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民俗内涵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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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俗学被引进中国之初，包括以后一段时间，对于民俗的界定一直没有脱离民间文学、民间古俗甚至传统历史学的影响。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的界定大大扩充了其内涵的外延。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了泛民俗的观点，是对传统民俗界定的挑战。但是不管怎样，只有将民俗内涵的界定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潮流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凸现出这门学科的重要性，才会促进学科理论的完善，也才能在众多学科中争得一席之地，而不被相关学科淹没与吞噬。
【关键词】 民俗；内涵；流变
【作 者】马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4级博士生；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4-0096-005
On the Origins and Changes of Folk Inteuson
Ma Weihua, Hu Hongbao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folklore be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cluding along time after that, the definition of folk never broke away from the influence of folk?literature and ancient folk, even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The folklore educational circle?of the new period, Mr. Zhong Jingwen as its representative, offered their new?definition of folk. This had greatly expanded the extension of its intension. In the?recent years, someone put forward the view of extensive folk. It is a challenge to the?traditional definition. But in any case, only linking the definition of folk tightly with?the trend of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an we show the importance of this?discipline, promote the perfection of its theory and fight for one seat in numerous?disciplines. Otherwise, it will be flooded and engulfed by relevant discipline.
Key words: folk ；intension； change
自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斯(W．J．Thoms)向《雅典娜神庙》杂志写了一封信，信里建议将“撒克逊”语中的“Folk”(民众)和“Lore”(知识)合并起来，取代以前研究中采用的“民间古语”、“通俗文学”等术语。这一事件标志着民俗学这一学科名词的创立。后来，该词逐渐被国际上许多学者接受，成为国际上通用的学科术语。民俗学其实就是研究民俗的科学，到底什么是民俗?对于民俗该如何界定呢?
长期以来，国际上对于民俗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界定对“民”和“俗”的认识都比较宽泛。“民”不仅指后进民族，也指文明民族，它是人类的全体民众。“俗”则指人们的一切生活文化。狭义的界定，有的认为“民”只是落后的人群，有的则认为“俗”仅指文化的遗留物或者民间文学、民间生活中的仪式、禁忌、祭祀活动等等。总体来说，狭义的界定存在许多不足。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俗的界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某个时期，某些学者对于民俗的界定，可能会成为一时的主流观点，但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在不断发展，因而，民俗到底是什么，也一直在变化。本文试图从学科史的角度，将不同时期对民俗的界定进行归纳，理清其中的一些脉络。
一、民俗学研究早期对于民俗的界定
民俗学尚未舶来中国之前，世界各国学者对于民俗的界定也可谓众说纷纭，较有代表性的大概有以下几类。
以威廉・汤姆斯为代表的民俗学家，认为民俗就是民众的知识。他在给《雅典娜神庙》杂志的信中提出：“贵刊发表的文章常常显示出对于我们在英格兰称之为‘大众古俗’或‘大众文学’的那种东西的兴趣(不过，我趁机提一下，与其说它是一种文学，不如说它是一种知识，并且用一个很好的撒克逊合成词来表示它最为恰当，这个词就是Folk-Lore―民众的知识。)”①(P46)
以泰勒(E．B．Taloy)和福雷泽(JG．Frazer)为代表的进化学派民俗学家，认为民俗就是古代的遗留物。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有许多。福雷泽提出：“民俗学研究的只是在别的事情已经升到较高的平面的民族，那里所见到的较原始的观念和举动的遗留物。”②(P27)泰勒在其著名的《原始文化》一书中也对文化遗留物有过明确的解释。
以泰勒为代表的进化学派人类学家对于民俗的界定，影响甚大，在一段时期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以至于当民俗学引进中国之初，这一观点仍在一定时期被广泛采用。
这一时期，众多学者对于民俗内涵的界定，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即都从民间文学入手，以研究神话、歌谣为主，不断将民俗内涵的外延扩大。在扩大民俗内涵外延的过程中，对于“民”的界定显得尤为突出。一开始，许多学者认为民俗中的“民”只指原始的部落，或者落后的人群，到后来才逐渐将其拓宽到本国民众的范围内。
