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胖哥:有一种怜悯,关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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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容易嚼的面，煮得尽量软一点。”“深圳胖哥”对服务员说。
8月8日的拍摄结束之后，纪录片《最后的心愿》的工作人员以及两位讲述人祝老和刘老，一起在北京东四环边上的一家餐馆吃晚饭。老人们年事已高，“深圳胖哥”生怕照顾不周。
“深圳胖哥”的真名叫李明辉。那个为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们熟知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2005年，在“以野心和财富为食”的深圳，一天，李明辉路过过街天桥，见到一位老人在乞讨。老人名叫廖云端，自称滇西抗战老兵，80多岁，身患重病来深圳求医，却无力负担昂贵的医药费。老人的儿子讲述了父亲当年跟随中国远征军抗战的往事，李明辉先是惊讶，惊讶于自己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而后又半信半疑，怀疑老人的身份。胖哥凑了2000多元，让老人治病。
细心而执著的李明辉特地去查阅了史料，这才确定了老人的身份。
廖云端老人窘迫的境遇给了李明辉很大的震撼。从此，李明辉的人生和这群境况堪忧的抗战老兵紧紧联系到一起，难以分开。
老兵们真正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
2007年某一天，李明辉站在云南保山一户破败的房子门口，迎面走来两位老人。一位扛着锄头，一位挎着箩筐，佝偻着身躯，颤颤巍巍走过来。
两位老人都已年过耄耋。房子是老人自己搭的，屋里光线昏暗，除了锅碗，几乎没有家具。屋外有一个形似猪圈的窝棚，棚子里铺着干草，上面躺着一个人，那是两位老人患了精神病的儿子，身上盖的被子已经黑得看不出模样，棚子里臭气熏天。
“这就是一些中国远征军老兵的生存状况，看了你会落泪。”
这次到保山来，已是重访。在此之前，李明辉已经通过云南保山的统战部，陆续向滇西抗战老兵捐助了数目不小的资金。“钱捐出去了，总是会关心流向了哪里，有没有到老兵手中，所以我每年会回去几次。”
李明辉还为老兵们送去了自制的抗战纪念牌和纪念章。
“老兵们都视如珍宝，后来我们去看的时候，他们都把纪念牌用好几层红布包得严严实实。他们不知道这份纪念来自于哪个团体，哪个机构，却把它看得很重很重。我能感觉到，这些风烛残年的抗战老英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认可。”
2009年，李明辉发起组建了“关爱抗战老兵网”。在这个论坛上活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发现老兵，寻访老兵，关爱老兵。他们通过网路集结，力量有限，但有热情。用李明辉的话说，“不仅是有热情，而是有感情。”
论坛持续更新着关爱抗战老兵的善举，有关爱行动的发起和记录，有捐款通道，还有每个月资助款发放的明细账目。“深圳胖哥”李明辉每天为此奔忙。
拍摄纪录片《最后的心愿》是件“自己的事”
张良清老人从军前在天台老家有妻室。从军之后，在重庆又娶妻生子。后来，老人重庆的妻子孩子因为战乱饿死病死。现在老人年事已高，一直萦绕在心头的一个愿望就是去重庆看一看。
李明辉帮助的这些抗战老兵，最年轻的85岁，最年长的已百岁有余，风烛残年，时日无多。很多老人都有未了的心愿，却无法自己实现。
于是李明辉和长期“送老兵回家”的孙春龙在“关爱抗战老兵网”上发起了“帮老兵实现最后的心愿”的活动。与此同时，李明辉决定自己拍摄纪录片，记录老兵们的口述历史，帮他们完成“最后的心愿”。
这次来北京，李明辉的任务是拍摄纪录片《最后的心愿》的天津和北京两站。口述人叶于良、祝宗良和刘勇康是抗战时期在北平和天津活跃的“抗日杀奸团”的成员。
“‘抗团’的这段历史，我自己也是最近一年才有所了解，他们都是不为我们所知的老英雄。”
祝宗良老人完成了上海的拍摄之后，又跟着纪录片的剧组来到了天津和北京。“老人们都很愿意为你讲述自己的抗战历史，他们对这段历史的感情比我们更复杂。”
