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流入的产业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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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开放经济条件下，借助外商直接投资（FDI）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化和升级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基于1993—2009年的有关数据，本文构建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表明FDI在整体上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是一种积极影响，并且对三次产业的这种作用和影响是相同的，但囿于FDI规模和结构的制约，这种正向效应却不是很明显。因此，扩大引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就成为山西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利用FDI促进本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作用机理；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1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2—0014—03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学者有关外资流入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颇丰（Camilla，2002；Hunya，2002；Eva，2005），并且国内学者基于中国情形的研究也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成果（Cheng&Kwan，2000；郭克莎，2000；王洛林、江小涓和卢圣亮，2000；赵晋平，2001；卢荻，2003；陈明森，2003；胡祖六，2004）。近年来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尝试从省际层面探讨FDI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如姜冰（2003）在借鉴法国洛林吸引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利用FDI促进辽宁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陈丽蔷和张晓明（2006）则进一步考察了利用外资调整辽宁产业结构的效应和对策。田素华（2004）以上海为例，用OLS分析法检验了引进外资对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效应，结果发现FDI有利于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却不利于其第一与第二产业的发展。而黄志勇和许承明（2008）在分析FDI在上海产业和行业内分布特点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1999—2006年间FDI对上海三大产业贡献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三次产业是有作用的，FDI的流入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三次产业作用的大小是一样的，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三次产业作用的大小则是不同的。孔小文和王春明（2005）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就FDI对广东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了考察，认为从总体来看，广东省外资流入分布已出现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的趋势，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此外，利用1990——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廖东升（2006）对广西利用外资对其产业结构影响的效应和机理进行研究，并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广西如何进一步利用外资提升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提出对策建议。徐晓宏（2007）利用1983——2004年的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对浙江产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在浙江的产业分布严重失衡，因而可以通过促进浙江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来调整。但目前却未曾见到国内外有关引进外资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将对此做出初步尝试，以弥补理论与政策层面上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

二、山西产业结构及其FDI现状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上个世纪末的20多年间，出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山西的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煤焦、冶金、电力等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上，从而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和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区域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山西的三次产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产业结构也日趋朝着合理化方向演进，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已由1978年的20.7：58.5：20.8转变为2009年的6.5：54.3：39.2。在这一过程中，第一产业比重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由于受山西资源禀赋优势与国家总体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共同影响，其发展趋势一直比较平稳，并且始终占据着很大比重，而第三产业大体则呈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因此，总的来看，山西产业结构自1984年起一直呈现“二三一”的发展格局，且第二产业始终是推动山西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基本动力。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实施开放政策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引进长期以来困扰其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主要是紧缺资金和先进适用技术），因此对国外资本（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资本）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就成为山西走向世界的首要选择，这就使得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据山西省商务厅公布的有关统计信息显示，2007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进展最大的一年。全年利用FDI合同额达24.72亿美元，增长88.6%，实际利用外资22.56亿美元，其中纳入商务部口径统计的为13.43亿美元，增长184.5%。比2002年增长4.39倍，年均增长40%。但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纳入商务部统计口径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所下降，分别为10.23亿美元和4.93亿美元。分别给出了2000——2009年山西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规模、相对规模（FDI流入量占当年GDP的比重）及其增长率。

三、FDI与山西产业结构调整：实证检验

从国内外已有的经验来看，一国（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途径有许多，而借助于FDI实现本国（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这一点对于能源工业大省山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就现实经济而言，流入山西的FDI是否促进了本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这一积极作用，则是本文以下部分将要着重完成的工作。

（一）计量模型

三次产业增加值的相对变化是反映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指标，利用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最终体现为不同行业实际利用外资对其增加值的贡献。由于难以获得不同产业部门实际利用外资的时间序列数据，因而需要为其寻找一个合适的替代变量。从已有经验和相关统计数据来看，山西省合同利用外资总额在1992年前与实际利用外资的差距较小，1992年后合同利用外资总额波动幅度加大，但可以大体反映实际利用外资的趋势，因此可以使用不同行业合同利用外资额作为解释变量，将不同行业的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山西产业结构变化的具体影响。我们以第i产业增加值（GDP；）的对数Ln（GD Pj）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第i产业合同利用外资额（FDIi）的对数Ln（FDIi）作解释变量。

考虑到本文样本数据的特点以及研究问题的实际经济意义，我们将选择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由于面板数据具有两维特征，因而模型选择的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参数估计的有效性。这样一来，在实证分析时就首先要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检验。一般而言，除混合估计模型以外，面板数据还可使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估计方法，即如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则利用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LSDV）进行估计；如果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则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Greene，2000）。因为它可以极大限度地利用面板数据的优点，尽量减少估计误差。

而在具体的实证检验中，使用面板数据模型主要有三种模型可供选择，即混合估计模型（OLS模型）、固定效应（FixedEffects，FE）模型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RE）模型。通常可以首先利用F检验识别应该使用混合估计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而利用Hausman检验来识别应该使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二）数据的选择及说明

1.数据来源

本文的面板数据模型使用1993——2009年山西省三次产业的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及三次产业的工业增加值的数据进行分析。所有的数据资料均来自相关年份的《山西统计年鉴》。

2.数据说明

关于三次产业的划分，本文是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2003年第14号文件《关于印发（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的通知》的标准划分的。其中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三）实证检验

1.模型选择

如前所述，在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需要对模型选择进行F检验，以决定是采用混合估计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也即相对于混合估计模型来说，是否有必要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可以通过F检验来完成。因此有：

对于不同横截面的模型截距项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

对于不同横截面的模型截距项不同（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因此，在本文的实证检验过程中，混合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被拒绝，应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随后可进一步利用Hausman检验来识别应该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有：

对于不同时点的模型截距项不同（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对于不同横截面的模型截距项不同（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综上所述，在本文的实证检验过程中，我们应该采用个体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表4给出了计量回归的结果。

2.估计结果

清楚地看出FDI对山西三次产业的贡献大小。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对山西三次产业的优化和升级是有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山西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回归系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次，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山西三次产业的作用的大小是一样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各个产业的增加值提高0.1151个百分点；最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三次产业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三次产业的固定效应分别为—0.3384、0.1841和0.1543，也即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产业产生的是负向效应，而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生的是正向效应，并且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要大于第三产业。

四、结论和启示

从上述回归结果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整体上对山西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的是一种积极影响，并且对三次产业的这种作用和影响是相同的，即FDI每增加1%，将会导致各个产业附加值提高0.1151个百分点。但这种正向效应却不是很明显，这与刘宇（2007）利用1984——2003年间的有关数据对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检验结果（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导致我国各个产业的增加值提高0.316个百分点）以及黄志勇和许承明（2008）采用1999——2006年的有关数据对FDI对上海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导致上海各个产业的增加值提高0.290个百分点）存在着较为明显差别，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在实证检验中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替代变量选取的是合同利用外资额，那么这种差异就表现地更为明显。我们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同全国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山西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吸引外资的政策偏颇所致。

另一方面，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始终是一国（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题中之意，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目的之一。长期当中，产业结构中的三大产业的比重应该表现出这样的变化规律：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然后基本上保持稳定，第二产业的比重持续上升后保持稳定或略有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持续上升。但从现实情况看，山西三次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却出现了偏斜，因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就成为山西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首先应对和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从理论上讲，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FDI促进一国（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应该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路径选择，然而从我们的检验结果来看，尽管利用FDI促进山西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效应是存在的，但却不是很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与全国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山西吸引外资的规模还不是很大，尤其是外资流入的产业分布与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山西产业结构的整体偏斜。因此，扩大引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就成为山西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利用FDI促进本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