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法不隐”到“史权”:史学家在历史建构中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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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和现实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从“书法不隐”到“史权”的提出，是历史学家对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之间不断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包括内与外两方面。它将促进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促进历史学社会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书法不隐;实录;史家三长;史德;史权

中图分类号:I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44-02

一 ､“书法不隐”与“实录”

“直书”精神是中国史学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首先，了解一下先秦､秦汉时期对“直书”问题的认识。《左传》宣公二年载，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孔子对此评论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又《左传》襄公十四年载，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杀三人而书者踵至。”后世史家遂将“直书”传统之渊源追溯至“书法不隐”，将齐太史､南史氏和董狐奉为秉笔直书的楷模。然而，“书法不隐”作为先秦史官的书事原则，其内涵与“直书”有着深刻差异，同时又具有内在联系。从“书法不隐”到“直书”变化，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求真”原则的自觉与形成。这也应该是史家在认识历史的“真”与“不真”之间的首次权衡。

“书法不隐”是先秦史官的书事原则，其内涵是由先秦“国史”及其“书法”的性质与功能所决定的。先秦史官在记录史事时，遵奉着他们看来是国之“大本”､“大经”的“礼法”为基本标准，“君举必书”，在陈述史事的同时，“寓褒贬义”，“明善恶”，向人们表示一定的行为准则，以维护邦国､家族的安宁长久。这种“书法”便是当时的价值评价标准。

秦汉时期，班氏父子对《史记》得失评论时，提出“实录”观念，随着修史过程中“直书”与“曲笔”激烈斗争，“直书”､“实录”成为衡评史家､史著的主要标准，被历代史家强调和论述。班固在论赞中引用其父班彪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说:“然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吏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直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可见，实录的标准在于文直，即史文“质直”的表述史事。“不虚美，不隐恶”，即是如实记载历史事实。

两汉以后，史官修史日益制度化，成为皇朝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有密切关系。东汉末年，荀悦就提出要建立完备的史官制度:“(上古史官)君举必书，善恶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弥彰，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宜于今者备之史官，掌其典文，记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2]记言载事之史家遂被赋予特殊而崇高的政治职能，即通过善恶必书，而惩恶劝善，对现实政治加以监督､规范和制约。

二 ､“史家三长”与“史德”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的复杂性，思想领域的变化，都在史学的发展中有所反映。这时期由于门阀政治兴盛，促使皇朝史撰述的发展和姓氏之学的兴盛，谱牒之学成为该时期史学活动的时尚。“自隋唐而上，官有薄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薄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3]。唐代，随着史馆正式设立，这种官修史书的弊病更加突显。刘知几曾对这种“权门干预､十羊九牧”发出“头白可欺，而汗青无日”[4]的感慨。中国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理论著作--《史通》就在此时产生。

刘知几还就史家修养提出独到见解。在《旧唐书・刘子玄传》论述道: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也。尤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是骄主贼臣所以知其俱，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叼居史任，自古以来，能赢见斯目者，罕见其人。”[5]

这段叙述，“刘知几明确提出才､学､识的三个史学理论范畴，阐述了三者之间关系，把才､学､识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确定为史家素养标准。把史家素养问题提到更加自觉地理论认识高度，对促进史家自身修养和史学进步都有积极作用。”[6]

到清代，章学诚对史家修养问题提出更高要求。他认为史学只讲才､学､识是不够的，还当讲史义与史德。所谓史德，是指著述历史的写作态度，即史学家的思想修养问题。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为著述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于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呼可哉![7]

在章的论述中，“天人之际”指的是历史著述过程中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天”指客观历史。“尽其天”是要求历史著述符合史实，“人”指人的主观意识，“不益于人”是要求人们对客观历史不掺杂主观偏见。

刘知几和章学诚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上做出很大贡献，构成了史学上两座高峰，对史家修养､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的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述。

三､史权的提出及其意义

无论是“书法不隐”､“实录”思想，还是刘知几的“史家三长”､章学诚的“史德”观，也无论是《文心雕龙》中“素心”说，还是王应麟的“公心”说，都是对史家修养的阐释。虽然他们的认识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他们还是站在时代前头，为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些史家将史学撰述中“曲”与“直”的原因归结为“史权”。他们认为之所以一些史家“曲笔”､歪曲历史史实，是因为根本没有真正拥有实权，或没有正确的对待“史权”。

