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桥陆沉 第10期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灞桥陆沉 第10期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几十代人关于灞桥的记忆,由千丝万缕的情感线索编织而成,扩张为一张细密繁复的精神之网。
灞桥不仅仅是一座别离之桥,语言之桥。灞桥的荣辱浮沉,与长安的兴衰,时代的跌宕,相互应和。政治的转向,商业的再造,文化的传承与断裂,国人心态的嬗变,都曾在这座桥上被命运生动地演绎。
立春前夜
灞桥着火的消息在长安城中闹得沸沸扬扬,上千人赶到城外扑救,仍然只能眼睁睁看着火焰从东向西,像匹失控的烈马在灞河之上衔枚疾走,一直淹没了整座灞桥。
68岁的皇上为此勃然大怒,近臣们都知道,当朝皇帝王莽当然不是因为吝惜一座长桥。
灞桥烧毁的时间非常不合时宜,次日就是立春。灞桥自古被视为进出京城的要道,《雍录》说,“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面入出、潼两关者,路必由之。”在开春前夜,京城先折了门户,无论如何都足以被视为不祥的征兆。何况,在王莽的时代,他和他的臣民们仍坚定地相信,所有灾祸与异象,都绝非无缘无故。
这些猜测很快就应验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帝国果然灾象频仍。蝗灾再度爆发,蝗虫铺天盖地直卷长安,连未央宫的殿阁上都爬满蝗虫。星座运行也出现异象,术士们都已知道天意难违,只能一再地搪塞王莽的追问。帝国的政局更加不堪,关东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数十万流民涌入长安,尽管王莽下令赈灾,却遭到大臣阳奉阴违,灾民中仍有十之七八饿死在街头。这些失去生路的人们纷纷揭竿而起,赤眉军先杀太师牺仲景尚,后杀更始将军廉丹。王莽勉力维持十余年的帝国,终于像他自己一样,变得老态龙钟。这个自视为传奇的老人,自己也正被惶惑日复一日地吞噬,对生命即将告终的恐慌,夹杂着对帝国前途的忧虑。他开始更加频繁地求助于神道的力量,希望可以逆转倾颓的时局。
灾异在末世总会频繁地发生,并经流民口口相传而被无限夸大,最终汇聚成难以控制的力量。对于这些连锁反应,宠信神道的王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马上拟诏,从三皇五帝、天地方位的角度来分析这次灞桥事件,说明灞桥之毁是天意,毁得合理,毁得及时。王莽为这一切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正以三年终冬绝灭霸驳之桥,欲以兴成新室统一长存之道也。又戒此桥空东方之道。今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东岳太师亟科条,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馆为长存馆,霸桥为长存桥。”以权谋之术登基的王莽,在人生的末年终于开始反思自己早年的武断与莽撞,56岁时,他篡位称帝,从此不断颁布诏令――井田、奴婢私属、五均六、改革币制。这个醉心于周王朝制度的老人,试图在他的时代重新恢复那些古老的传统,“托古改制”。人们很难想象,如此激烈的变革主张,居然出自一个年近六十岁的老人之手;人们更难想象的是,这个乱世枭雄居然会在年近七十岁之时,再度全盘自己当初颁布的一系列诏令,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混乱的世界和解。
伴随着为灞桥改名的诏书,王莽又颁发了一系列新的治国举措――废除井田、奴婢、山泽、六之禁,甚至更为直接地提出,“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王莽开始逐一自己在十多年前定下的规章制度,他希望把灞桥之毁视为帝国的一个适时合理的转机,重整旗鼓。他将灞桥改名长存桥,希望以安民之术取代王霸之道,为垂危的帝国寻找一线生机。