民俗学何时传入中国呢?民俗学史研究专家王文宝先生认为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应该从辛亥革命(1912年)之后说起。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可谓功不可没。1913年12月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首先提出了建立民俗文化组织的建议。1913年12月周作人写了《儿歌之研究》一文发表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该文首先使用了“民俗学”一词。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由刘半农、沈严默、沈兼士、钱玄同四位教授组成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掀起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搜集民歌的浪潮。尽管学界对于中国民俗学产生、起源的具体时间仍有一些争议，但是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对于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推动，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民俗学在中国创立之初，对于民俗的界定，主要限定在民间歌谣、俗语、俚语，最多扩大到风俗习惯、民间文艺等角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著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惠祥先生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只限于古代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新发生的事象不能把它纳入研究的范围。”③(P25)胡愈之先生则提出：“后来研究的人渐多，这种事业，差不多已成了一种专门科学，在英文便叫‘Folklore’――这个字不容易译成中文，现在只好译作‘民情学’。”“民情学中所研究的事项，分为三种：第一是民间信仰和风俗，第二是民间文学，第三是民间艺术。”④(P5)
限于文章篇幅，笔者不再援引当时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上述观点基本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民俗学被引进中国之初，包括以后一段时间，对于民俗的界定一直没有脱离民间文学、民间古俗甚至传统历史学的影响。这从当时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见一斑。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江绍原的《发须爪》等著作。因而有人评价这种研究状况说：“在其发展过程中，自亦难负于文学之渲染，然究距吾辈所期望之民俗调查及研究尚远。盖此运动之倡导者多为文学家、史学家，缺乏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之理论基础，眼光较为狭隘。”⑤(P12)
因而，这个时期中国学界对于民俗的界定，基本上还是沿用西方的观点，创新不大。20世纪初期英国民俗学家班尼(Charlotte?Sophia?Burne)女士在其著名的《民俗学手册》(《The?Handbook?of?Folklore》1914年版)一书中提出：“民俗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留物。”这一观点对中国早期民俗学家关于民俗的界定影响极大。按乌丙安先生的观点：“我国30年代的民俗学研究在确定范围时，主要以英国的班尼的说法为理论依据。”⑥(P10)杨成志教授的《民俗学问题格》、林惠祥先生的《民俗学》、方纪生先生的《民俗学概论》等著作中关于民俗的界定都深受班尼女士的影响。
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解放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民俗学一直被封杀。因而，对于民俗的界定也并没有什么创新，基本上仍然停留在解放前的研究水平上。
二、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民俗学新时期对于民俗的界定
当中国民俗学被封杀而停滞不前的时候，国外民俗学研究仍在不断发展。当代国外民俗学研究界对于民俗的界定大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威廉・巴斯克姆(William?R?Bascom)和厄特利(F．L．Utley)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家将民俗界定为民间口头文学。巴斯克姆曾说：“在人类学的用法中，‘民俗’这个术语变得常指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和其他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艺术表现形式。因而，民俗可以被界定在语言艺术范围内。”⑦(P53)
同一时期，美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多尔逊(Richard?M．Dorson)将民俗界定为传统民间文化。他说：“如果我们用‘口头文学’、‘传统文化’或‘非官方文化’来代替‘大众古俗’，我们就比较接近民俗学家思虑的真正焦点了。”⑧(P55)
美国当代另一位著名的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Dundes)教授不但将民俗的享有者界定为整个群体，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有所限制的人群，而且将民俗的内涵扩大到整个传统文化领域。
上述三位著名学者各自对民俗的界定影响都很大，成为民俗学史上对民俗界定的重要流派。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民俗学者无法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与这些当代国外学者进行对话，无法及时了解国际民俗学界的新动向。
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基本上一直处于空白时期，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状况才得以扭转，整个民俗学界对民俗的内涵才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说：“从30年代起，我就注意到广大民众自己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并且创用了‘民间文化’这个新术语。”⑨(P70)可见，钟先生自30年代起，就将民俗界定为“民间文化”了。
钟先生后来对民俗的界定基本上沿用了以前的观点，只是将其界定得更加完善、更加准确。从1979年起，钟先生又重提“民间文化”说，有时也称为“生活文化”。在其1982年写的《民俗学及其作用》一文中，钟先生说：“民俗学(Folklore)是一门社会科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⑩(P70)
后来，在其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民俗学概论》一书中，仍然沿用了上述观点：“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1](P1)这部著作将民俗的范围界定在整个民间文化，包括口头文学、民间信仰、风俗习惯、民间工艺、民间艺术、民间科技、民间组织等方面。
以钟先生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界对于民俗的界定，首先突出了它的全民性，认为“民”就是“以人民为主的全民族”；“俗”就是包括物质与精神在内的生活文化。认为民俗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民俗必须是由集体创造、传承并且享用，这是民俗产生流传过程中体现出的基本特征。二、民俗必须体现出时间上传承的特点，即纵向的时间跨度，横向的传播、扩张。三、民俗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会伴随人们的生产、生活而长期相对地固定存在。此外，由于受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民俗在传承、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存在变异。四、民俗具有一定的类型性或者模式性，它必定是社会中大部分人所共有的文化模式或者行为准则。
