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内不会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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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季度经济数据来说，最富悬念的莫过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谜底的解开，二是未来宏观政策的取向。
GDP增速超预期 全年保8%无忧
GDP环比再创新纪录。数据显示，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9%，与此前统计局网站文章所预计的约8.0%一致。根据我们的测算，这意味着GDP环比增速突破了1994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环比折年率增速超过18.0%。如果以1953年以来的年度数据来对比，这也是仅次于1970年19.4%的第二高增速。
第四季度破10%可能性大，全年保8%无忧。考虑到第二季度经济增速超预期，同时考虑到去年下半年基数较低，同比数据应当有所上升，我们上调年内GDP增长预期。第三季度GDP增速预计将在8.5%-9.5%，中值9.0%；第四季度预计为9.8%-10.6%，中值10.2%。各季度GDP同比数据总体呈现“逐季步步高升”的态势。2009年全年GDP增速大致在8.1%-8.5%之间，中值8.3%。
在宏观数据强劲反弹的背景下，微观状况也出现改善迹象。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是企业利润增长情况。第二季度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2.9%，降幅较第一季度的-37.3%放缓14.4个百分点。
结果同样显示，企业利润在去年第四季度探底后，自今年第一季度开始呈现环比回升势头。可能因此前下跌过深，第二季度回升幅度也达到了1999年以来最大。因而，对这种回升仍须谨慎乐观。
回升格局还不平衡 基础仍显脆弱
回升格局不平衡。虽然第二季度经济出现了强劲反弹，但回升的格局仍不平衡。统计局数据显示，在上半年7.1%的经济增长中，最终消费的贡献为53.4%，拉动3.8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投资）的贡献为87.6%，拉动6.2个百分点；净出口的贡献为-41.0%，拉动-2.9个百分点。由此看来，经济回升的绝对主力依然是扩张性政策刺激下的投资。
今年以来的动态数据，也支持了这种判断。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大幅上升，消费对经济贡献明显下降，而净出口对经济的负向拉动也更加明显。这表明，当前经济回升的基础依然相当脆弱。而在这“三驾马车”中，除投资在当前具有较强可调节性外，消费和出口的前景都仍不够乐观。
对于消费， 6月份当月零售已由上月的15.2%下滑至15.0%，这是今年2月份以来的首次减速。除非未来继续出台新的刺激政策，否则，下半年继续稳定消费的压力很大。
对于出口，海关数据显示，经季调后的6月出口环比增速为4.5%，较5月的0.2%扩大4.3个百分点；6月进口环比增速2.2%，较5月的4.4%缩小2.2个百分点，这似乎显示出改善的初步迹象。尽管如此，但总体仍在低位徘徊。
而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西方主要经济体依然在衰退泥沼中挣扎，中国经济当下即已出现的强劲复苏无疑令人艳羡，由此已经招致了“中国应当允许人民币汇率升值，并向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这将令全球复苏进程加速”（注：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的言论）的声音开始出现。这将成为经济强劲反弹后中国不得不小心应对的“甜蜜挑战”。
物价进入观察期 政策未到调整时
面对经济的强劲反弹，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为市场所广泛关注的巨量信贷所蕴含的未来通胀风险，是否可能诱发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反应？由统计局发言人的表态来看，物价问题已进入观察期，政策可能微调，但短期宏观调控基调和货币政策的根本取向还不会发生改变。
在市场所关注的信贷与未来通胀风险的问题上，发言人大致均衡呈现物价上升和下降两方面的因素。在下降因素方面，是当前物价仍是下降状态，而一段时间内的总需求仍然不足和产能过剩，也将构成价格上涨的抑制因素；在可能造成上涨的因素方面，则主要是国内信贷的高增长和未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向国内传导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上涨的因素更多是“未来”的、具有“可能性”的，如果有所谓“当前”的问题就是信贷增长过快；而下降的因素则是眼前正在面对的现实。
由此，对于发言人最后进行的总结，对物价问题要“更多地予以关注，冷静观察，抓住当前的主要问题和问题的主要方面”，其所蕴含的政策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了。短期对物价运行更多只是“关注”，毕竟同比仍为负增长，还不具备采取直接手段的条件；但对于广受关注的信贷，则未来调控必将加强。
在总体宏观政策取向上，发言人表示：“国民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回升态势还不稳定，回升格局还不平衡，回升过程中还存在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下阶段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在具体问题方面，外需依然“明显不足，严重萎缩”，“一些企业、一些行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企业实现利润还在继续下降，财政增收增支的压力还很大，产能过剩还较突出，就业压力还比较大”，未来对于这些问题还“不能有丝毫懈怠，巩固和发展经济企稳回升的好形势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这意味着，短期内宏观调控政策的总基调仍将保持稳定，但笔者认为，在今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则可能由当前的“扩张”倾向回归到更为“中性”的表述，政策的灵活性、前瞻性、稳健性和结构调整将会被更多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