王莽之所以选定灞桥作为政治转向的借口,说是巧合,其实也并非无缘无故。灞桥自修建伊始,就一直与王霸之道有着密切的关联。“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称霸西戎,迫使周王朝承认他为西方诸侯之伯,遂改滋水为灞水,以证明自己治下的王图霸业。四百年后,他的后裔嬴政在灞桥上为大将王翦送行,六十万大军旌麾东指,大破潼关,从此一统天下,成就“千古一帝”。二十年后,刘邦由灞桥入咸阳,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绶符节,降轵道旁。”
三代霸主奠定基业,都与灞桥有着暧昧的关联,而开创新朝的王莽,同样是制度的坚定信奉者。《汉书•王莽传》说他,“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然而,制度原本就无从解决所有具体的问题,何况,他面对的又是一个被黄老之学深深浸淫过的国度。王莽对制度的偏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最令人瞩目的是他从摄政到登基频频发起的四次货币改革,为了恢复古制,王莽发行了大量各种材质的货币,从金银铜,到龟壳甚至贝壳,名目多达“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面对名目繁多、难于计算的新币,百姓私下里仍使用汉朝的五铢钱,不料却遭到王莽严刑处罚,动辄发配边疆。频繁的货币改革,王田制,私属制,夹杂着意想不到的天灾,终于令王莽不得不重新衡量过去数十年的所得与过失。他试图柔化充斥着英雄主义和杀戮信仰的灞桥,他希望用长存桥的新命名来表示自己重定天下的决心。然而,时代却已吝啬地不肯留给老人回旋的余地。一年后,赤眉军攻陷长安,69岁的王莽和他的理想,一道为乱军扑杀。
王莽死去六百年后,长安仍是长安,长存桥的名字没过多久又被改回灞桥。不过,灞桥还真的迎来了命运的转向。那些为灞桥命名的前朝霸主们,都没能最终决定这座长桥的命运。秦穆公不曾料到,身为“春秋五霸”,自己在军事史上的意义,竟然远逊于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只为儿孙们打下半壁江山,却为后世留下层出不穷的典故,“秦晋之好”、“九方皋相马”、“百里奚,五羊皮”、“穆公亡马”……他命名灞水原本只是骄矜自夸,却结出了意想不到的果实。汉朝以后,甚至灞河两岸的整个区域都以“灞”为名,汉文帝将陵墓安放在这里,此地遂改名灞陵,从此,这里所有的过客与生民,都成为权力的守墓人。权力可以改变一条河与一座桥的名字,可以将一片河岸改为墓地,可以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然而,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们,却很快就会用那些缠绵悱恻的字句,轻而易举地拗断了君王们的权杖。
王粲的道路
总有人要踏上同一条路,或者同一座桥,即便相隔几个王朝。
李白寓居长安时,有一天赶到灞桥为朋友送别。经过路人指点,他才发现,朋友将要踏上的,竟是王粲在五百年前走过的那条古道。
王粲二十一岁时,遭遇离乱。董卓部将攻陷长安,王粲被迫南下荆州依附刘表,登上灞陵,不禁怆然,在《七哀诗》里,王粲写道,“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满面烽烟之中,他只看见“西京乱无象”,“白骨蔽平原”,感慨“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儿时过目不忘的才能,在成年之后反而成为负担,他一闭上眼睛,生离死别的一幕幕就会在眼前像凛冽的刀锋一样迅疾地闪烁,劈开他什么也看不到的未来。
