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蒯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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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蒯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他哲学研究中的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观点,也是他整体主义观点的反映。本文通过对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可译性、翻译方法的可变性及翻译的交际本质的探讨,旨在推断出“翻译的不确定性”理论在翻译活动中所起到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 蒯因翻译翻译的不确定性

1960年,蒯因在《语词和对象》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其主要内容为意义的不确定性。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道:“只有根据人们对社会可观察的刺激所做出的明显的反映的倾向,才能核实语言的意义。”蒯因的这种行为主义的意义观是其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虽然蒯因提及的“翻译”是指译者在对原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猜测词语的意思,但是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论题是有它的普遍意义的。深入探究翻译不确定性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方式,对我们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翻译的不确定性的哲学理论基础

1.1翻译的不确定性是蒯因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观点的体现

蒯因提出,由于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指称的不可测知性,导致了翻译的不确定性。前者是由于外部可视的刺激条件不足以确定单个词的意义而产生,后者则是由于一个词项所指称的对象具有多种可能性所导致。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蒯因曾假设了一种情形,名为“彻底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让一位语言学者孤身前往某土著部落去调查并翻译一种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语言。蒯因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并非是专门针对翻译研究进行理论探索,其真正目的在于宣扬他的语言哲学研究中的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观点。蒯因所举的例子也是极端情况下的翻译活动,不符合一般翻译的现实情况。但从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指称的不可测知性的角度证明翻译的不确定性,这种研究方法对我们了解翻译的本质仍有启示作用。蒯因提出的彻底翻译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翻译不可为,而是让我们意识到外部的行为倾向并不足以完全确定意义和指称,人们对这两者的理解和把握其实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猜测成分。由此也进一步说明世界上不存在惟一正确译文思想的合理性。

1.2蒯因的整体主义的解释

针对这个问题,蒯因进一步说明,翻译的不确定性其实是一个比指称不确定性更强的提法,因为它表示不仅在单词的层次上,而且在整句的层次上,始终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而指称不确定性主要是在单词层次上说的,可以设想在单词层次上有些不可调和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在整句层次上互相抵消了。而句子层面上的分歧只能通过其他一些句子在翻译中的分歧加以弥补。蒯因因此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理解一个句子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来提示不确定原则背后的整体主义。

蒯因曾在《真之追求》中解释说,翻译的不确定性不是因为句子的游移不定或深奥难测,而是因为句子的意义无非就是力求理解句子磕磕绊绊的过程中所能提供的东西。他进一步提到,他的目的不是要主张指称在一般意义上是不可能确定的,而是要通过指称不确定性表明通常的意义概念是可疑的,传统语义学天然是有缺陷的。对此,蒯因仍用整体主义观点来加以解释:任何指称都是相对于一个协调的整体才能成立。也就是说,蒯因的整体主义观点,或者说,他的“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的本体论观点,仍然是“翻译的不确定性”理论的最好注解。

2.翻译的不确定性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表现

2.1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

(1)客观因素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性,表现在各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要素和结构形式。语言的特质决定了诗歌的可译度相对其他文体而言要低一些。中文诗歌中的格律,包括平仄的对应、整齐的形式等,英文诗歌中的音步、轻重音的变换等,都是极难在英汉两种语言的翻译中找到对应的。一些建立在语言特性上的修辞运用,在转换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难题。文化上的差异同样影响可译的程度。各个文化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会预先考虑到与别的文化进行交流的需要。生存的环境不同,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会自然地导致在两种文化真正开始交流时,才发现彼此语言中有大量的不对应。文化差异越大,翻译的可译度相对越低。

(2)主观因素

从主观角度看,影响可译度的因素主要有译者的能力、态度和目的,以及读者对不同文化的包容程度。所谓译者的能力,是指译者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和运用程度,以及翻译的技巧。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越深,对译入语的运用能力越强,则文本相应的可译度就越强;译者对两种文化的理解越深,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越了解,越有利于可译度的提高。翻译技巧运用得越娴熟得当,文本的可译度也会相应提高。

译者的态度同样会影响可译度。这里的态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译者对待文本的认真程度,一个是译者对待两种文化的态度。前一种态度对文本可译度的影响无需多言,后一种态度则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往往只能以自己的文化为出发点,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文化定势和价值尺度来衡量、理解和评价其他文化,并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愿望作为一种文化定势而倾注到对象之中,从而造成巨大的心理反差甚至冲突,这就是文化的隔阂和文化冲突,它们妨碍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这种态度上的区别导致和产生了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上的不同。

影响可译度高低的还有译者的目的。翻译的标准是多层次的,针对不同的目标读者,同样的文本可以有不同的译本出现。译者的目的既受具体翻译标准或者文本针对的目的读者的接受度影响,也受译者的主观目的的影响。

2.2翻译方法是可变的

译界对翻译方法的讨论由来已久。很多人之所以在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是对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没有统一。其实,判断一句话、一个段落乃至一篇作品的翻译方法的优劣,最终的作品成文最有发言权。一篇好的翻译作品,应该体现三个特征。

(1)民族性

翻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它与文化因素、背景知识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各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共性,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地理、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各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情、文化传统及风俗习惯。而这些不同的文化氛围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成为不同民族交往的障碍,所以,翻译决不能作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语言转换,而应该最大程度地传达出原文中的所有文化、民族色彩,即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应该考虑到民族性这一因素,在表达时作适当的调整,否则将有碍于民族之间的了解。

(2)时代性

翻译与时代紧密关联,它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变化,是一种“动态”过程。脱离开时代谈“直译”、“意译”,把翻译看作是一成不变的静止过程,都是不恰当的。当今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吸收外来事物、推出本国文化的机会也不断增多,这就需要翻译理论研究有突破、有创新,翻译实践也要紧跟时代步伐。

(3)通俗性

翻译的目的在于实现不同民族语言的沟通与有效交流,正确、通顺、易懂是翻译的基本要求。当今世界,译著要从精英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翻译的通俗性就显得更为现实。奈达就曾提到翻译要能让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有基本一致的反应,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翻译能做到通俗易懂。我们的译作是让读者看的,让读者看得懂,愿意看,应是一个成功翻译人不可忽视的基本素质。

3.结论

剥开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的面纱,蒯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仍然是其本体论主导下的整体主义学说的反映。蒯因整体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拒斥先验认识,不承认任何终极意义上的绝对真理,使理论永远面对反面证据和批评,同时在这种充满怀疑的环境里,强调研究者主体在提出或修正理论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翻译的不确定性”就是这种理论背景下的产物,值得语言研究者们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Nida Eugene A.,Charles 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 J. Brill,1969.

[2]Quine,Willard Van Orman. Word and Object[M].The M. I.T. Press,1960.

[3]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蒯因.逻辑哲学.三联书店,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