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末”之省的文化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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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州人参与科举说起

对推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做评价，历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称赞它的人认为，隋唐创立的这个制度用统一的标准来选拔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能参与国家的政治。否定它的人则指斥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导致人才破坏，国家贫弱。有人则主张分历史阶段来评价它，认为隋唐之际的科举制适应了庶族参政的需求，为繁荣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则因以八股取士，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阻碍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和新型人才的成长。

其实，科举制度通过考试的形式公开选拔人才，算得上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即使用今天的视角来观察，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考生复习同样内容的资料，参加同样试题的考试，在相同的时间里完成答卷，脱颖而出的自然是才思敏捷的佼佼者。如今万众争过独木桥的高考，乃至公务员考试，许多做法又何尝不是如此？

贵州士子得以参加科举，是建省以后的事。科举制度在明朝曾经历过一番起落，洪武三年（1370），明王朝下令从该年八月起“特设科举”，不久又改为用荐举选拔人才。真正恢复科举制度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并明确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几级。其时，因贵州并未建省，亦未开科，故极少有人千里奔波到境外去应试。

就贵州高原范围而言，虽然汉代就有了尹珍的办学之举，但贵州教育长期落后于其他省区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明初建省以前，贵州的府、州、县学廖若晨星。建省以后，虽然先后建起了府学16所、州学6所、县学11所，省境内却没有开设科举考点。生员要博取功名，只能跋山涉水到邻近的四川、湖广、云南等省去参加考试。各省都能“设乡试考场以抡选俊才”，贵州的考生却只能“望天门于万里，扼腕而叹息，欲言而不得言”。这种不公平待遇，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才发生改变。是年，明政府终于决定让云南、贵州分别开设乡试，云南准取40名，贵州准取25名，这已经是在贵州建省122年之后。

贵州独立开科

与最早的试院

明以前，贵州尚未成为省级行政区划，分属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管辖，属三省的边缘地区，故一直未有士子参与科举。明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以后，作为省一级行政区，开科取士不能不提上议事日程。但贵州的开科，一直延续到洪熙元年（1425）才真正开始。是年，明政府诏令“贵州所属有愿试者，湖广就试”。由此时起，贵州始有人赴考。到宣德二年（1427），贵州布政使司针对省境通往邻省交通情况，向明政府提出“缘去湖广甚远，于云南省为近，宜就近为便”的请求，获得批准。从宣德四年（1429）起，改为云南、贵州两省合试。礼部下令将云南科额由18名增至23名。此后陆续增加。到正德五年（1510），云贵合计55名，贵州占26名。其间，已酉科云贵共取士11名，其中贵州一名，普安州（今普安县）人刘瑄成为贵州科举史上第一名举人。

有明一代，在贵州经由科举之路展示才能的官员中，出生于德江水德江司的田秋的确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于正德五年（1510）中庚武科举人，四年后参加会试，获赐进士出身。先后出任福建延平府推官、直隶河间府推官、户部给事中及礼部、史部左给事中，直至当上广东布政事。有书籍称田秋是最早提出在贵州兴办州县学校，开科取士的人，这似乎有些夸大了田秋个人的作用。田秋上《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陈愚见以备遗策疏》，已经是嘉靖九年（1530）、十年（1531）的事。贵州建立县学最早应在洪武十七年（1384）的荔波县学，当时该县尚属广西管辖，但建省不久即划归贵州。普安州学则于永乐年间由废除安抚司后建立，那时，田秋均尚未参与科举。而在田秋之前，正统四年（1439），赤水卫人张谏中已未科进士，成为贵州有进士之始。当然，田秋提请贵州单独开科，免除生儒远赴云南参考之苦，对促进贵州教育与科举的发展仍是有较大贡献的。

田秋虽然于嘉靖九年（1530）奏请在贵州开科，但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八月，经巡按史王杏勘议，认为可行后，明政府才下令分解名额，云南40名，贵州25名，各自设科。谈到开科取士的遗址，其实就是封建时代的贡院，明代的贡院都设于省城贵阳，据明万历《贵州通志》卷一载：“贡院，会城中。西南即西察院旧址，嘉靖十四年御史王杏疏请创建。中为至公堂，堂后为天鉴堂，堂右为鉴临察院，左为膳录对读所，堂后为主考公署，又后为五大经考官房。至公堂左为提调公署，右为监试公署。前为明远楼，东西文场。楼前为三门，左为供给所，右为搜检所，又前为二门，左为延会亭，前为大门。匾额书‘为国求贤’四字。”