在灞桥上逡巡回望的王粲并不知道,南下也不是一条理想的道路。刘表虽有广纳贤士的虚名,却终究难以容下面貌丑陋而才华出众的少年王粲,抵达荆州后,王粲只能在登楼临望时抒发些“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怅惘,用记忆里灞陵的征尘来替代了长安的味道。
李白一度比王粲幸运,他生活在整个帝国最繁华的时代,现在更身处天下中心,帝阙之下,他还年轻,没有被生活磨去棱角,更没有被时代一再地抛弃过。所以,王粲回望长安,李白则只能回望王粲。年轻的李白做不到王粲那样的哀伤沉痛。何况,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将离别看得过分沉重的人,即便对汪伦,他也只是动用了“桃花潭水深千尺”这样一句不痛不痒的比喻,今天他要写的《灞陵行送别》也是一样,这首诗其实并不是送给朋友的,而是留给自己的。令李白惦念的并不是面前行将南下的朋友,而是王粲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在盛世想象末世的离乱,李白与王粲素昧平生,他与王粲之间甚至找不到多少真正的共同点,然而,他又似乎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王粲。譬如今天,他鬼使神差地循着王粲的脚步,重新踏上灞桥,回望脚下的千里烟波。
流寓长安的三年间,李白为灞陵留下了两首诗词,《灞陵行送别》和《忆秦娥》。《灞陵行送别》写得完全比不上《忆秦娥》,然而,前者描述的是实景,而《忆秦娥》里的“年年柳色,灞桥伤别”,则毕竟只是一串朦胧的空镜头。
灞桥早在汉代就是人们送别的所在,到了李白的时代,朝廷在灞桥上设立驿站,灞桥成为法定的送别之处。别离是件极其私人化的事情,选择别离的时间和地点,原本因人而异,然而,由于灞桥地处京城门户,而灞桥两岸的数万棵垂柳,也响应了人们折柳相送的习俗,这座曾经承载着王霸之道的长桥,于是确定了自身新的涵义。灞桥因此不再仅仅是一座桥,而是一个场所,一种空间,它被大肆地涂抹上情感的记忆。十几代人在这里挥别,自此踏上歧路。任何器物被情感染色,都足以让人缅怀一生,何况是一条容纳了千万种离别的灞桥。
不过,事实上,真正勾起行者与送客愁绪的,也并非仅仅是别离本身。灞桥还有别一番况味。灞桥是一道分界线,站上灞桥就意味着从帝国的中心退向边缘。对于儒家经世观念根深蒂固的传统文人而言,离开不仅意味着远离了故友,更意味着失去了舞台。
在李白的时代,流寓着大批像他一样的年轻诗人,他们无一例外地渴望成为世界中心的一部分,他们都曾费尽笔墨去堆砌长安的繁华,从不在乎在上层文人们写给帝王将相的谄媚诗句中再添上无足轻重的几笔。他们没有话语权,却仍然怀抱着对单纯诚挚的热忱,他们只是竭尽全力地想要进入长安,然后留在长安。为此,陈子昂在长安街头毁琴散诗,李白和杜甫则忙于四处干谒,他们难以掩饰对于现实世界的渴慕,这些世俗的期待,与所有时代所有平凡的年轻人们,原本就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是后来的情局所迫,很少有人真的甘愿退隐山林,寻仙问道。
长安之所以能粘滞住诗人们的脚步,不仅因为他们能在这里找到步入权力中心的机会,还在于来自城市本身的感召力。作为天下中心,长安城的建筑格局固然是通过权力之手来缔造,然而,城市的内在繁华却是通过商业的逻辑来修订的。长安的东市,“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人们随处都可以找到酒楼、茶馆,与各国的使节、商人、僧侣、文人们自由地流连交往。这些繁华、开放与便利触手可及,国际化大都会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人们没有理由拒绝长安。
