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与记忆中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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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老年人在注意和记忆活动中存在着“积极效应”现象，即对积极材料的加工维持得较好，表现出对积极信息的偏向。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从时间的认知评估影响情绪目标的选择来解释这一现象。同时，研究发现信息的加工方式与“积极效应”有密切关联，当控制加工时，“积极效应”出现；而自动加工时，“积极效应”消失。“积极效应”受到时间认知的控制，也受到认知资源和认知能力的限制。目前，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利用先进设备与仪器研究老年人认知活动中的“积极效应”有着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老化；老化悖论；积极效应；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分类号：B844.4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条件的改善等原因，人的寿命普遍延长，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非常明显。人口老龄化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对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福利保障和卫生医疗等都造成了巨大压力，需要人们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化与人的心理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Theory)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老化的悖论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在身体素质和一些心理机能方面呈现下降趋势，尤其在认知能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申继亮、陈勃和王大华(2000)对成人基本认知能力的横向研究表明，成人的各项基本认知能力随年龄增长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但是下降的显著程度在不同项目或年龄组有不同的表现。这与国外学者对成人基本认知能力研究的结果类似，如Schaie(1994)对5000多名美国成人进行长达35年的横向研究表明，在归纳推理、空间定向、知觉速度、语词记忆等方面从青年至老年呈不断下降趋势。

但是在情绪方面，并不像认知能力那样随着年龄增长而呈现简单下降趋势。研究发现(Reisberg＆Hertel，2004)，年轻人比老年人有更高的抑郁危险，在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的病人当中，老年人对情绪幸福度的评价比年轻人高。对日常情绪体验的研究表明，随着年龄增长日常情绪体验维持稳定或者提高。Diener和Sub(1998)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加生活满意度保持稳定，而Lawton等人(1993)的研究结论是生活满意度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Field(1997)在研究中要求被试回顾并评估他们生命中几个重要阶段的满意度，人们倾向于报告对自己目前阶段最满意，这说明人们认为自己一生中的满意度是增加的。Gross(1997)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经历更少的消极情绪。Carstensen，Pasupathi，Mayr和Nesselroade(2000)选取从18到94岁的被试作为样本，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年龄增长，日常经历的消极情绪的频率和持久性是降低的，而积极情绪在一生中保持恒定。Charles，Reynolds和Gatz(2001)选取2800多名被试样本进行了23年(1971～1994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增长消极情绪呈现下降，而且年龄越大，下降速度越快。对于积极情绪年轻人和中年人保持明显的稳定，老年人只是有稍微的下降。在人际关系方面，Blanchard-Field等人(1995，1998)的研究表明，老年人比年轻人能更有效地解决棘手的人际关系问题。老年人对他们的社会关系更满意，尤其是与儿童和年轻人的关系。

总之，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经历的消极情绪体验更少，而积极情绪体验更多。老年人在认知能力、身体健康等方面的下降与老年人情绪以及幸福感维持在较好水平之间形成了矛盾，“许多社会科学家将这一现象看成是‘老化的悖论(paradox ofaging)’：既然在关键能力方面有了内在的损失，那么老化是如何与幸福感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呢?”(Carstenscn，2007)

