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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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性；理论嬗变；问题迁衍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2）０5－００25－０6

一、“现代化”主题的凸显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内涵

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向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潮，一种思潮更多地强调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和主体地位，这一思潮从“天朝儒学道统论”到“国粹论”，再到“中西互补论”，然后再到“中国本位论”；另一种思潮则更多地强调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这一思潮从“天朝儒学道统论”进展到“中体西用论”，再到“中西互补论”，再到“西化论”和“全盘西化论”。在“中西互补”这一点上，两种思潮达到了一定阶段上的某种融合，而后又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两种思潮分别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同方面的认识与强调，其各自的发展都表明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20世纪20、30年代，两种思潮则再次出现合流的趋势，其产物就是“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1]

“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表明人们开始以一种世界史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明之关系，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天朝上国”这样一种“天下观”的束缚，承认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性，从而也就承认并强调“现代化”的必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样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束缚，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看到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从而意识到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性。冯友兰曾深刻指出，“现代化”概念代替“西化”概念“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1](22)

“现代化”一词，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在严既澄的文章中出现过“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而柳克述则在《新土耳其》一书中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1929年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提法。而“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大概是这一概念被推广使用的正式开端。[1](13～14)

中国学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明确提出了“现代化”概念和理论，而“现代化”概念和理论在西方理论界以及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兴起则是在二战之后的50年代。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化’（modernisierung）一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作为一个术语广泛使用。”[2]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概念无法逾越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化的概念，而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出现要晚得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产物。”[3]卡林内斯库也认为，现代化的问题直接地表现在二战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那些最近从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民族国家。[4]

詹姆逊和卡林内斯库所说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不同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化”理论。尽管这两种“现代化理论”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兴起，但它们各自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动因以及由此决定的具体内涵，都各不相同。

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现代文明表现为一个自然演化的结果，是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一个有待追求的历史目标或有待完成的历史任务，因而西方理论界所要做的工作，更多的是考察现代文明的开端，反思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把握现代社会的各种基本特性，描述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感受，以及探讨现代文明的各种后果和未来发展趋势。而这些工作恰恰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理论所关注的基本主题。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讲，其首要的历史任务在于向先进的西方现代文明学习，以摆脱自身贫穷落后的状态并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其理论界所要做的工作，更多的是概括出西方现代文明中哪些是先进的和需要学习的，以及探讨如何才能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的先进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即探讨如何实现以西方现代文明为目标导向的“现代化”。

哈贝马斯指出，20世纪50年代被广泛使用的“现代化”概念涉及一系列过程，“诸如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核心权力的贯彻和民族认同的塑造，政治参与权、城市生活方式、正规学校教育的普及，以及价值和规范的世俗化等等。”[2](233-234)这一“现代化”理论，之所以会在二战后的50年代兴起，其原因在于：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背离了启蒙运动所设定的理性轨道，这种偏离尤其表现为社会生活片面的工具理性化吞噬了价值领域的合理化，即在现代社会中并没有实现启蒙运动设定的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价值理想，对这样一种偏离理性轨道的社会发展趋势的担忧促成了对现代社会的新的理解与反思，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理解与反思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一“现代化”概念，较多涉及到社会转型过程中能够较为直观地感知到的社会层面的特征，而较少涉及到难以直观地感知到的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对现代社会的可感知特征的理解与把握，这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在具体内涵方面的相似之处。但由于历史境遇的不同，这两种现代化理论在具体内涵方面的差异还是要多于其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