然而,悖论在于,安定闲适的生活,于身心有益,对诗情却是极大的伤害。诗歌的根系往往深植于悲苦之上、羁旅之间。成就诗人们的,是蹇途中的月光,渡船外的晚钟,日暮乡关,大漠孤烟。那些在御花园中草就的雍容华贵的陪侍之作,可以博得一朝天子龙颜大悦,却注定要在后世引人诟病。伟大诗人的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长安的方寸之地,足以困死襁褓中的诗兴,长安的安逸生活正如一团丑陋的茧,不离开长安的束缚,诗人终究难以化蝶。
只不过,很少有人真的能够淡泊地处理离开长安这件残酷的事情,作为中心与边缘临界点的灞桥,因此成为另一种情感的容器,不仅有关离情,更有关抉择。灞桥因此,聚集了那个时代的百感交集。
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甚至有不少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试图在灞桥这个临界点上生活。在李白的时代,人们津津乐道于隐居在灞桥边的那些前朝的隐士们。例如“举案齐眉”的梁鸿,他和他相貌丑陋却贤惠的妻子孟光就曾在灞陵山中定居,“荆钗布裙,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梁鸿在长安时,曾在太学读书,却终究没有获得青睐,每日只能在上林苑中牧猪为生。等到他隐居之后,反而身价百倍,他重返长安,作《五噫之歌》,竟然令帝王青睐有加,而这一次,他主动选择了退却,“章帝求之不得”。韩康是另一个典型。他也选择在灞陵居住,因为这里与长安的距离适中,若即若离,他既可以逃避那些浮华的生活,又可以时常到长安城中,贩卖从灞陵山中采来的草药。韩康一度着迷于这样的生活状态,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反复地往返于长安和灞陵之间,而他有一个习惯也保留了三十年,卖药时从来不许买者讨价还价。直到一天,有一个女子在长安街头找他买药,韩康仍然坚持不肯降价,女子大怒,居然不肯还价?你以为你是韩康啊?韩康不禁喟叹,“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他从此潜入灞陵深山,再不入长安。
梁鸿和韩康的故事诱惑着唐朝的人们,他们既想逃避繁华,又不愿远离繁华,既想避世,又不舍得弃名,这种矛盾的心态,愈发决定了灞桥在唐人心目中难以言喻的地位。
送别朋友不久以后,李白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情感冲击下再度站上灞桥的。天宝三载(744年)仲春,在成就诗人悲剧命运的那个决定性的拂晓,李白在踌躇中离开长安,重新开始冒险的旅程,踏上通往永生之路。没有人为他送别,他只是孤独地站在灞桥上,看着日光将自己的身影慢慢拉长,那条王粲的道路在暗中引诱着他,令他迷醉而又彷徨。离开长安真的成就了李白,灞桥之外,有着更为广袤的世界。几个月后,李白就会在洛阳遇到小他十一岁的杜甫,他们将和高适一起在梁宋漫游。然后,他将追随北海高天师求道,决意羽化升仙。那时他依然不知道,自己有骋蝗战晌鲋泄墓鸸谑耍裆窳橐谎荒ぐ荩7拢詈痛小£
季节错乱症
诗人都或多或少会患有季节错乱症。许多人宁愿把整个人生都当作一个漫长的秋天来度过,以为自己会成为一片随风凋零的黄叶。有时,诗人也愿意在冬天想象春天,或者在春天尚未过尽之时就饯花伤悼,过早地看到死亡的来临。
灞桥是季节错乱症的另一种表现。对于季节错乱的迷恋,成为灞桥的新基石。当刘禹锡还在灞桥上喟叹“故人云雨散,满目山川多”时,灞桥已经被诗人们经营成新的空间。他们都习惯在春天前往灞桥,有时并非为了踏春,也不是专程为朋友送别,更不是给前朝的文皇帝扫墓。灞桥对诗人们有着别样的吸引力。那时,在灞河两岸绵延起伏的五里长堤上的数万棵垂柳将同时面向天空播撒柳絮,给整个春日蒙上一层银装素裹。唐朝的诗人们习惯于把这些漫天浮游的柳絮看作隆冬的落雪,他们假想自己正走在长安城外的风雪中,郑綮就曾这样答复别人索诗的请求:“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
事实上,长安的冬天从来都不乏风雪,然而,诗人们中意的并非那种专属于北国的凛冽透彻,他们更愿意选择风和日丽之时,迷失在灞桥假想的风雪里。毕竟,诗人每天都必须依靠想象才能生动地生活。