2.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斯坦福大学的Laura L.Carstcnsen教授。该理论有三个理论预设：首先认为社会互动对于人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人的社会兴趣和社会依恋一直处于进化之中；其次认为人本质上是有动因的，期待实现的目标指导着人的行为；最后认为人有着多重甚至相反的目标，目标选择先于活动。时间被知觉为充足的还是有限的，影响着目标选择的评估过程(Carstensen，Isaacowitz＆Charles，1999)。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时间知觉是人动机的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目标的选择与追求。“目标总是存在于时间背景中，目标选择从根本上来讲依赖于时间的知觉。”(Charles＆Carstensen，2004)社会目标分为两种功能范畴：一种是与获得知识相关的社会目标，针对学习社会和物理世界的获得。通过社会交往，人们可以获得知识、掌握社会技能。另一种是与情绪管理相关的社会目标，指通过与他人交往而实现的情绪状态，包括寻找生活意义的欲望、获得亲密的情感和建立社会实现的感情。当知觉到的时间是自由无限制(open-endvd)时，目标最可能是筹备性的，例如信息收集、体验新奇和扩展知识广度。当知觉到时间有限(limited)时，情绪目标成为基本的追求。需要指出的是，与获得知识相关的社会目标和与情绪管理相关的社会目标并非绝对泾渭分明、互不包含，其实所有目标指向的行为均含情感成分。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是一种动机的生命全程(life-span)理论，认为随着年龄增长，时间变得越来越有限，不同目标的优先性就会发生变化。”(Mather＆＆Carstensen，2005)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常把他们的未来描绘为有限的，再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已经“时日不多”。在对时间的认识上，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区别不在“过去”而是“现在”。老年人大多是现实定位的，不像年轻人那样关注遥远的未来。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强调时间评估(assessment oftime)对于特定目标行为的权衡与执行起着关键作用，通过对时间的认知评估，人们平衡远期与近期目标，进而有效适应特定环境。“对于时间所感知到的有限性导致了情绪平衡与情绪意义目标的优先选择。”(LOckenhoff＆Carstensen，2004)当人们相信未来时间非常充分时，就可能优先采纳未来定位(future-oriented)的目标，人们甚至会因为追求知识相关的目标而牺牲情感回报或付出情感代价。当时间被评估为有限时，人不再关注未来，而将注意力转向现实的体验，追求现实定位(present-oriented)的目标，所涉及的往往是情感的状态、相关的情绪意义、体验到的情绪满足等，此时情绪管理成为核心事件，人们对社会互动认真加以控制，往往选择非常熟悉的社会同伴，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熟悉或

亲密社会同伴的情绪更加容易预测，而且更可能是积极的。

人所感知到时间的流逝以及时间的有限性对情绪体验有着直接影响，“随着人们意识到自己逐渐接近生命终端，他们对体验有意义的社会联系关注的更多，而对社会联系范围的扩充关注较少。这种动机的转变导致了在重要社会关系质量上更多的投入以及对生活理解的提升。”(Carstensen，Fung＆Charles，2003)随着人的老化，情绪目标的突显性增加，觉察到的时间限制使得注意力指向情绪目标。因此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倾向于与情绪上有意义的社会同伴一起度过，而年轻人在时间受限制的实验条件下也呈现出这种倾向。在对社会同伴的心理描述上，老年人强调的情感维度要多于其他的个人维度，由于疾病而面临生命结束的年轻人也表现出了这种情况(Fung，Carstensen＆Lutz，1999)。可以说由于老化带给人们不断接近生命终点的感受，使得目标优先权发生了转变，以致情绪目标变得重要，同时也使相应的行为发生了系统的变化。老年人注意和记忆中的“积极效应”就是以此为前提假设的。

3.注意与记忆研究中的“积极效应”

“积极效应(positivity effect)”是指老年人对情绪信息尤其是积极信息的加工维持得较好，表现出对积极信息的偏向。许多关于注意和记忆的研究发现了“积极效应”现象，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年轻人和老年人两个年龄组进行的对比研究，研究使用的材料主要是不同效价的图片(人造图片和情绪面孔的识别)、单词、广告语、录影剪辑、情绪偏好的问卷和主观幸福感的量表等，使用的方法主要以实验室研究为主，也有测量、问卷调查以及观察法。计算机、眼动仪、事件功能磁共振成像仪等广泛用于研究当中。

3.1注意中的“积极效应”