开科取士与贵州的发展

严格说来，从远赴省外参考到独立开科取士，是明代贵州建省后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没有田秋和王杏，作为一个省区，明政府也将通过单独在省内设科，从贵州选拔为己所用的人才。事实证明，建学开科以后，有明一代，贵州人才联袂而起，俊秀之士不逊于中原与发达地区。从单独设科至明末，贵州一省中的进士多达137人，其境况蔚为大观。

贵州地缘背景先天决定了它在全局中处于边缘化的弱势地位。这种状况，从秦汉起2000多年中，基本上未大变。然而，贵州人从来没有坐盼“天上掉馅饼”，自跻身为全国第13个行省之后，各族人民便有了一种自我激励，自我鞭策的紧迫感，开始通过努力尽情展现贵州高原的人文风彩，主动向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靠拢。

对于贵州来说，虽然“开设乡试”的决定来得晚了一些，却让压抑已久的贵州学子有了释放能量、展示自我的机会。在明代，贵州经过科举考试诞生的举人达1759人，录取的进士137人。到清末，贵州获准独立开科也不过376年，而就在短短的时间里，全省竟出了6000举人、700进士和“三状元一探花”。这种人才有如井喷的现象，不能不让人惊叹。

“6000举人、700进士”不仅是明清之际贵州文化教育的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贵州人不甘人后，不满足于总在舞台边缘“跑龙套”，努力向社会证实自己的一种表现。可惜这种表现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为政者太多的重视。

漫话贵州三状元

贵州的三名状元都出在清代，第一位是贵阳人曹维城，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考中癸未科武进士一甲第一名，成为贵州历史上破天荒，也是唯一的“武魁”。曹维城虽官至云南副将，却能诗善画，常与朱文、吴中番等交往，读书论画，被时人议为“风流多温籍”，颇与他个人的武状元身份不符。曹氏故居在今贵阳城南的曹状元街，遗憾的是，如今除街名犹存，遗迹早已被历史荡然尽净。

第二名状元是被誉为云贵“文魁”的赵以炯，字仲莹，又字鹤林，清咸丰七年（1857）二月生于青岩堡。光绪五年（1879），赵以炯中乡试第十名，成为举人。十二年（1886）进京参加会试，所作之文本房加批为“扬之高华，按之沈实，坚光切响，无懈或攻”。由此成为进士，获参加殿试资格，并在殿试中获一甲第一名，成为云南、贵州两省首位文状元而大魁天下。赵以炯的脱颖而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清两代，贵州知识分子不甘人后，奋力跻身国家政治舞台中心的发展趋势。

贵州的第三位状元是麻江县人夏同龢，字季平，又字用清，其父曾为知府。夏幼年随胞兄就学于广东，于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至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授翰林院编修。其后曾任湖南副主考、法政学堂监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日学习工业与经济学科，1912年回国，闲居于家，次年被都匀府推任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20至1923年出任江西省实业厅厅长。两年后病死于北京。

在贵州的三名状元中，最出类拔萃的当数赵以炯。赵以炯作为贵州文化才俊的典范。其地域价值及符号象征意义乃至与花溪文化圈形成的关系十分值得重视。赵氏兄弟四人，出了一个状元、两个进士、一个经魁，这不仅在青岩少见，在贵阳以至贵州省内也属奇迹，成就了僻处一隅贵州的文化辉煌。

关于赵以炯的中魁，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清代的殿试是科举最高级别的考试，直接由皇帝主持。初，赵以炯之考卷按“十本头”的次序排于第十，几乎已无望跻身前三。稍后，执掌朝政的慈禧太后阅完前几本试卷后，颇感不甚如意，翻转抽取第十本阅看，顿觉该试卷字迹秀丽，说理通顺，决定改取为头本。于是，赵以炯所作之文本房加批为“扬之高华，按之沈实，坚光切响，无懈或攻”。最终赵以炯在殿试中获一甲第一名，大魁天下，成为状元。（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