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手抄新闻”沿街叫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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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抄新闻”(Notizie Scritte)又名“新闻信”、“威尼斯公报”。诞生于威尼斯，其报道内容主要是船舶航期、市场行情等商业新闻以及对商业贸易有直接影响的政治、战事和宗教等信息。“手抄新闻”作为现代报纸的雏形。在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手抄新闻”的发行方式，不仅有助于对报纸发行方式的研究，更有助于对“手抄新闻”的全面认识。

国内学者关于“手抄新闻”发行方式的有关论述

国内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手抄新闻”发行方式作了如下论述：

中国人民大学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等著的《外国新闻传播史》写道：小报不定期，沿街兜售，每份一个铜元(一说张贴在公共场所。凡八内阅读须付一个铜元)。张允若、高宁远著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也持这种观点。

四川大学欧阳明先生在其《外国新闻传播业史稿》中描述了更为详尽的五种发行方式：一是贴在公共场所。用栏杆等围起来，走近阅读付一枚铜币。二是将手抄小报贴在室内墙上，阅者交费。这种报房叫新闻房。三是抄写多份，沿街叫卖。四是接受订货，按照买方要求打探消息。五是将手抄小报定期寄给订阅者。复旦大学李良荣先生在其《新闻学概论》中也持这种观点。

尽管上述两种论述存在不同之处，但都认为“手抄新闻”存在沿街叫卖和固定场合(公共场所)付费阅读这两种发行方式。表面看来这两种发行方式似乎并行不悖。但实际上这两种售卖方式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沿街叫卖是指“手抄新闻”生产者抄写多份沿街流动售卖。而公共场所的付费阅读则是在固定场所付费阅读或付费宣读。沿街叫卖和固定场所付费阅读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地点固定与否，二是是否需要抄写复制多份。

本文认为“手抄新闻”作为现代报纸的雏形，无论从其内容、读者对象还是就其生产的经济性来看。沿街叫卖的发行方式都是可疑的。也许在“手抄新闻”向现代报刊转变的过程中，在与印刷的新闻书、周报竞争的过程中出现了沿街叫卖的方式。但这并不代表沿街叫卖就是伴随“手抄新闻”始终的发行方式。

“手抄新闻”沿街叫卖的可疑性

相关权威史书、辞书没有记载沿街叫卖这一发行方式。日本著名新闻史学家小野秀雄在他1961年出版的《内外新闻史》中写道：“威尼斯城居地中海贸易中心，与地中海沿岸诸港及德国商业都市联络频仍，成为集中世界各地新闻的都市。因此，威尼斯市除了个别的通讯业者外。又产生了一种以抄写并贩卖新闻为业的人。当时称为Gazette。最初的Gazeue于1536年发行，逐渐流传到罗马、德国及意大利的其他都市。学者称其为手抄新闻。”

法国学者阿尔贝等人所著的《世界新闻简史》在谈到报纸起源时有一段是专讲意大利的：“手抄新闻……‘新闻传播者’(意大利人称menanfi)组织起来，为王公贵族或者商人定期提供手抄新闻稿。当时，人们往往把这类手抄新闻称为‘威尼斯札’。因为当时意大利的威尼斯既是重要的商业中心。也是这些新闻稿的主要集散地，手抄新闻稿曾经流传到整个欧洲。到16世纪，手抄新闻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我国台湾新闻史学者李瞻在其所著的《世界新闻史》中写道：“威尼斯手抄新闻(Notizie Scritte)发行于1566年。这是一种正式的单张新闻纸。最初这种新闻纸张贴于公共场所。凡阅读者须付一枚小的铜元。叫做‘Gazzetta’。以后这个名词即当作报纸的名称，故威尼斯‘手抄新闻’在有些英文书籍中，亦称威尼斯公报。”

《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报纸出版”词条中谈及“报纸的先驱者”时写道：“重要的商业中心威尼斯。也是新闻信的重要中心。在1563年同土耳其交战时，威尼斯政府发行定期的通告纸(fogli davvisi)，即手写的新闻纸。在公共场所宣读。由于听取宣读的入场费是一个‘格塞塔’(gazeta)，于是这个词便成为这类官方新闻纸的常用名称，即使后来新闻纸印刷出版并公开发售了，仍然使用这样的名称。”

《美国百科全书》“报纸”条目谈到报纸的起源时写道：“16世纪初期，手写的新闻纸在威尼斯流行起来。1562年首次出现了印刷新闻纸(Printed news-sheet)，即每月出版的《手抄新闻》(Notizie Scrltte)。《手抄新闻》每份售价一个铜币，报纸的称呼之一Gazette，可能就来源于此。”

前四种辞书都没有明确指出“手抄新闻”是沿街叫卖的，而《美国百科全书》关于“手抄新闻通报通常每份一个铜币”的论述也并不能说明“手抄新闻”是沿街叫卖的，只是标明了“手抄新闻”的价格。但是上述部分辞书却明确提到了“手抄新闻”贴在公共场所付费阅读的传播方式。表明“手抄新闻”在公开场合被付费阅读。从上述这些权威史书、辞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手抄新闻”沿街叫卖的发行方式是可疑的。