3.1.1选择性注意

基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假设，老年人较多关注情绪目标，尤其是对促进情绪目标的信息(通常是积极信息)关注得更多，这使得他们的注意对象发生变化。Mather和Carstensen关于脸部图像的注意和记忆的年龄差异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老年人对积极材料存在注意偏向，而年轻人却没有这种情况(Mathor＆Carstensen，2003)。研究采取投点，检测任务(do,probe task)，首先一个固定点在屏幕中央呈现500ms，接着情绪脸(有喜悦、悲伤和愤怒三种类型脸部图像；一次只随机出现一种类型脸部图像)和中性脸成对并排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1000ms秒钟，然后情绪脸和中性脸消失，一个点随机出现，要么位于中性脸呈现的中心，要么在情绪脸呈现的中心。告知被试每个点出现之前，他们将看到两张并排呈现的脸，他们不需要对这些脸反应，相反只需等着点出现，然后尽可能快地对点做出反应。结果显示，不论是积极或消极的情绪脸，年轻人的反应速度是相同的，而老年人对积极脸后呈现点的反应速度快于消极脸后呈现点的反应速度。当中性脸与积极脸配对时，老年人更关注积极的情绪脸；当中性脸与消极的脸配对时，老年人更关注中性脸。这一研究在注意水平上证明了老年人不仅对情绪材料偏爱，而且对材料的情绪效价偏向是选择性的，即与消极材料相比，更偏向于积极材料。

Mather，Knight和McCaffrey(2005)的研究也发现，注意偏向的年龄差异影响人们关注的选项特征。老年人比年轻人花更多的时间关注选项的积极特征，更少的时间关注选项的消极特征。老年人识别选项的积极特征要好于选项的消极特征，而年轻人没有表现出这种“积极性偏向(positivitybias)”。按照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假设，老年人的时间限制观念使他们回避消极刺激，产生对积极刺激的偏向。研究者推断时间限制观念对注意的影响是受认知控制的，也受到认知资源和认知能力的限制(Mather和Carstensen，2005；Carstonsen＆Mikels，2005)。Knight等人(2007)使用眼动仪研究了认知控制对老年人视觉选择性注意的作用，给被试呈现配对的情绪一中性和情绪一情绪的面孔与图片，记录在完全注意和分离注意两种条件下被试的注视模式。研究发现，认知控制测验得分高的老年被试比得分低的老年被试表现出更强的积极效应，即积极信息记得更多，而消极信息记得更少。虽然老年人总体认知资源较少，但他们用一种目标一致(goal-consistent)的方式分配认知资源，从而能够成功地管理情绪，并保持积极的情绪体验。这些眼动研究得到的结论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老年人优先选择情绪目标。

3.1.2持续性注意

按照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假设，老年人对情绪积极刺激有注意偏向，但也有例外的情况。许多研究发现年轻人察觉威胁性刺激要快于其他刺激类型(Vuilleumier，2002：Fox，Lester，Rnsso，et al.，2000；Eastwood，Smilek＆Merilde，2001；Suslow，Junghanns＆Arolt，2001)。Mather和Knight(2006)的研究试图考察老年人是否也表现出这种威胁察觉(threat-detection)的适应性优势，研究使用了视觉寻找任务，要求被试指出屏幕中出现的示意性情绪面孔是否存在情绪差别，结果表明老年人和年轻人对威胁性脸(生气脸)的检测速度都快于高兴脸和悲伤脸的检测速度，而对生气脸的检测不存在年龄差异，也就是说，威胁察觉的适应性优势不存在年龄差异。

Rosler，Ukieh，Billino和Sterzer等人(2005)的眼动研究区分了最初的视觉空间注意与持续性注意之间的年龄差异。他们用眼动仪对老年人和年轻人对于配对情绪图片的视觉空间注意模式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对于最初的视觉注意(用最初的眼跳作为评价指标)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在积极刺激和消极刺激上的注意模式没有出现差异，对情绪性刺激的注意显著多于中性刺激；但是对于持续性注意(10秒钟内被试对图片的注意时间作为指标)来说，两年龄组被试对积极刺激的持续注意没有出现显著差异，而在消极刺激上却出现了年龄差异，年轻人对消极刺激的注意时间明显长于老年人。实验说明对情绪刺激最初的视觉注意是不存在年龄差异的，但是在随后的持续性注意上就出现了年龄差异，老年人对消极刺激的注意更少。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在情绪刺激的最初注意和检测上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但是在情绪刺激的持续性注意上存在年龄差异。

3.1.3加工方式与注意

情绪刺激的不同加工方式对注意的影响是不同的，对刺激的自动加工往往不受年龄的影响，这时老年人和年轻人对情绪刺激的注意没有年龄差异。而控制的加工则相反，按照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假设，由于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目标偏向不同，所以对

