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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为何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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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执行:王静、郝科、王宏州、刘龙、许晶、张瑜洋

3月21日,在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著名德国艺术史学家、ZKM顾问汉斯 · 贝尔廷(Hans Belting),汉学家、歌德学院创建人米歇尔 · 康 · 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主讲的讲座“另一种现代性?”中,汉斯 · 贝尔廷曾提到他想重新认识艺术,在西方的当代艺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面临创造力困境的今天,亚洲、南美洲的艺术是否能够取代现存的欧美艺术?他认为我们的艺术史已经走到历史的关键时刻,艺术向更多的方向打开自己,呈现更多可能,他也想邀请中国的同行讨论:如何对艺术进行界定?同时在3月25日在与卢迎华和苏伟“再谈《现代主义后的艺术史》”的对话中,贝尔廷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而从即将于今年6月开展的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中国平行展的“扎堆”现象,及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酝酿到今年年初大规模爆发的“当代水墨”热潮中,也从另一个侧面表述着中国的策展人和艺术家们对于输出自我文化意识和艺术表现的种种“野心”—且不论这种“野心”是出于当代市场稍显疲软后另辟蹊径的商业化操作,还是潜心寻找文化意识延续及裂变可能性的严肃思考。

但正如米歇尔 · 康 · 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在谈到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时所说,1985年的中国艺术家像土匪一样逃到西方当代艺术市场中,把所有的东西抢走并穿在自己身上,穿得很奇怪、很有意思,却都以“现代化”的名义。他们只想在现代化里找一个自我解放的方式,同时也不考虑艺术市场,因为市场根本不存在。90年代以后,阿克曼发现两个重要现象,第一中国开始反思传统,反对盲目仿造西方;第二中国自己开始发展艺术市场。针对盲目仿造西方这一问题,他提到中国学界新概念的出现—“中国性”,该概念试图避免所谓“现代性”的西方圈套,避免一律大叙事。阿克曼建议,面对中国复杂的现实,重新回到对“现代性”的思考,思考什么是现代化的意义?什么是另一种现代性?

与上世纪90年代很多艺术家努力寻找与革命记忆或戏谑现实的符号化努力不同,今天艺术样式的杂多性似乎为当代文化的发展环境营造出了更加宽松与自信的氛围,艺术家们不再简单地希望得到西方话语系统的俯视性赞许或施恩(至少在表面上不会表现出单纯的卖乖嘴脸),但泥沙俱下的自信与自满有时却也不可避免地让某些形式(材料、主题和艺术门类)沾染上跳梁者的肤浅气质。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文化的系统中到底处于怎样的位置?西方的当代艺术是否也面临着像中国一样的困境和烦恼(如传统的束缚、整体创新脚步的停滞或放缓、市场的干预所带给艺术创作中的浮躁气息等)?是否存在着一种具有“国际性”的艺术语言等等?在大而化之的理论分析已经成为把握潮流的简单药方的时,生动的欠缺却总会让文字和观点显得干涩与说教,而回到不同个体的视角来分散理论上对于潮流的断然分析与概括,也是本期专题的目的之一,具有“海归背景”的策展人、植根本土的艺术家、在东西方世界来回穿梭的行业从业者,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式”艺术或“中国当代”的输出?“输出”的目的何在?又或者“输出”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当难免会有片面性存在的各方观点汇聚在一起的时候,思考的维度或许也会因此拓宽,并引发出日后更进一步的体系建立与深层思考吧。(文/郝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