对于纪录片《最后的心愿》的归宿，李明辉说得很是平淡：“我就是把它当件自己的事情在做。”李明辉没有对纪录片作过多的奢望，放映、发行，都没有考虑，“只是在记录”。
“中央电视台的两个导演为我们这次天津和北京的拍摄义务做导演，但我们不奢望纪录片能在央视播出。”
他说，每位老兵的背后都有一部催人泪下的辛酸历史，他们已风蚀残年，任何一点小毛病小意外都可能“说走就走”，他只怕来不及。
李明辉已在心中构思了片尾，一支“风中之烛”，摇曳着，最后熄灭……
除了帮助老兵，我没有工作
云南保山的抗战老兵，每人每月100元的资助，一共300多位老人。李明辉自掏腰包，把每季度的资助款项让当地统战部帮忙转交，当时，李明辉每月大概要为此支出2万多元。自由职业者李明辉的钱从哪里来？
“我没有固定工作，长期做这些事情我也没时间工作赚钱。股市最火的时候我赚了一些钱，到现在也就吃那些老本。”
对自己的事情，李明辉不愿多谈，他的朋友舒伟进说：“明辉不是富豪，那些老本也不是不会见底的聚宝盆。2005年到现在，明辉已经花去了不止100万。”
好在后来更多的人加入到了资助抗战老兵的行列。“现在云南滇西抗战老兵每人每月已经能获得600元的资助，已经够了。我们正在把这些捐款引导向其他地区需要资助的抗战老兵那里。”
《最后的心愿》纪录片开拍之后，资金又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没有播映计划，不存在“投资方”一说，一直是李明辉个人支持摄制组的花销。
1996年来到深圳闯荡的李明辉，至今还是租房住。去年才结婚，却又顾不上家。如果没有日复一日关爱老兵的举动，如果没有捐赠出去那100多万，李明辉像普通人一样，在深圳有着体面的工作和生活，这绝对没有问题。
家人对他做的事情持什么态度？李明辉轻描淡写地笑着说：“挺好的。”舒伟进笑着调侃道：“长时间在外面，回家很少，家人当然有意见。但是明辉的太太人很好，我经常请他们两口子到我家吃饭，顺便帮着明辉说说好话。现在啊，说好话也不管用了。”
除了怜悯，还有一种历史情感
记者：对于一直坚持的关爱抗战老兵的事业，你做何评价？
李明辉：这是一件该做的事吧。
记者：“送远征军老兵回家”的孙春龙曾说，这是一份不会有成就感的工作。
李明辉：对。你做慈善、做希望工程、做义工、解救拐卖儿童，都会有成就感。但帮助这群抗战老兵你不会有成就感，因为他们特殊的身份，你有再大的能力也解不开他们心里的心结。相反你自己会积累很多的负面情绪。
记者：什么样的负面情绪？你也曾说：“历史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是我们的本意。”
李明辉：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志愿者，他们很容易偏激，很不冷静。但那个阶段我早已经过了，现在不会这么偏激。
记者：什么动机会让一个人长达六年，花费这么多财力做这么一件事情？
李明辉：我能这么长时间地跟下去做这件事，是因为我总能见到他们。最早，我捐出了钱，就想知道钱的去向，于是每年两三次地到滇西回访。接触得越多就越能体会老兵们的痛苦，那么，离开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为了做这件事我还看了很多书，查阅了史料，这就对他们的痛楚有着更深刻的了解。
记者：是你个性使然，还是换了别人也会这样做下去？
李明辉：很多人都会像我这样做，但不会是每个人。对那段历史了解得少，你就不会投入太多的感情。如果不了解历史，在你眼里这群老兵就会和普通的穷苦老人一样，你会怜悯，但少了一种历史情感。除了物质，他们更需要的是精神支持。
记者：凤凰卫视的中国远征军纪录片、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书籍《国家记忆》、崔永元的《我的抗战》、孙春龙的“送老兵回家”……这仅仅是一股风潮吗？
李明辉：会有人持续地做这件事。但当然也需要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个体的力量总是不如公众的参与。
记者：这件事最终应该由谁来承担？政府？还是某个民间组织？
李明辉：当然政府能承担最好。但是这是一个缓慢发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