不同效价信息的注意加工会出现不同的模式，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可能抑制消极刺激、关注积极刺激，这时注意将会出现明显的年龄差异。不同加工方式的注意研究主要集中于威胁面孔和分心任务两方面。

Hahn，Carlson，Singer和Gronland(2006)用视觉寻找范式研究了情绪表情注意偏向的年龄差异。实验1要求被试在中性面孔的矩阵中寻找是否存在差异情绪面孔，结果验证了前人的研究(Ohman，Lundqvist＆Esteves，2001；Vuilleumier＆Schwartz，2001)，即对生气面孔的寻找和检测快于高兴的情绪面孔。实验2是以不同的情绪面孔作为干扰项，结果发现当生气面孔作为非目标干扰项时，年轻人的寻找效率低于高兴或中性面孔作为干扰项的寻找效率；相反老年人在生气干扰项的情况下，寻找效率比高兴或中性面孔干扰项的寻找效率更高，这说明了老年人能更好地抑制生气面孔，并从生气面孔中脱离注意。实验3中被试观看大量的示意性面孔，并判断是否有特殊的面孔(即指导语中指定的情绪面孔)表情出现，目的是探讨面孔表情的特殊寻找目标(即只寻找高兴或生气面孔)是否能克服生气面孔状态指导注意对寻找目标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加工不能消除注意对生气面孔的优先加工效应。最重要的是，研究说明了威胁面孔的加工既涉及自动的注意转移(automaticattentional shift)，又有控制注意加工(controlattentional process)的参与，而年龄只影响受控的注意加工，而不影响自动的注意加工。

分心任务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加工方式对注意的影响，由于老年人的认知资源有限，当进行分心任务时，老年人的注意资源受限，对于目标刺激的加工更可能是自动加工，此时老年人的积极效应将会消失。例如前面提到的Marisa和Knight等人(2006)的眼动研究，在完全注意条件下，老年人对情绪刺激表现出了积极注意模式，而在分心任务中，老年人的积极效应消失。由于注意对消极刺激的自动加工优势，老年人有限的注意资源反而指向消极刺激。

3.2记忆中的“积极效应”

不少关于记忆的研究都发现了“积极效应”现象。如在Charles，Mather和Carstensen在2003年进行一项研究，年轻人(18-29岁)、中年人(41～53岁)和老年人(65～85岁)三组被试在计算机屏幕上观看积极的、中性的和消极的图片，然后进行再认和回忆测试，结果发现，尽管再认和回忆的总体成绩随年龄增加而下降，但是被试对积极材料与消极材料的再认和记忆比率却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2004年Mather和Carstensen等在同样的实验条件下，用事件功能磁共振成像仪来测试杏仁核的活动，结果发现，虽然老年人(70～90岁)和年轻人(18～29岁)对积极和消极图像的杏仁核活动都比中性图像的杏仁核活动要强，但是老年人对积极图像的杏仁核活动显著高于消极图像的杏仁核活动，而年轻人却没有这种情况。

3.2.1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是一个多成分认知系统，涉及服务于目标的信息保持和信息操作，其功能不仅包括信息的短时保持或机械存储，而且包括对存储信息的简单管理、编码和加工。心理学家已经使用从简单到复杂的广度任务(span tasks)考察工作记忆的不同方面，简单广度任务涉及信息的保持，而复杂广度任务的信息保持还需要额外的加工过程。目前，延迟一反应任务(delayed-response task)作为工作记忆任务的类型之一，已被广泛用于工作记忆研究。

