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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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伊斯特林将人类消除物质贫困的成就称为“一场空洞的胜利”。生活从一个欲望走向另一个欲望，而不是从―种享受走向另―种享受。

30多年来，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确实大大提高了。从物质条件上看，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但我们的感觉并没有更好。

“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并非同义词，客观条件或环境与主观感受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物质繁荣并没有使人类感觉更幸福。美国学者理查德・伊斯特林说：“经济增长的胜利并不是人性战胜物欲的胜利，而是物欲战胜人性的胜利。”他认为现代人并不比300年前的人更幸福，尽管我们相对富裕，他们相对贫穷。他还相信美国人并不比印度人更幸福。

幸福感与占有物质的多少是否存在正比，一直是幸福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调查中，大多数人认为幸福的首要因素是经济状况，甚至排在家庭和健康之上。那么，在我们拥有了很多东西之后，为什么还是感觉不幸福?因为欲望和收入同比增长。心理学家称为“享乐踏车”(hedonic treadmill)，为了满足享乐欲望，就得不停地踏下去。我们总是以为能够“买到”更好的生活。买了大件就要买房，买了房还要买车，我们希望下一次购买虽终能够把我们带进“希望之乡”。这倒应了伏尔泰的一句话：幸福是一种幻觉，而苦难是真实的。幸福意味着你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解决自己的问题。物质富裕可以帮助你做到这一点，但它也驱使你做更大的梦并为你带来更复杂的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物质的进步能够带来物质的满足。列宁曾经设想商品极大丰富的情景，就像在宾馆餐厅里取用糖一样：它总放在桌上，你想取用多少就取用多少，并不因此多吃多占。凯恩斯说：“终有一天，经济问题会退隐幕后，我们的心灵和头脑会被真正的问题所占据……它们包括生活、人类关系、创造、行为和宗教。”而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将摆脱诸多缠绕人类两百年的伪道学原则，抛弃对会钱那种占有式的热爱，而把金钱仅仅当作一种生活享受和实现的工具”。

伊斯特林认为列宁和凯恩斯都错了：物欲从来不会餍足，也从来没有逃离人们的中心视线。所以他将人类消除物质贫困的成就称为“场窄洞的胜利”，因为驱使人们去争取更大物质胜利的心理压力从未削减。这些年的社会发展证明伊斯特林是对的。生活从一个欲望走向另一个欲望，而不是从一种享受走向另一种享受。

瑞士国际发展管理学院(IMD)早就指出，有许多因素决定一国或地区的竞争力水平。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是一国或地区的价值体系。国家或地区并不只是竞争产品和服务，也竞争教育和价值体系。随着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价值体系也在演化。它们走过如下四个阶段：努力工作――人们把自己全部奉献给国家或地区的共同目标并且工作很长时间(比如韩国)；财富一一尽管努力工作，人们更关注提高自己的收入(比如新加坡)；社会参与――人们对努力工作不太感兴趣，对于影响他们的社会更加投入(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和欧洲)：自我实现――人们更关注发展私人生活，而不是追求社会变革(比如今天的美国和欧洲)。

以上描述的四个阶段随时间自然演化，同时也是一个从集体的看法到个人的看法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难逆转，但是可以控制。比如日本，正从集体价值向个人价值转型，这也暗示了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深层次的变革。正是为此，长期位居世界第二大强国的日本将继续遭遇所谓“中年危机”，并且这一危机比预期中的要持久和剧烈。

我们中国呢?为了过上一种从未有过的较为富裕体面的生活，我们无疑处在价值体系的初级阶段：每个人都为挣更多的钱努力工作，并且愿意为集体的目标而奋斗。我们也的确因为这种努力，享受了30多年持续的增长。然而，就在对GDP增长的‘一片喝彩声中，我们忽视了太多的东西。

我们很难发现幸福的魔方，世界上伟大的哲人思考这类问题已经上千年。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标和目的。”不过，抛开哲学沉思，有关幸福问题的答案似乎很平凡：一旦人们不再为物质需求(而不是物质欲望)所羁绊，生活满意度的最大因素来自于工作、个人关系、休闲和精神追求的一种健康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