述体系，而不是对现实中国的合理与客观的认知与理解。可以说，我们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也是重新树立国家形象的过程，要努力让世界更多地认知与了解中国。
当前，我们要强调与重视做好“中国梦”跨文化阐释的国际传播工作，消除西方媒介在主客体对立的意义假设上去认知和报道中国所带来的对中国不公正的负面影响，打破对中国僵化的、偏离真实的认知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在国际传播活动中，通过双方主体之间不断的媒介对话、不断的信息往来，不断拓展彼此的认知视野，从而在更广泛而深入的层面形成共同视域和达成更多共识。
“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是当今世界认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中国梦”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权威主体，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尊重我们的价值观与理念。我们要了解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社会的知识与自然界的知识不同，它是历史性的知识，是诠释的产物，事实的重要性来自于人们对它们的诠释。“中国梦”这样的感性表达，恰恰为我们与世界开启了对话之门，接下来，如何做好“中国梦”跨文化阐释的国际传播工作，则决定了是否能让世界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其意义重大深远。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文化之间的交往与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媒介传播的策略和力度上。面对这样的传播现实，我们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梦”的媒介话语表意机制，输出具有中华文化核心精神并具有普适性的意义体系，在“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国际传播中输出自我的“本真”意义，融合于整个世界的意义与知识体系中，推动人类对世界认知与理解的丰富性与完整性的建设，并在这个过程中树立积极、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
如何在“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国际传播中构建国家形象
从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对外传播的特点是起步比较晚，主要以灌输式的宣传为主，这种导向缺少了很多现实维度，面对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缺乏应有的适应能力和反应能力，削弱了传播效果与传播影响力。我们需要在对跨文化传播的实际工作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策略，提升国家形象的跨文化阐释与国际传播水平。
首先，要做好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顶层设计，做“中国梦”跨文化阐释与国际传播的话语主人，从构建国家形象的战略高度对“中国梦”进行跨文化阐释。通过对“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来进行一系列关于中国“本真”的意义建构，从新知识生产的高度参与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确立，为世界提供一个认知中国的新视角，将意义的阐释与生产纳入到世界的新知识生产体系中，从而参与对世界意义秩序与文化秩序的重构。
其次，重视意义阐释而不是符号输出，重视意义体系的构建与传播而不是零散的意义碎片的简单输出。正如学者李彬所言，“传播不等于接受，接受也不等于理解，理解更不等于赞同。如果说，传播的发达只解决了符号的流通问题，那么人类或人们彼此间的真正沟通与理解则有待于意义的重构与敞现”。③“中国梦”的跨文化阐释与国际传播要形成有意义统领与核心精神的意义体系，还要形成一套完善的表意机制。应该认识到，概念与符号的简单输出，并不能有机地嵌入世界知识体系架构中。需要重视对“中国梦”进行意义阐释，形成源源不断的意义流，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意义体系，并形成一定的媒介传播规模，适应时代语境的变化，有层次、有步骤地进行跨文化传播，逐渐在更多方面与国际社会形成良性的话语互动，并在话语互动中消除或减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误读，达成更为广泛的共识，为世界开启理解中国的新维度与意义解释的新向度，充分表达对当代中国更为全面的体验与认知。
再次，在“中国梦”的国际传播过程中，针对国际关切的问题主动设置议题。通过设置议题引领人们的认知视角，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现自身，挑战国际媒介的既有偏见，设置能体现世界成员共有价值的世界性议题，进入世界媒介传播关注和讨论的中心，并由此进入公众“共识”，取得话语层面上的言说合法性。针对一些国际社会关切的敏感问题，我们要主动发声、意义敞开，避免因信息封闭而导致人们去相信道听途说的信源。
最后，减少传播效果较差、不能够深入人心的宏大叙事的传播方式，解构与具化“中国梦”，进行意义深描式的传播。在了解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加深度报道、专稿与特稿等更具有阐释效果的报道形式，做有效与深入人心的传播，减少文化误读。与此同时，要创新对外传播的话语表述体系与表达方式，适应国际受众的接受习惯，学习国际化的语言表述风格等。
注释：
①【美】苏・卡利・詹森著，曹晋译：《批判的传播理论：权力、媒介、社会性别和科技》[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页
②周宁：《永远的乌托邦》[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③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外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