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调控使中国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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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日本房地产泡沫危机仍旧让人记忆忧新。日本经历房地产泡沫之前，一直保持较高增速：在20世纪50～70年代经济起飞阶段，年均增速超过10%；在70～80年代经济增速高达7%；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却如同吹起的肥皂泡，表象极度繁荣。银行为了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上占据一定份额，无节制地发放抵押贷款给正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土地投机的房地产和建筑公司等开发机构，引发了土地投机的热潮。而后，除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外，一些由日本财政部支持的住房贷款机构也在土地投机中大量发放信贷资金给开发企业，进一步降低了融资成本，导致土地价格更加上扬。1990年年末日本土地资产总额达2389万亿日元，比1985年年末增大1.4倍，所增大的1385万亿日元相当于当时GDP的三倍。同时，日元升值，货币宽松，房地产、股票价格节节攀高，日本国民心态高昂浮躁。1991年春，伴随着经济减速和泡沫破灭，日本土地和股市投机的不动产企业、建筑公司大都陷入破产倒闭、土地担保融资银行产生大量坏账、金融机构接连倒闭的情况，日本在泡沫中沉沦，至今已经经历了两个失落的十年。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情况同样令人担忧：中国房地产投资起步较晚、增长较快、且增速远远快于经济增长率。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束了低迷，压抑了一年的房地产需求再次启动，全国房价，尤其一线城市房价上涨非常快。北京、上海、深圳投资性住房购买分别占总住房购买的62%、51%、57%。2009年不少城市土地出让金交易收入创记录，如北京922亿元，杭州1200亿元、上海991亿元等等。从房价收入比的角度来看，如果按一线城市二手房的平均价格和一线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来计算，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月供/收入比在2009年末接近100%，这样高的比例更让人相信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有相当的泡沫。
在调控政策密集出台之前，大部分专家认为房价不会跌。有一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即认为中国经济今后会持续增长，人口拐点在2015年前后才能出现，所以在此之前，住房需求非常强劲，房价还会继续涨。这种认为房价会一直涨上去的观点是十分危险的。
经过对比研究发现，当前的中国虽然存在着相似之处，但也有四大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要刺破资产泡沫。从日本经验来看，目前调控政策的出台非常及时。由于财富效应对经济拉动显著，令许多人觉得陶醉，但房地产泡沫却在不断地发展。相信只要吸取经验教训，采取有效和有前瞻性的政策，尽早地刺破地产泡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未来几年仍可以持续，避免重蹈房地产泡沫破灭而产生经济严重衰退的覆辙。
主要相似之处足以引起警戒
相似的国际环境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着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困扰，里根政府选择维持高利率，通过逐利性的外资流入既解决赤字国债的购买者问题，又得以维护国际收支失衡。然而，高利率进一步加剧了美元强势，使得本已脆弱的美国制造业更加举步维艰。在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等相关利益集团强烈要求下，美国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促使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货币升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
1985年9月，美、日、德、法、英五国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签订“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广场协议”签订后的三年内，日元升值50%以上，国际资本在高利润的驱使下，大举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近五年时间里，日本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目前，美国“双赤字”依旧，中国同样面临升值压力。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提出再平衡战略，抛出“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言论，欧洲也同样希望通过出口摆脱经济危机，中国面临同当时日本一样的升值压力。
相似的发展战略
战后的日本，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基础设施投资较大，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导方式。直至1970 年初，伴随着国内产能过剩，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瓶颈，日本经济经济增长方式逐渐由“投资主导型”转变为“出口主导型”。1981年开始，日本出口拉动GDP大幅增长，对GDP贡献达到23%左右，日本贸易顺差高启，出口依赖成为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战略。
中国长期以廉价的劳动力，形成在国际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加之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居民少消费多储蓄的习惯，内需严重不足。此外，中国同样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经常项顺差甚至在2007年达到GDP的10%。此次金融危机以前，中国货物与贸易净出口对GDP贡献一直较大，2005年此贡献率达到24.1%，与当年的日本十分类似。
相似的低消费率
1965～1989年，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中，其消费率持续低于60%。中国自2000年以来，消费率同样偏低，并不断呈现下降的态势。相应的收入分配结构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体制性因素，制约了消费率的提高。2008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为35.3%，同年美国居民消费率为70.1%，印度为54.7%。
相似的宽松货币政策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由于担心不断升值的日元会对日本的出口造成不利的影响，其央行加大了国内的货币供给量。在之后短短的几年里，日本货币供给的年增长率都维持在10%以上。M2占GDP比重持续上升，从1980年的140%左右，增加到1991年泡沫爆发前的近190%。大量的货币投放，造成了当时的流动性过剩。
在加大货币发行量的同时，日本央行多次降低利率。1986年1月，当美元兑日元突破1美元兑200日元大关后，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了0.5%，并以此为开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连续五次降息，将基准利率最终调整至2.5%，贴现率也达到了战后的最低点。这种情况维持了两年零三个月，直到1989年5月才上调到3.25%。低利率的长期持续使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出现了流动性过剩。在日本政府扩大内需政策及宽松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全国掀起了国土开发热潮，大量资金流向了股票及房地产行业，使得资产价格出现暴涨，泡沫积聚。
中国于2008年11月启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转向“积极”，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降息。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表现在，近几年来的M2占GDP比例年年攀升，高于发达国家水平。2009年全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同时M2增速之高史无前例，2010年M2增速超过19%，全年总体流动性依然较为宽松。
相似的稳健财政
1973年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陷入萧条之中，为此日本大量发放国债，债券市场的急速发展。1980年财政赤字/GDP比重达到近5%左右，其后财政状况大幅改善，赤字逐年减少，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中国为刺激经济增长，近几年财政赤字大幅减少，即使在大幅财政刺激的2009年，赤字占GDP比也只有2.2%，一直依然控制在3%的国际警戒线以下。中日均为走出经济低谷，采取了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从总体来看，并没有带来国内通胀率的提高，两国的债务比例仍在可控范围，财政政策实为稳健。