因而，以钟先生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内涵的界定与时展的潮流紧紧联系在一起，也是民俗学被引进中国之后，中国民俗学人在继承国外、国内学界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的高度概括的学术总结，无疑对中国民俗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民俗学研究的新时期，除钟敬文先生外，其他一些著名民俗学家如乌丙安先生、张紫晨先生、陶立?先生都从不同角度对民俗有所界定。以乌丙安先生为例，乌先生于1985年出版了《中国民俗学》一书。在该书中他虽然没有对民俗给出具体定义，但仍然做了详细界定。他说：“民俗学是研究整个民间生活与文化的科学；它既研究民间的精神生活，也研究民间的物质生活；它既研究文明民族的人民生活与文化，也研究后进民族甚至野蛮民族的大众生活与文化。”[12](P5)
但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学者对于民俗内涵的认识基本上没有脱离钟先生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在为王娟女士的《民俗学概论》作的序中就认为：“后来钟敬文、乌丙安、张紫晨、陶立?、仲富兰、陈勤建、陈华文、陈启新等的八部概论虽各有特色，但体系大致差不太大，多为在西方传统民俗学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实际有新的发挥。”[13]
此外，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有些学者将“民”与“俗”拆开来界定，认为“民”就是全体民众，“俗”就是一切生活文化。如此界定在民俗学研究史上无疑具有深远意义，但是将民俗从字面拆开来理解恐怕有些欠妥。众所周知，汉语词汇有单纯词、合成词之分。单纯词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合成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如“群众”、“电车”、“生产力”等词汇。在汉语词汇中合成词数量较多，而多数合成词并不是语素意义的简单组合，如“买东西”一词中的“东西”，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拆开来理解。因此，笔者认为“民俗”作为一个汉语合成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比简单地拆开来理解要更科学、更具有学术规范。
三、近年来对传统民俗界定的挑战
如果按传统民俗的概念去理解民俗，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今天的一些新生事物?比如，近年来有人就提出全国人民观看春节联欢晚会也可算作一种新民俗。再如，许多新鲜事物都在挑战传统风俗。以汉族婚俗为例，传统的婚俗事象固然在许多人中传承、享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许多新的结婚方式，如旅游结婚、潜水结婚、空中结婚等等也在许多人中进行。
上述新生事物到底是民俗呢，还是社会时尚?若按传统民俗学对民俗的界定，类似人们观看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事物根本算不了民俗。因为它根本不具备传统民俗学对民俗界定的几个特点。
面对此种现象，有人又提出了泛民俗的观点。何为泛民俗?按照徐华龙先生的观点，“泛民俗与传统民俗在表现形式上有着许多不同，其中最根本的有两点：一是异化，二是新创。”[14]因而，泛民俗就是近年来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与传统民俗有关，但又有些变异的民俗事象。
如果按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民俗学家对民俗的界定，民俗必须由民众创造、传承、享用，毫无疑问泛民俗观点对民俗的界定，挑战了传统的民俗概念。
“泛民俗”观点，虽然在当前的民俗学界尚未成为主流观点，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拓宽民俗研究视野的新思路是可取的。
传统的民俗学研究，不管认为民俗是原始遗留物，还是遥远的古俗，还是民间文艺(民间文学)，或者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精神方面的生活文化，这些观点都给人一种感觉，就似乎象英语中的“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似乎总是在强调过去的，甚至已经逝去或者即将逝去的东西。而民俗学家的工作似乎就是去搜集、整理，设法保护这些传统民俗。然而，我们这个世界毕竟在发展，许多活生生的随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会现象，尤其那些与传统风俗有关，但又有些变异的东西，我们不管将其认不认作民俗，作为民俗学研究者，我们有责任去解决这些活生生的社会问题。徐华龙先生也说到：“民俗学绝不是放在闺阁之中的花瓶，也不是藏在深山里的古董，它必须面对现实社会，去分析、研究这些新出现的与民俗有关的社会现象，只有关注社会的现实，学科才会有生命力，也才能够发展。否则，就会脱离人们的生活，而陷入一种孤芳自赏的境地。”[15](P326)
与此同时，目前整个民俗学界都在呼唤壮大学科队伍、呼唤中国民俗学有更多自己的理论，而不仅仅去做简单的以描述为主的民俗志。因而，拓宽民俗内涵的外延，提出“泛民俗”的观点，在这样一个民俗学理论相对匮乏的大背景下也显得势在必行。
因而，笔者认为不管“泛民俗”的观点是否科学，民俗内涵的外延必须扩大，至于界定到什么程度，怎样来界定，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不管怎样，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将民俗内涵的界定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潮流紧紧联系起来，才能突现出这门学科的重要性，才会促进学科理论的完善，也才能在众多学科中争得一席之地，而不被相关学科淹没与吞噬。
参考文献：
①⑦⑧⑨⑩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②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③④苑利．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⑤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⑥[12]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1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3]王娟．民俗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4][15]徐华龙.泛民俗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