灞桥就这样成为诗人们的朝圣地,在诗句的推波助澜之下,灞上之游更成为一时风尚。无论是真正的诗人,还是附庸风雅者,人们选择在这座人马喧腾的长桥上不断地徘徊,等待灵感将自己俘获。灵感来自空中浮游的柳絮,来自脚下脉脉的流水,来自这座不断被重建的长桥,也来自背后的长安和眼前长安之外的世界。
一千多年后,法国人兰波用来定义诗人的话后来被一再引用,“生活在别处”。这同样可以被视为季节错乱症的一种表征。与兰波潦倒落破的一生相比,一千多年前灞桥的“别处感”其实更加强烈,也更加荒诞。它架构起的并不是一两个人的命运,而是横亘几个王朝的悲欢。
事实上,后世的人们一再地缅怀唐朝,无非也是这样一种季节错乱症在集体作祟。不可超越的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们,联手制造了盛唐长安的迷梦,人们频繁地怀念她,像怀念自己已然淡忘的初恋情人,你记不起她的气息,声音,甚至容貌,你只是单纯地陷入怀念的迷局里无法自拔。人们怀念盛唐,并非因为对现实不满,也并非因为盛唐的长安真的有多么辉煌幸福。已经有无数的证据表明,唐朝并不是多么理想的时代,许多年后,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写道:“注重秩序的国家只注重强大而不在乎公正。”这实际上未尝不是唐朝生活的写照。然而,中国人只是一再地试图循着前人的字句,重新走进一个失落的梦境,把昨夜没有做完的梦重新续接起来。
于是,我们再也无法看懂长安。
重返长安现场
八百年后,当柳永再度登上灞桥,他看到的只有凋零的旧梦。
曾经的世界中心长安已经沦为一座废都。唐天元年(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此后,人们曾在皇城的基础上重建长安,然而,这座城市的规模和风貌已经远远不能与盛唐时相比。在柳永的时代,长安仍是一座声名显赫的都市,它被称为京兆郡,地位远高于其他州郡,却毕竟已不是国都。它从天下的中心,突然变成塞防的前线,直接承受着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的冲击。在长安城外,依稀仍有垂柳沿着灞河两岸蔓延,只不似当年那么铺张喧嚣,柳条无精打采地裹满来自塞外的飞常溲毡常袷切试概阕殴识家坏览先サ陌追⒐稹£
白衣卿相只有嗟叹数声,写一曲《少年游》。在这个“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时代,他不知道,日后,会由谁来把这首词唱完:
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
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
在柳永的词章中,《少年游》算不得多么出色的篇目。大量用典,甚至直接截取前朝的字句,柳永毕竟还是更善于捕捉那些来自内心世界的隐秘,又或者,他终究还是被一些前尘往事噎住了喉咙。
柳永已经不可能像唐人那样心情平静地探望灞桥。长安以北的朔漠上依然夜以继日地逡巡着胡马,嘶鸣声不断地惊扰着帝国的黎明。赵氏兄弟在建国之初还频繁地发起战争,试图收复被契丹人割据的幽云十六州,却一直未偿所愿,等到他们的孙辈登基时,这些逐鹿天下的愿望已经被安逸的生活轻易地掩埋。在柳永生活的时代,帝国和契丹人签订了“澶渊之盟”,和西夏人签订了“庆历和议”,朝堂之上,大臣们辩论的话题除了和与战,又多了些关于变法与守成的争执,他们仍在不断地相互攻讦倾轧,然而,断断续续的和平终究还是让帝国萌生出一些新的气象。在新的国都汴梁,人们大肆营造城市、园林、寺庙、巨塔,各国的使节、商人、工匠们向城中汇集,人口蹿升,商业毫无悬念地振兴起来,街市繁华,店铺林立。几十年后,画家张择端会在他的长卷中记录下这些瞬息的繁华,这些渗透进生活深处的场景,证实了汴梁模式的都会风貌。汴梁的繁华,只是更加反衬出长安的落寞。
