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本质理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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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0年代以来企业理论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企业本质问题却一直众说纷纭。科斯之前的经济学坚持了企业的生产性本质,忽视了企业的契约性;科斯及围绕科斯展开的企业理论重视企业的契约性本质却忽视了生产性;最近的企业本质研究进一步分散化:强调声誉、战略、权力等因素。企业本质理论牵涉到多个方面,从企业家角度出发似乎可以给统一的回答。
[关键词]企业 企业家 企业的本质
一、科斯之前的企业理论
古典企业理论的显著特点是从劳动分工的角度看企业,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1776)开篇认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企业是分工与专业化的产物。斯密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被认为是“关于厂商、产业功能理论的核心,并且还可以用来说明许多其他经济问题”。
与亚当•斯密相比,马克思更关注分工的另一方面:协作。马克思(1876)认为企业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合作组织,通过协作能够产生超过个人生产力加总的集体力量。在企业中,“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时管理、监督和协调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P374,无疑这种分析逼近了现代企业理论的诸多命题:监督、分工、公司治理等。
马歇尔将组织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核心,他认为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257,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这使得组织尤其是工业组织成为报酬递增的主要力量。在企业的生存与组织演进上,马歇尔认为还有自然选择的力量,“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
在马歇尔之后,经济学思想大量地被模型化,企业被抽象为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函数 ,并着重研究它的应对要素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化规律。在这个夸奖中,生产技术或者生产函数 本身是外生给定的,企业要做就是按照MR=MC的原则选择产品和要素组合。这样新古典企业理论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参照体系,并通过将更多的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从而可以不断修正其结论以得到更接近现实的解释,正是由于这种非常有力的概括使得新古典企业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它抓住了企业追求利润这个根本命题。新古典企业理论给与我们诸多理解企业的方便,但却不能解释企业的内部结构、管理、权威来源等问题。
二、科斯以及围绕科斯展开的企业理论探讨
科斯探讨了企业的本质、规模和产权,但由于这些理论没有很好的模型化,而且科斯本人在描述这些问题时也存在含糊之处,因此在科斯之后,经济学家由于对企业问题的不同理解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派别。其中张五常(Cheung,1983)、霍姆斯特朗(Holmstrom,1979),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ain and Demsetz,1972)发展了完全契约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哈特(Hart,1986)发展了产权理论。
张五常(Cheung,1983)认为,与其按照科斯的观点把企业看作是对市场的替代,不如说企业是一种要素契约对一种产品契约的替代。企业和市场都是一种契约,两者并无区别。张五常认为,企业描述的只是契约安排的一种方式,关键是这种契约安排方式所节约的定价费用是否能弥补成本。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继承了科斯交易费用的思想,发展了交易费用经济学。该学说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以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三个概念为基石,认为契约天然是不完全的,因此需要一种私下的治理结构(企业)“注入秩序,转移冲突,实现双方共同利益”。这是因为企业最显著的优点是控制手段更多,也更有作用,一旦发生冲突,以权威或命令形式解决冲突比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价格更低。
格鲁斯曼、哈特与穆尔(Grossman and Hart,1986;Hart and Moore,1990; Hart,1995;简称GHM模型)不满于交易费用学说的逻辑,建立起产权学派。其基本逻辑是:存在专用性投资的企业之间的契约是不完全的,这会导致各方投资不足,因此应该设计某种最佳产权结构来保证最大化的联合产出。
三、企业本质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进入1990年代以来,企业理论不再单纯地围绕着科斯的轨道运转,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企业权威的看法,对企业本质问题的理解更加分散化。
与威廉姆森和哈特等人强调资产或产权等“硬”的核心要素相比,克雷普斯(Kreps,1990)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声誉与企业的关系,强调的是企业中“软”的核心要素。现实生活中契约是不完全的,因此在有限次博弈下,交易各方就容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如果交易次数足够多,当事人处于重复博弈状态,那么各方就会注意自己的声誉(Reputation),声誉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因此在重复博弈下,声誉的作用使得交易不一定要频繁发生,任何人都可以放心地与长寿的一方签约并接受对方的权威指令。这长寿的一方便被定义为“企业”,企业的核心是声誉。
Dow在不完全契约的视角下,把企业看作是一组战略的联结而不是一组契约的联结。Dow特别指出,有效的企业形式不一定要最大化准租,“关键是能否使投资者在准租分配过程中获得足够的激励”。投资者的剩余分配份额取决于其谈判能力,而谈判能力取决于其对专用性投资的重要性,这顺次决定了企业的委托权的安排。
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 and Zingales,1998,2000)认为产权学派将企业定义为物质资产的集合太狭窄,实际上企业有很多更核心的要素,企业之所以具有权威是由于核心要素所有者掌握核心要素的“进入权”决定的。因此如果说GHM将企业看作是一个资产集,拉詹和津加莱斯则把企业看作是一个“权力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