最早提出“史权”概念的是清代王鸣盛。他认为史学的天职在彰善瘅恶，史家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的品德记载历史。他说“若非良史，则为善者惧，为恶者劝，史权不亦重哉!”[8]在这里，王鸣盛指出史权的重要性，要求史家应该彰善瘅恶､据事直书，但他并没有对史权做进一步阐述。

与其同时代的章学诚在论修志时，因为没有能够获得足够参考资料而发感慨，希望能够“张史权之监察”。章学诚的“史权”属于狭义认识，仅希望能够拥有获得史籍的权力。清末民初的陈黻宸的论述更加深刻､充分。他在《独史》中论述了独识､独例､独力，而后论述了独权。“独权”，就是要求史权的独立。他认为董狐､南史氏之所以能够直书，在于他们不仅自己据事直书，而且他们生于那个时代，身处高位，“史权特重”。“夫使董狐､南史之辈，生秦汉以降，吾又安知其得保首领以殁于地”。[9]若使二位直书的典范放于秦汉，连自己的性命可能就不能保住。他认为司马迁之所以未能尽做史之才，在于汉武时期“史职扫地无余”，史家没有实权。他还为班固辩护，“班固之史，权不足也，后世之过诋固者非矣。”[10]他还认为自班固以后，“史有监修，变本加厉，明实两歧，直笔之司，奚事监为?以监为名，罪同桎梏”。[11]说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以后，随着史馆修史制度的日臻完善，史家已不可能真正的拥有史权。

围绕史权，陈黻宸对史馆以及史官修史做了详细论说，最终把监督权力还原于民众。这种不仅对史权做出限制，而且归权于民众，应该说是认识理论上的巨大进步。

与陈黻宸相比，近代柳诒对史权论述更为全面深刻。他在著作《国史要义》中有关于“史权”的专章论述。就修史问题，他从周官建制，一直分析到明清以降。认为“上下两千年，或以史制相，或以相领史。及史变为相，后别置史，而史又变为相。故两千年中之政治史之政治也，两千年中之史亦即政治之史也。子母相生，最可玩味，而其利弊得失，亦复循环相因。”[12]柳氏论述了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深刻分析了两千年来，为何“史”不能真正独立的原因。

柳氏对中国史权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所给予总的概括是“吾国史权最隆之时，乃职权混合之时。至其区分，则行政､监察､著述，各席其权而分途]进，不得为史权之没落。惟不综观官制及著作之渊源，乃不能得其条理､脉络之所在耳。”[13]他是充分受了进化论影响才得出这种结论的。

谈到这里，不得不提到梁启超先生，他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两界:客观者为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为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14]指出了历史研究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求得其历史发展规律，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由此，历史认识又达到了另一高度。

先秦时期孔子所赞誉的“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班氏父子推崇“实录”精神，重在强调史家的记事原则和直书精神;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和章学诚的“史德”，重在强调史家修养;章学诚的“慎辨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和“史权”重在显示史家在认识的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梁启超的“公理公例”，提出了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历史学家在继承优良史学传统基础上，对史书撰述的要求也在不断反思，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史家自身修养问题;其二为史家如何对待史权问题。这两个方面并非毫无联系，而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作为一名史家既要加强自身修养，又要拥有史权､正确运用史权。

参考文献:

[1] 《汉书・司马迁传》.

[2] 荀悦.《申鉴》卷二.

[3] 郑樵.《通志.氏族略》“正史”小序.

[4] 刘知几.《史通.忤时》卷二十.第十三.[清] 浦起龙 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 《旧唐书》卷一百六.列传五十二.《刘子玄传》.

[6]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7]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卷四.《说林》[M].中华书局，1985.

[8] 《十七史商榷》卷六.

[9][10][11]陈德溥.陈黻宸选集・独史[M].中华书局，1995

[12][13]柳诒徵.国史要义[M].中华书局.1949年，第34-35页，

[14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