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里的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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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五月五日铭文镜、伍子胥主题镜、打马球镜等与端午习俗息息相关，因而为今人增长具有深厚底蕴的端午文化见闻做了很好的注解。

五月五日铭文铜镜存世极少。宋皓在《“五月五日”镜》一文（《嘉德通讯》，2010年第2期）中介绍了3枚：2007年嘉德拍卖推出一枚小手镜，其上有铭文“五月五日午时”（图1）；2010年嘉德春拍铜镜专场推出一枚形制少见的八角形五岳镜，有“五月五日”铭文字样（图2）；美国西雅图艺术馆藏一圆形五岳镜，上有“五月江中”字样。

见诸传世文献的同类铜镜，如王士伦在其专著（《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7年）中提到的3枚：

延熹二年（东汉桓帝时期，159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述，广汉西蜀造作明镜……

广汉西蜀刘氏做竟，延熹三年（东汉桓帝时期，160年）五月五日……

建兴二年（三国蜀刘后主年号，224年）岁在大阳，乾坤合作，王道始平，五月丙午日中制作竟……

我国以端午为题材的五月五日铭文镜之兴起当不晚于东汉晚期的汉魏之际。唐时盛于玄宗，废于德宗，兴盛了大概五十余年，文献可兹为证。东汉王充《论衡》有“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时铸阳燧”之说，唐代白居易《百炼镜·辨皇王鉴也》也载：“百炼镜，镕范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祗。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史手白封。”此处反映的是作为唐代铸镜中心的扬州，每年的五月五日午时在扬子江江心为朝廷铸造具有避邪神力的“水心镜”“百炼镜”。然“扬州旧贡江心镜……易破难成，往往有白鸣者”（唐李肇：《唐国史补》），反映的是由于农历五月前后的数月是一年内最热的季节，制作铜镜的泥范易弯曲变形，不适宜铸镜，成品率极低。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端午》中认为，古人端午指农历五月的第一个午日，他同时引用东汉王充《论衡》的说法，认为午节可以是午日，还可以是丙日，而后人专指五日则是错误的。

江心可否铸镜，后人或信或疑。坚挺派认为，大量文学、历史文献记载并非仅是文人的浪漫或文学夸张，应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同时，朴素的天人感应，敬畏自然的思想理念也会驱使古人专注于江心铸镜。怀疑派则指出，首先五月五日作为干支纪年的午月午日，对应阴阳五行中的火月火日，其实仅是一种思想体现；其次表现为在唐代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江心铸镜恐船难以承受铸造熔炉的负重。因此，疑问者认为，所谓的五月五日江心镜、天人感应思想，或许只是美好祝愿。

伍子胥铜镜多见于东汉时期的吴楚地区，反映端午时节人们对伍子胥的忠孝节气的纪念。《浙江出土铜镜选集》（王士伦，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选介了一枚吴王、伍子胥画像镜（图3）：伍子胥慷慨激昂、瞪目咬牙，拔剑白刎；吴王怒视伍子胥，越王和范蠡洋洋得意商量国事，贿赂太宰的二位美女等形象栩栩如生。另有“吴王”“忠臣伍子胥”“玉女二人”“越王”“范蠡”的题字。由于伍子胥被吴王赐死，于五月五日投入江中，化为涛神，人们将伍子胥与端午节比附，对伍子胥的纪念是不同于楚国故地对屈原的纪念的。

打马球，也是端午戏之一。马球，是骑在马上，持棍打球，古称击鞠。三国曹植《名都篇》中有“连翩击鞠壤”之句。唐代长安，有宽大的球场，玄宗、敬宗等皇帝均喜马球。章怀太子墓中《马球图》，画出了唐代马球的兴盛：画上，二十多匹骏马飞驰，马尾扎结起来，打球者头戴幞巾，足蹬长靴，手持球杖逐球相击。《中国铜镜图典》中（孔祥星、刘一曼，文物出版社，1992年，639页）有一枚打马球镜：菱形，圆钮。主纹为骑马打球。四名骑士骑在马上，做出不同的姿势，有的高举鞠杖，奋力抢球；有的俯身向前，鞠杖向下；有的策马回身，鞠杖击球。骏马或腾或止，均生机勃勃，再现了当时打马球的紧张激烈场面。四马之间间以折枝花，马侧有一座小山。边缘为四株折枝花和四只蜂蝶（图4）。

或许，唐代诗人文秀《端午》诗中“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的诗句不为所有人赞同，但“宝镜无私光”，人们可以通过五月五日铭文镜、伍子胥镜和打马球镜这一扇小窗，概览作为国家和世界文化遗产的端午节的丰富、瑰丽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