当然,长安的商业和城市营建,也并没有终止。长安成为作战物资的集散地,南北杂货云集,时人江休复在《江临几杂志》中写道:“长安有宝货行,搜奇物者必萃焉。”与此同时,人口也开始激增,甚至超过盛唐,购买力逐渐复苏,大量的店铺从地层深处喷涌出来,填满了城市的角落。与唐代严格的坊市制度不同,宋代的长安并没有形成唐代东市那样的大规模商业区,商业的触角反而渗透进城市深处。各种店铺与寺庙、官衙、书院、住宅交杂穿插,形成生活化而又开放型的市场氛围。唐代朝廷对商业有着严格的界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瞧呖蹋黝廴偕谝陨保未男鲁ぐ玻虺晌蛔疃臁⒁蛏钚枨蠖由斐隼吹某鞘小3鞘邢窈C嘁谎袄返匚弊爬醋陨桃档挠曷叮蛘统啥蓟岬男赂窬帧£
然而,此刻的长安终究没能像从前那样吸引大批文人志士,人们重返长安,为的是怀古抚今,而不是再造城市理想。谁也不能奢求由这些怀古的过客来重新缔造城市。当然,此刻的长安也并非没有主人,商人们正成为新兴的力量,依靠对巨额财富的聚拢,他们甚至一度敢于联合罢市,以对抗朝廷的货币制度改革。当长安剥离了权力这张画皮,它原本有机会通过商业来证明自己。吊诡的是,这座声名显赫的城池已经习惯了来自权力的庇护,一旦丧失权力的垂青居然就无所适从。面对新都汴梁的崛起,以及帝国南方城市大规模商业井喷,长安的城市建设和商业之路却显得按部就班,维持着不温不火的状态。经历了短暂的和平之后,长安又先后陷入宋金、蒙金的战争,屡遭兵荼。不断的易主令古都不堪其扰,刚刚起步的商业被迫屡次停滞,这座曾经不可一世的城市再度沉寂下去。
灞桥正是随着盛唐、随着长安一道湮没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的。新都汴梁城外,别离的场景每天仍在上演,只是汴梁城外并没有灞桥。不过,失去了灞桥丝毫不影响别离的情绪,人们不再需要灞桥,就像从不需要为告别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一样。
柳永之后,灞桥的陨落变得更加迅速。灞桥曾经拱卫的长安,再也没能成为统一王朝的国都。此后帝国的中心一直在江南和北京之间游离,长安不可避免地沦为帝国的边缘。灞桥两岸的上万棵垂柳被不断砍伐,与此同时,折柳相送的习俗也像中国的许多传统一样被迅速而残酷地遗忘。这座长桥后来屡毁屡建,频率在清朝达到顶峰,乾隆、道光、同治三朝都曾重建灞桥,加长加阔。然而,1957年,伴随着全国“破四旧”,加速建设的轰鸣声,被视为现代化眼中钉的灞桥毫无悬念地被拆除,换成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桥。人们需要的不再是一座沟通河流的长桥,而是联通海外世界的那些新奇而陌生的意象。
直到六年前的一场洪水退去之后,已经干涸的灞河滩涂上,突然出现了十三个桥墩。人们说,这就是古老灞桥的遗骸,它们在空气中,被西北凛冽的阳光敲打暴晒,没有人想到,曾经风华绝代的灞桥会以这样的方式重现人间。
前朝的诗人们曾天真地以为,依靠历代不息的传唱,依靠他们的诗句接力,灞桥可以获得永生。他们确实曾一再地成功过,滕王阁,鹳雀楼,凤凰台……都因他们的字句而不朽。然而,一座语言之桥终究敌不过岁月的风化。二十世纪摧毁的不仅是一座长桥,或者沿河的上万棵垂柳,而是灞桥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中国人不再用那些前朝的字句写诗,那些折柳相送的古老情感也变得异常陌生而荒诞。人们满怀热忱地歌颂并迎接新的生命,急于冲出苍老的母体,灞桥正是那根被仓促而无情割断的文化脐带。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读元好问在数百年前写下的句子,或许更能读出别一番况味――“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谁谓神州遂陆沉,元好问写的是前朝的故事,暗示的却分明是现世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