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之心 敢为天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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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知晓“皇甫平”的风云过去，或者只是听闻 《改革不可动摇》 里的疾声呐喊，这样的周瑞金，或许是陌生的：
他每日参禅，诵心经，念大悲咒，读过的经书数以百计；他恪守养生的平衡之道：“一天五个一”（起床后一杯水，早餐一只鸡蛋，中午一匙醋，晚饭一杯酒，睡前一瓶奶)；他还笃信“认知科学”，常琢磨生命之起源，惊叹佛经对于生命预言的精湛；他甚至关注陈晓旭出家，想着有机会见面一聊。
68岁的周瑞金，大半生驻足意识形态岗位，笔下风云际会，放下笔来却是修禅十八年的参研佛学者。
他与禅学的结缘，始于十八年前在 《解放日报》 任上的身体微恙。1989年，刚受命担起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重任，即面临一场。当时的 《解放日报》， 作为全国意识形态的重镇，周瑞金主管全局社务，掌控报纸版面，深知队伍动向、字里乾坤，常殚精竭虑，彻夜难眠。当年他落下了偏头痛的毛病，服药无济于事，便借人举荐问诊当时上海中医学院王教授，教授治病重在治心，指明并非单纯生理病痛，实因思虑过度，精神紧张，包袱太重，便建议他向内求清宁，以打坐和修禅去浮躁，防失据，安方寸。是为开端。
不想从此与禅随形，持十八年而不易不断，静坐冥思之态，几成周瑞金标志性身影。常不分场合，不论时间，大凡坐定，便盘腿若莲花。有点匪夷所思的是，即便后来调任 《人民日报》 副总编辑，在编委会那样严肃正经的场合，他亦复如此。别人若问，他总是一句，习惯了，习惯了。
其实何止是习惯。1989年那会，他辨时局，甄是非，掌原则，重政策，“既按中央精神办事，又保护了员工，没有伤害过人”是圆满结局。
也在那会，他始读南怀瑾先生的 《论语别裁》 ，不禁击节，传统经典也可演绎至此，不若寻章雕句般的考据小学。后又经王教授推荐，觅得南先生的 《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彼时的周瑞金打坐初学，常不得要领，不免腰酸腿痛，杂念纷飞，自得指导，一招一式，竟渐入佳境。他说，真是奇功。为此，他写了一篇 《奇书・奇人・奇功》 刊登在杂志上，“那算是大陆第一篇全面介绍南怀瑾先生的文章”，文经汪道涵先生推介，竟一时被高层所识，放之案头。南怀瑾先生获悉此文后，专程派弟子到上海看望这个“忘年交”，后信息往来，神交数年。
待到与南怀瑾先生见面，已是十年后的1998年，当时周瑞金赴台湾访问，绕道香港，专程拜访，以慰倾慕之心，更圆了面讨禅学的夙愿。
儒释道三家都讲修身养性。退休后，周瑞金回到上海，住在清静的寻常寓所里，少了案牍之扰，自命“闲云野鹤”说，始得专注修禅，才有茅塞顿开之感。
他相信宗教与哲学、科学一样之于人类文明觉醒的推动作用，就好比，他坚信改革才是中国前进的正途一样，不容置疑。他对既往中国，总是贬斥宗教，把宗教与封建迷信混为一谈，一如他谈及改革方向几遭质疑的事实，无奈中有些遗憾。
如是，许多外人眼里的耐人寻味，在他自己而言便是水到渠成。比如，晚年静坐修禅之姿，却常伴辛辣文章与敏感危殆之言，从 《改革不可动摇》 、 《越南改革值得关注》 ，甚至上海社保案、政治改革思想等等，他总是以笔为器，痛快淋漓，外人看来，整个横眉怒目，哪有安定若闲？
周瑞金慨然一笑：“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他说，佛家讲普渡众生，不是专求小我的安宁平静和健康，这才是最终目标，才是真正的个人修为。
“我观察改革争论了两年，发现主流媒体都不说话，任凭异见汹汹，混淆视听。我洞悉清楚，才写了 《改革不可动摇》 ，引得中央和社会重视，促成改革共识达成。这才有利于国家社会，有利于众生，也才是修禅者应有的境界。”
争议也随文章而来。 《改革不可动摇》 发表之初，一时风雨如磐，惹得好事者揭其老底，蜚短流长，扣其“利益集团代言人”、“改革教条主义者”的帽子。他还写过其他切中时弊的文章，结果不怀好意者反唇相讥，进行刻薄的人身攻击。
对此，周瑞金总是一笑置之，懒得理会，“修禅者首要内心求安，实话直说，我已心安，不求其他。”
对于民意最初的“不理解”，他亦不强求，“寄希望于觉悟”。他说，佛祖也是这样，受苦受难，以此引导众生，终会渐悟。
常有人问他：“现在写文章，每发必中，人是越来越老，文件也很少看了，为什么？”他说，那是因为“我能透彻。佛家讲究通，讲究灵性，思想与语言不时出现在你静思之时”。
话听起来有些不可言传的神秘，他却一副笃信的姿态，可以解释的似乎是：他经历了那么多改革起伏，人生亦几遭起落，想来是非曲直早已了然于胸，所谓“通”倒非妄言。
这时，他想起了一副对子，隔着电话，默诵开来：“静思足以养老，至乐莫若读书”，准备写出来放在家里自省。还有一副，他写在了自己的书 《宁作痛苦的清醒者》 里：“为天地立心，为民众立言”――两者合一，竟是他此次采访的最后一句禅： “以出世之心，为入世之事。”
（摘自《中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