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新工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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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远的不说，近的就有亚洲“四小龙”。
然而，从1978年算起，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了30多年，有户籍农民却由7亿增加到了9亿多。2008年，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袭来，中国2000多万“农民工”—新工人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做农民。
中国依然是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供大于求”，农民不穷都难啊。
中国必须减少农民。
假如中国真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只有10％的农民了，8亿农民进城成为了“农民工”或者市民，那会怎么样呢？
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到6亿人，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数十亿人为6亿人“搞制造”，“供大于求”，“农民工”不穷也难啊。这和“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农业—越搞越艰难”是一个道理。
发达国家制造业100元GDP有7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业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工”收入这么低，“农民工”何以市民化呢？假如将来中国城市里生活着8亿多月工资只有2000元的“农民工”，农村8亿多农民问题转化成了城市8亿多“农民工”问题，那会是什么局面？
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前途的。但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农民工”越多越快，全球性“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中国的“农民工”—新工人是没有前途的。
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东部和城市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中国拐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占全球的1/5强。全球一般制造业一直是梯度转移的。在中国进入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历程之前，全球一般制造业的格局是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中国加入全球一般制造业梯度转移之后，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由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转变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了。
在全球一般制造业出现“中国拐点”之前，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在工业化中后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农民转化为市民，社保、医疗、教育、生态等现代化水平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一般制造业100元GDP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工业化搞了快30年了，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了，但有户籍的农民数量还有9.4亿，比30年前还多出2亿多，社保、教育、医疗、生态等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及更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即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
这就是制造业全球梯度转移进程中的“中国拐点”出现之后的重大改变，因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力报酬大大低于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后，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而导致内需不振，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中国现代化陷入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陷阱。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战略解决不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
不能重复1997年的故事
中国现在怎么办？这是中国当下要回答的重大问题。
中国现在的思路大体上是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路：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财政投资，维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采取出口退税、增加流动性等多种措施，帮助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度过难关，期待在短期内重新走上快速增长轨道。中国现在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很快过去，外需很快就会恢复并持续增长，东南沿海很快会承担起“火车头”的作用；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
但这两个判断的现实基础正在改变。
第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与全球金融海啸关系不大，是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现象，东南沿海“出口拉动型”模式不可持续；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再不可能帮助大型国家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
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1997年，正是中国“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步入旺盛时期的初始阶段，现在是“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收尾时期。如果中国采取199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办法，只会增加更多的产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危机，会造成长时期的“通缩”和更大的“经济危机”。不仅不能率先走出低谷，有可能在别国走出低谷时，我们正好走进低谷。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等发达国家走出了低谷，也不必然中国就恢复2007年的增长速度，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一定偏好中国的制造产品，可能更加偏好越南、印度等国的制造业产品，甚至扶持朝鲜发展制造业替代中国的制造业。这都是可能的。发达国家有太多的选择，何况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已经失去了低成本优势。
防止“海口化”
低增长不完全是坏事。日本在低增长下发展了近30年。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沿海地区应对危机是非常珍贵的。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在随后的近20年中，也出现了“倒闭潮”和“失业潮”。近30年来，日本一直是有步骤地向海外输出产业、资本、技术、管理、人才等，变日本经济为全球日本人经济。尽管日本国内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但并没有因为经济低增长或负增长，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继日本之后的亚洲“四小龙”，最近10年，产业和资本等也一直在向外转移，同样，亚洲“四小龙”并没有出现十分严重衰退，资本积累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为什么向外输出产业和资本等，可以帮助本土度过危机呢？因为“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是阶段性的，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后，“出口拉动型”战略就没有意义了。产业和资本不向更落后的地区转移，必然会“倒闭”。而主动向更落后的地方输出过剩的产业、资本、品牌、技术、管理和人才（包括熟练工人），利用他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等创造价值，获得的是“绿色收益”（将污染留在了他国）。这是变“本土经济”为“非地经济”，虽然可能导致沿海GDP增长放缓，但沿海人的财富积累会加快，资本积累会加快，更有利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