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不同类型的住房消费和“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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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住房消费与美国完全属于不同的类型，或者说中国住房消费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一种“孤本”。

无论是美国次贷危机还是由这一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都只是一种助力因素。当中国政府试图抑制房价时，次贷危机在世界市场的远端构成了一种应该预防和挤去房地产泡沫的氛围。随后中国政府对房价的打压使房地产市场萧条化时，发现自己从一个极端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所谓对房价的控制所造成的结果是交易严重萎缩。这时，金融风暴在美国风卷云涌了起来，它既严重威胁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为中国政府重新恢复和刺激房地产交易提供了一种理由。

但是，由于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土地的国家所有、国有垄断资本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统治、高税收和高储蓄等因素，中国国民经济终究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高度“自治”体，其一切的变化都是主要根源于自身的因素，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政府和国有资本的主导，房地产业尤其拥有这样的性质。在这样的一种经济体系中，人们的住房消费倾向似乎是自由的，但终究是被政府政策和资本主导着的。

中国住房消费与美国完全属于不同的类型，或者说中国住房消费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一种“孤本”。

美国民众进行住房消费的基本背景是土地私有、自由经济、民主制度、公民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相对的地区自然均衡，人们对住房的消费主要基础是自身的自由生活选择和工作选择。这就呈现为两个方向的基本倾向：一是居住的稳定化，其主要实现渠道是在所热爱的生活、工作地没有制度地进行置业；二是居住的临时化，其主要渠道是在暂时的生活、工作地没有制度地进行租赁。

因此，美国房产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一个发达的租赁市场，由永久性置业与临时性租赁互为共存。这样一种住房消费特征当从永久置业的角度看时，所呈现出的就永远是消费不足特征，也即这个市场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可以被竭力发掘的永久置业欲望，让人们实现提前消费。当人们被诱惑，资本与置业者都存在着发生理性误判的倾向，当这种理性的误判积累出置业者无法支付实现提前消费应该承担的贷款责任时，并且这种情况所涉及的金额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次贷危机也就爆发和蔓延了开来。因此，面对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美国政府试图“救市”时，就必须要救民众和救金融双管齐下，一方面减少和减除民众的债务及其责任，一方面收购金融机构及其股份予以盘活。

中国民众进行住房消费的基本背景是土地国有、政府和国有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极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扩大着的地区差别及差距。户籍制度的本质是公民人身法定性质的不自由，公民人身可以自由流动而不能自由迁徙，工作、生活在甲地，而作为公民的人身责任和权利则可能在遥远的乙地，从而导致一个庞大的双重住房消费市场，即一个公民既在甲地需要消费住房，但在乙地也不得不保留住房。由于地区差别及差距巨大并日益扩大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具有自然的均衡性，人口流动基本倾向只能是单向性的，庞大的人口流动潮从内地落后地区向沿海发达地区、从农村向大中型城市进行强烈涌动。在这种人口流动中，户籍无法与租赁配套，这就决定了中国无法成就良好的住房租赁市场。当租赁市场不能良好地成熟时，人们的住房消费就只能选择以购买为目标的出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地、农村乃至中小城市即使造了很多房子，但其意义不过是一种户籍所在的象征，是一种类似于农业时代“故土”或“祖屋”的符号化住宅，居住效用非常之低。

因此，住房真实消费的主体就越来越集中到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根本上所面临的恰恰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供应不足，也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本质是一种严重的短缺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中国政府试图“救市”，其基本的途径就不是救民众，以提升民众的置业能力，而是救房地产资本，以刺激增加供应和实现销售。由于房地产资本与金融资本长期积累下的利益关系，在美国金融风暴的背景下降低中国金融业的风险就是自然的，因此，这一风暴也是借以救房地产资本的机会、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