工作记忆涉及信息的短时保持，已有的实证研究大多数考察语言和视觉信息的工作记忆。对于这些信息的工作记忆，老化通常是个消极影响因素，工作记忆随着老化呈下降趋势，但是，不同年龄组的情绪工作记忆是否也是这样变化还需要实验证明。Carstensen，Mikles，Larkin，Reuter-Lorenz(2005)考察了工作记忆中情绪和视觉信息的年龄差异。研究使用的延迟，反应情绪保持任务是对用于检测工作记忆的标准延迟，反应任务加以调整后得到的，主要用于检测情绪的保持，要求被试体验由视觉图片所引发的积极或消极情绪。标准化的积极和消极图片一张一张的呈现给被试，第一张图片快速呈现后，延迟一会儿下一张图片呈现并被移除，依靠记忆，被试必须指出哪一张图片更消极(在积极的条件下判断哪一个更积极)。为了考察年轻人和老年人在非情绪延迟，反应任务上的差异情况，被试完成一个类似的中性图片亮度判断任务。结果显示，年轻人的亮度比较成绩显著比老年人好，说明老年人的视觉工作记忆比年轻人差，即随着老化，工作记忆是下降的；而在情绪图片的比较中却没有年龄差异，这说明了情绪的工作记忆并没有随着老化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效价与年龄之间存在着交互效应，在消极的情绪试验中，年轻人的成绩比老年人好；而在积极的情绪试验中，老年人的成绩超过了年轻人，这说明了老年人的情绪工作记忆是对不同效价的材料的偏重是不同的，老年人的情绪工作记忆也表现出了积极效应，对积极信息的工作记忆维持得更好，甚至是超过了年轻人。

3.2.2自传体记忆

自传体记忆是指对与个体相关事件的记忆，它代表了人类最复杂的记忆类型(Conway，1996)。Brewer(1996)认为自传体记忆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大致可以对应于情节认识和语义认识。人们回忆事件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事件本身的细节，也可能引发个体事件体验的情感，也就是说，自传体记忆在性质上不仅涉及情节认识，还涉及语义信息的整合。在回忆过去事件时，个体会建构自我图式，这些图式使得个体对随后回忆的生活事件形成连贯感，同时影响对新的生活事件的编码和储存。

自传体记忆通常包含丰富的情感内容，这些情感有助于对发生在生活历程中的事件进行组织。“关于情绪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哪些成分存在许多争论，这些分歧可能是方法差异的结果，也可能是研究成分本身类型的差异。”(Peggy，Jacques＆Levine，2007)Levine和Buluck(1997)关于一个政治候选人从选举中退出的记忆研究发现，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可能忘记消极情绪的强度。1992年7月Ross Perot突然从美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中退出，研究者让Pcrot的支持者评估自己当时的情绪反应，并且描述自己的情绪应对方式。选举结束11月后，研究者让被试回忆当初的情绪反应，结果发现选举时的情绪强度报告没有出现年龄差异，而几个月后仍希望Perot当选的支持者中却出现了年龄差异，老年人比年轻人的悲伤记忆少，即年龄越大，对当时Perot从竞选中退出时的悲伤评价越低。而不再期望Perot当选的支持者却没有出现悲伤记忆的年龄差异，他们都倾向于低估当时的悲伤程度，这也说明了情绪

目标对记忆的影响。

Kennedy，Mathcr和Carsteusen(2004)研究了自传体记忆中动机在积极效应中的作用。1987年研究者让862名修女完成了一个身体和情绪幸福感的问卷，14年后(也就是2001年)，她们当中316名仍然在世，其中300名(年龄从47～102岁不等)再次参加调查，要求她们按照对以前的回忆完成同样的问卷。研究在三种条件下进行，分别是：关注准确性(Accuracy-focused)条件组，即要求被试尽可能准确回忆14年前填写问卷时的情况，按照当时的填写完成现在的问卷；关注情绪(Emotion-focused)条件组，即要求被试回答问卷时关注自己现在的情绪感受；控制条件组，没有特别的指导语。研究结果显示与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观点的一致：控制条件组，在回忆自己个人信息时，老年人表现出积极效应，年轻人表现出消极偏向。与关注准确性的被试相比，关注情绪的被试在回忆自己个人信息时，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表现出了积极效应，而消极偏向更少。这些说明老年人中存在积极效应，而这些效应能够由动机状态进行解释，也就是说，老年人较年轻人更易以积极的情绪回忆过去，老年人的积极偏向反映了管理情绪的动机。