相似的资产泡沫风险
20世纪80年代日本土地投机的热潮高涨，地价、股价联动，资产价格循环上涨。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情况同样令人担忧，2011年1月，68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
相似的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
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注重支持经济转换，制造业比重停止上升，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主要依赖出口的增长转化为出口和内需扩大并重。1986年5月，日本政府发表了“面向21世纪产业社会长期设想”，提出以对外实现“国际水平分工”，对内实现“知识融合化”作为产业结构的新发展方向。并推出三项具体措施：一是刺激国内需求，推进“内需扩大主导型”战略；二是鼓励对外投资；三是充实社会公共投资，提高国民福利水平。
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包括“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在内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揽子计划，出台了上百项政策措施和实施细则，力求扩大国内消费、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加快产业技术进步。
相似的转型战略和举措
1986年4月，为解决贸易和经常收支盈余扩大造成的对外摩擦、特别是与美国的经济摩擦，日本政府采纳了当时著名智囊团提供的《寻求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因当时的议长是前日本银行总裁前川春雄，所以人们简称其为“前川报告”。前川报告提出的基本思想是“制订国家全民的政策目标，缩小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盈余），以求达到与国际及其他国家的协调，并表示实现此目标的决心”，提出了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转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导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内需的增长却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而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需求也大幅减少。因此，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扩大内需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总书记指出“面对国际经济新形势，我们要切实实施好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来自国际经济环境的各种风险，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9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2010年经济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时又进一步提出，“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实现内需和外需有效互补，同时提出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未来几年，扩内需、调结构将作为中央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政策加以实施。
四大不同之处为中国提供腾挪空间
人口总量及结构不同
日本总人口在1990年即达到高峰，而中国要到2030左右才会达到人口顶点，联合国预计那时的中国人口总量为14.6亿左右。人口总量影响总产出及总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关键作用。另外，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即出现“刘易斯拐点消失”，而中国人口红利将持续到2015年，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建立养老保障制度，改善劳动力市场，提高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培训，打破户籍制度等方式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
农村发展水平不同
1985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在已经达到76.7%高点，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而现在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处于加速阶段，截至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45.68%，仅相当于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当时的日本人均分配均匀，城市与农村差别并不明显，传统产业向国外转移，致使国内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对日元升值反应较大。而中国恰好相反，城市农村有很大差距，中西部发展慢于东部。近几年，中西部呈现追赶效应，产业结构呈现东部向中西部的结构性转移过程。
外资参与程度不同
日本更加注重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外资进入有种种限制，从1978年到1998年的二十年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着很低的水平，出口企业中以日本本土品牌为主，所以当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日施压时，美国企业一直支持政府的举动。而中国是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1979～2008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5万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共8500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的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外资流入增长了30%，高达1080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吸收外资国。跨国公司近几年一直将中国列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地。中国虽然同处在较大的升值压力下，大幅升值会尤其损害以出口为主的跨国公司在华的经济利益，美国政府很难向当时要求日元升值一样，得到广泛支持。
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控制力不同
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引流及监管，大量资金并不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流入制造业和服务业，而是流入利润较高的股市楼市。投机资金过量投入不动产行业，造成资产价格飙升。当时日本金融机构、企业法人间交叉持股，股东之间“相互持股、互相抵消”，金融机构由政府保护，企业集团由金融机构保护，从而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优惠、互不干涉的状态，导致了整个日本 “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集团”三者之间融为一体，监管职责不明、社会监督不强、约束松弛。日本金融机构是房地产泡沫的最大支持者，为泡沫源源不断输送能量直到泡沫破灭的最后一刻，地产泡沫持续长达10年。
中国银行和大企业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银行放贷方向和多少受到政府政策的控制。中国政府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可以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从源头上控制投机资本。一旦房地产行业有过度投机的现象，中国政府适时出手，打压泡沫，如2007～2008年全国各地的房价下跌，正是政府调控房价的体现。
总结
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比，在国际环境、发展战略、消费率、货币政策、财政状况、资产泡沫、产业政策、转型战略和举措等八个方面存在着相同之处，足以让中国引起警戒。然而现在的中国与日本又存在四大不同，人口总量仍在增加，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城市化进程还在加速，中西部产业结构转移不至于产生“产业空心化”问题；吸引外资较多，美国很难向当时要求日元升值一样，逼中国就范；中国政府可以控制银行放贷、引导资金流向，适时出台打压政策，抑制资产泡沫无限扩大。故而，只要积极地吸取日本泡沫的经验教训，相信历史不会重演，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重蹈类似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而产生经济严重衰退的覆辙。
（作者系瑞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