“手抄新闻”内容及读者时象的特定性表明沿街叫卖的可能性很小。“手抄新闻”的诞生与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其在商业港口或商业城市产生，而且内容也是与商业有关的内容，如直接的商业信息以及与商业环境有关的政治情况。“手抄新闻”的读者对象则主要是商人与王公贵族，这与阿尔贝在《新闻简史》中的论述是一致的：“手抄新闻……‘新闻传播者’(意大利人称menanti)组织起来，为王公贵族或者商人定期提供手抄新闻稿。”既然“手抄新闻”面向特定群体传播特定信息。这就决定了当时“手抄新闻”沿街叫卖的可能性很小。

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域的结构性变化》的相关论述也可以对此提供佐证：

从14世纪开始，传统的商贾邮递因此而被组织为一种基于行会、为其目的服务的通信系统。商人组织了第一批邮路，所谓普通邮政。其发送是有规定日期的。大贸易城市同时也成为新闻交流的中心；随着商品交换和证券交换逐渐成为持续性活动。对这种新闻交流的持续性的组织也就必不可少。几乎在股票市场产生的同时，邮政和报刊使常规的联系和常规的交往成为制度。当然，商人满足于一种将信息局限于圈内人的系统，市镇和宫廷的官府要的是一种只服务于行政需要的系统。两者都无异于具有公共性的信息。

这段话首先指出早期新闻交流的持续性的组织与商业行会有关，其次是信息的传递局限于圈内人(商业行会成，员)，第三是为官府(王公贵族)提供的信息传递则服务于行政系统的需要。最后得出无论是为商业圈内人还是为官府提供的信息都具有公共性。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手抄新闻”最初是为商人群体、王公贵族群体服务的。而这些群体的信息消费也与商业行会、官府行政机构这种具有公共性的空间相联系，亦即这类信息的阅读空间多为商业会所、行政机构这类公

共空间，因此“手抄新闻”发送的目的地是明确的。“手抄新闻”没有必要沿街叫卖。

手抄的复制方式表明“手抄新闻”公共空间付费阅读的发行方式更为可取。张允若先生在《威尼斯小报是最早的印刷报纸吗――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学大辞典)有关条目的质疑》一文中，经过论证得出了“16世纪的威尼斯小报是一种手抄新闻，不是新闻学意义上的报纸，不是定期连续出版的新闻印刷品”的结论。尽管此时威尼斯已经有印刷的新闻印刷品。但是总体来讲“手抄新闻”仍然是其主导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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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手抄新闻”的生产、复制方式主要为手抄，并非印刷出版；这就决定了“手抄新闻”的生产数量不可能很高。“手抄新闻”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追求投入产出的最大收益。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既然只要手写一份张贴在公共场所中便能获取收入，那么生产者为何还要复制多份沿街兜售呢?如果说“手抄新闻”的读者很多。需求量很大，那么生产者可以复制多份沿街兜售。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其时“手抄新闻”的读者数量很多。需求量很大。况且其时西方国家的识字率很低。“手抄新闻”作为报纸的雏形，满足的是一种特殊的需求，是为特定群体生产的。甚至某些手抄新闻就是专门定制的。

“手抄新闻”手抄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手抄新闻”沿街售卖的方式并不可取，因此“手抄新闻”更多地在公开场合被付费阅读，这种付费阅读还包括宣读(即为不识字的人读新闻)。在涉及公共事务时，宣读更为可取，如1563年威尼斯同土耳其交战时。威尼斯政府发行定期的“手抄新闻”，在公共场所宣读。因此“手抄新闻”沿街兜售的可能性较小。

结语

总体上看，“手抄新闻”满足的是特定人群的特定需求。因此它可以采用定制或订阅的方式进行生产，这与“手抄新闻”沿街叫卖的发行方式是不相符的。如果说“手抄新闻”生产者想扩大传播范围，获取更高的收益，那么可以采用公开场所付费阅读的发行方式以获取更多的收益。从供求关系来看。因“手抄新闻”人工抄写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复制数量不可能很大，面对不断增加的需求。“手抄新闻”处于一种供小于求的状态。因而也没有必要沿街兜售。况且相关史料也证明了“手抄新闻”时期，人们的识字率很低，因此即使需要“手抄新闻”，也可以通过公共场所付费阅读(宣读)就可以满足自身的新闻欲求。因此，“手抄新闻”沿街叫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如果“手抄新闻”存在沿街叫卖的发行方式，那应该是在印刷的新闻书出现后。“手抄新闻”从业者在与“新闻书”、周报的印刷商竞争时出现的售卖方式。而此时“手抄新闻”已进入发展末期，行将消失。因此，“手抄新闻”沿街叫卖的发行方式是可疑的，沿街叫卖不是伴随“手抄新闻”发展始终的发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