3.2.3加工方式与记忆

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回忆时更多的是积极信息而不是消极信息。Mather和Knight(2005)的研究发现，认知控制机制帮老年人更好地记忆积极信息，而不是消极信息。在记忆过程的不同阶段，老年人可以进行不同形式的认知控制，比如选择性注意、目标无关信息的抑制、形成信息联结、思考个人意义等。研究包括三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发现与回忆消极信息相比，老年人回忆积极信息时表现了更详细的加工过程。第二个实验发现认知控制任务完成好的老年人比认知控制任务完成差的老年人在记忆时更喜欢积极材料。最后一个实验发现，在记忆编码过程受到分心影响的老年人在随后回忆时，没有表现出喜欢积极材料胜于消极材料，说明老年人在编码过程中使用认知资源去完成情绪目标。相反，没有迹象表明年轻人使用认知控制去使他们记忆更多的积极材料，说明年轻人的情绪管理目标不是一直被激活的。加工方式对注意与记忆中“积极效应”的影响是一致的。当控制性加工的目标起作用时，情绪性注意和记忆就表现出了年龄差异，当自动加工起作用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年龄差异。

4.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4.1积极效应与决策之间的关系

关注积极信息通常会有利于提升幸福感，但是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这其中涉及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决策，尤其是对于既包括积极特征又包括消极特征的选择。消极特征对于决策往往有较高的判断价值，而这就与老年人的积极偏向发生冲突。Lockenhoff和Carstensen(2007)通过计算机程序设定一些决策情景，主要考察在需要进行决策的背景下，是否回忆选项的积极特征多于消极特征。如果人们较多关注积极特征，能否通过修改指导语消除这种效应。结果显示，老年人比年轻人回忆的积极信息比例更大，在重复提醒被试“关注事实”的研究组中，对积极信息的偏向消失。老年人更多关注情绪目标影响了他们的决策，但是老年人对选项的积极特征分配更多的注意是否意味着他们做选择时对这些特征权重更大?如果积极效应能在决策中出现，那么积极效应与较差的决定相连是因为对消极材料得到的注意较少，还是选项的积极选择导致了更好的决策呢?这些都是将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4.2情绪和认知共同作用时的加工方式

加工速度随着老化下降，工作记忆、来源记忆、线索回忆、选择性注意、注意的分配、想象、推理以及问题解决都是如此。但是，情绪功能的增长与认知过程中的下降相反，这一事实引起了人们对于利用情绪和认知过程的领域中所发生的潜在变化很感兴趣。目前老化研究要么对情绪过程研究，要么对认知过程研究，并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未来研究将扩展到探讨情绪和认知共同作用的加工方式。

4.3相关生理机制的研究

相关生理机制研究对理解老化过程如何影响情绪功能和认知功能非常重要(Gross，2005)。目前对情绪神经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杏仁核、前额叶皮质(the prefrontal cortex，PFC)和大脑两半球，这些区域随老化变化的趋势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尤其是PFC和大脑两半球的作用机制。PFC是一个较大的区域，它的不同区域受老化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如Salat，Kaye和Janowsky(2001)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其他区域，眶前额叶皮质(orbital PFC)可能选择性地不受老化的影响，而中部和后侧的PFC区域更可能受到老化的影响。

4.4对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进一步验证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对理解老年人的情绪及认知做出了贡献，对“老化悖论”和“积极效应”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为人的毕生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引发了许多应用研究，如对广告语偏爱程度的研究(Fung＆Carstcnsen，2003)，对社会重大事件如SARS和9.11事件对人们的决策和心理的影响研究(Fung＆Castensen，2006)，对于身处危险时刻如严重的疾病等时的情绪体验以及决策偏向的研究(LOckenhoff＆Carstensen，2007；Gross，2005)。但还需要在其他领域探究情绪目标在情境中的作用，进一步验证和丰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应该看到验证一个理论的合理性是长期的、复杂的，而目前关于这一理论的验证主要来源于经验资料的收集总结和对老年人与年轻人部分认知过程领域的实验研究，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对老年人“积极效应”的解释就存在其他的竞争性模型，如：Labouvie-Vief的“认知情绪整合模型”、Levenson的“生理模型”(Charles＆Carstensen，2004)等。再者，目前研究本身也存在一些局限，如选择的被试相对集中，研究手段、研究领域相对狭窄，还需要扩展被试的年龄等相关特征，丰富研究手段和研究领域。特别是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利用先进仪器和设备观察动机和情绪对老化认知过程的影响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