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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治学上非常严谨,一丝不苟,一生留下了不少佳话。1909年,王国维进入京师图书馆任编辑,后为《国学丛刊》起草宣言,倡言“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这表明王国维以纯粹学术研究为志业,主张“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
王国维26岁至30岁期间,曾四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不管他怎样努力,还是不能弄懂。于是他对人说:“哲学的海洋深不可测。”众所周知,王国维于《尚书》、《诗经》那是颇有造诣,其精研的深度鲜有人比。但是,王国维每次与学生讲解,总是要事先声明有四五处地方自己还没有搞懂。语言学家王力回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上的第一堂课便是王国维的《诗经》。王力说,王国维的这节《诗经》课,讲得很朴实,见解深刻、精辟,且讲授方法新颖畅晓,为王力闻所未闻,因而深感受益。但是王力发现,每当碰到某些问题时,王国维却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竟要说好几个“我不懂”。起初王力不理解王国维为什么要说“我不懂”,觉得这与其大师的身份太不般配了。后来随着与王国维接触的增多,王力才逐渐体会到,这正是王国维治学严谨的表现——做学问的人,不懂就是不懂。没有必要不懂装懂,自欺欺人。
其实,只要稍加分析,我们便不难发现,王国维先生说的“不懂”并非真的不懂。课后有学生问及他说“不懂”的地方,他都能说出自己的见解。可见,他之所以在课堂说“不懂”,一是出于立言的谨慎,他认为他的见解尚未十分成熟,不宜做结论;二是出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鼓励学生去探索和研究尚未定论的问题。王国维对待学术的这种严肃、认真、谦逊、务实的态度比起今天我们的一些以权威自居,动辄大言不惭,企图扮演全知全能角色的所谓“砖家”不知要强多少倍。
王国维生性淡泊,不喜与人交游,在清华时除了教书授课以外,他一般不主动去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人,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书房潜心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人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还是论辩,他从来都是热情接待,不分名节尊卑,不分老幼贵贱,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次,在“历史学会”的茶话会上,有学生提议办刊物。王国维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的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他的学生要做到“六不”: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王国维的这“六不”在今天依然有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
王国维治学严谨,但为人却难免稍显刻板。王国维与人交往,除了谈学问或正事以外,很少与人闲聊,更不会对人讲应酬话。如果有人请他看一件古铜器,他看了是假的,就会说“靠不住的”,而请他看的人无论怎么说这个古器色泽如何古雅、清绿,如何莹彻,文字如何精致,什么书上有类似的著录,并且将这些书籍提供给他做参考,请他再仔细看一下,一般来说,到了这个份上常人都会通融,但是王国维看了以后,仍然会说“靠不住的”,不附和,也不驳难。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每日出寓所至研究院必经颐和园。但他每天工作一完毕立即返家,无暇进园游览。他说:“吾自来处,未窥颐和园。”然而,数年后的1927年,他最终还是走进了颐和园。只是这次他不是游览,而是一头扎进颐和园的昆明湖自尽,一去不复返。
(摘自《滨海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