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模式”:反思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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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依赖外资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增长与发展的一定背离，但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却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仍具有可行性和生命力
2004年苏州全年实现GDP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次于上海；进出口总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仅次于深圳；全部工业产值达到9010.77亿元，仅次于上海；实际吸引外资规模则超过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市之首。这一切都令人惊叹。
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按理说应该是一片叫好声，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专家学者在对“苏州模式”进行了研究后，看法不一，有赞赏声，也有叹息声；有鼓劲声，甚至也有“声讨”声。
质疑、批评与数字
很多著名学者和地方领导干部的尖锐批评集中在一点：苏州名声响却不实惠，引进外资多，GDP增长快，但人均收入与GDP大不相称，增幅远远低于GDP增幅，老百姓从引进外资和经济增长中得益不多，甚至变得相对贫困，例如苏州人均GDP超过上海，但人均收入只有上海一半；在人均收入的群体中，差距也特别大，在公务员群体中，平均每位公职人员的年薪则为6万-8万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同步；而同期一般企业员工的年收入则为1.5万-1.8万元左右，充其量只相当于一般公职人员的年终奖，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于是有观点认为，在外国资本“掠夺性”的投资过程中，真正获益的是公务员群体。
在长三角15个大中城市中，苏州GDP总量超过浙江任何一个城市，但论人均收入，浙江几个城市全部高于苏州；在许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方面，如商品零售总额、储蓄余额、私车拥有量、人均住房面积等，苏州甚至比不上地处西部内陆、经济发展较迟缓的成都。经济高速增长,但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轻松,并不富裕。
通常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大致是后者为前者的75％，而苏州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451元,只占人均GDP的25％。这个差距太悬殊了。由此也说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长，这也是多数苏州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感受到经济增长对提高生活质量有什么突出影响的重要原因。
同时，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进行比较也可发现，居民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消费性支出了。2004年苏州市区人均消费支出为9783.07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再加上近年苏州房价、水电气等价格快速上升，导致生活成本激增。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但对于改善或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产生什么显著作用，生活成本的快速增加，部分地抵消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大部分可支配收入都用于消费性支出，还要应付教育、医疗、养老及其他方面的应急需求，因此在目前情况下，要想扩大居民的消费支出是非常困难的。
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突出地反映了目前苏州以工业生产来拉动GDP增长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难以转化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为此，重庆市的一位领导公开质疑“苏州模式”,认为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
产业结构的弊端
从理论上讲，经济总量较多地区的居民就该有较高的收入，但苏州GDP总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却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反差，着实令人吃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苏州外资带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近年来，苏州成了全国引进外资的典型，媒体称苏州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一些专家认为实际上只是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出口的都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产品，连做衣服都是贴的人家的牌子，赚的是极其低廉的加工费，扮演的是挣钱最少的打工者的角色。即使拿苏州、昆山密集的电脑生产企业来说，名义上是高科技产业，实际上与研发、设计无缘，装配女工长时间坐着一动不动，从事的是简单重复的装配工作，只能说是高科技产业链条末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环节部分。例如，罗技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加州的美国公司，每年有2000万个在苏州制造并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运往美国。在美国其售价约40美元，在其价格构成中，罗技拿8美元，销售商拿15美元，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而中国只能从每只鼠标中拿到3美元，其中包括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性开支。
时至今日, 苏州已经演化出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资（特别是我国台湾地区投资）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会碰到一些障碍。最大的问题是高度依赖于外来投资所带来的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外资可能是因为你这里成本低而前来投资，一旦将来成本高企了，它也完全可能再去寻找成本更低的投资场所。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外国资本的投资是一种掠夺性的投资。
这种经济模式给百姓带来的福利增长不及经济本身增长的幅度。过多依赖外资的经济结构，会使本土工业的作用日益降低。近年来苏州经济增长的70％以上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80％以上，地方政府对外资的财税需求依赖性日益加深，苏州的民族经济比重持续下降：苏州规模工业总产值中，国有、集体、私营等本土企业所占比重远低于外资企业，而且本土企业的发展速度也不如外资企业。到2004年国有工业仅占全市工业产值的1.38％， 而外资企业占48.9％，大量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二次就业，其中大部分在外资企业打工，据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末有54万人在外资企业就业，成了“打工仔”。
增长与发展的背离
在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评出的“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排名”中，苏州没有进入前十位。这在苏州引起很大震动。
苏州在此次评比中未能进入百强城市前十位，主要原因并不是经济实力不强，而是由于在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得分都较低。也就是说，在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没有真正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一座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仅表现在经济快速发展这一面，而且还体现在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居民生活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水平上。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城市，虽然有古老的文化底蕴，但城市科教文化设施方面的欠缺，成为城市综合实力上的硬伤。
由此，只重经济增长，特别是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增长与发展在经济学理论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增长”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是以产出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和衡量尺度的；“发展”强调的是经济、社会、政治的“质”的变迁或进化。增长要求回答“有多少”，发展则既要回答“有多少”，还要回答“有多好”。由此可见，发展比之增长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既包括增长所强调的产出的扩大和增加，也包括生产和分配的结构与机制的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发展的自由选择和机会的公平等等。经济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之外，关注更多属于人、为了人、维护人的权利的指标，如人的营养状况、身体条件、期望寿命、收入水平、教育与医疗水平、政治参与等等。离开人的发展，即使是经济增长了，社会也难有真正的进步。
弄清楚了发展与增长的辩证关系,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综合实力百强城市排名”中，苏州没有进入前十位了。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苏州GDP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在取得经济的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孕育着很大的风险，在实现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较大的能源、环境代价。曾经长期困扰工业园区的电子辐射风波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州环境发生的变化。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苏州排放的各种污染物日益增多，严重污染了环境，使得许多地方失去了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危及到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从苏州的实际情况来看,要保持苏州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始终使外资保持一定的规模，其中我国台湾地区投资也要保持较高的份额。但以土地换资金还能持续多久？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因而影响招商引资的困窘，出现了产业链条短的困窘，外资对苏州的促进作用能持续多久？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泡沫正在散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适合国情的选择
尽管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苏州模式”本质特征的合理性却是不容否认的。
必须明了，“苏州模式”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它的外向型产业结构，而在于它类似于早年日本和韩国“政府主导型”的那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归结起来，主要是政府除了做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做的事，还通过制订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来引导投资者进入，并积极参与引导外部资源尤其是企业家资源的进入(所谓“招商引资”或“招商选资”)。苏州外资经济的发展有其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也有其谋求发展的强劲内在冲动，主客观条件在特定时空下的对撞，造就了今日苏州外资经济的辉煌。苏州今日的辉煌是苏州的决策者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准确把握,是决策者们植根于现实、适时适地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结出的丰硕成果。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仍然要肯定苏州模式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这首先是因为苏州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人均收入，以及基础设施和各项社会事业方面在全国都是先进的。苏州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财政实力大大增强，每年向国家上缴国家整个财政收入的2.5％，居各个地级市之首。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基础设施和各项社会事业日益完善。人均收入在长三角中不高，但放在全国范围看还是很高的。苏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原则，更能体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宗旨。事实证明苏州经验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那些资金严重不足的地方起到了相当大的带动作用，而我国恰恰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国家。当然，像苏州这样的地区在引进外资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也要及时实行转型，引资方式上要从以资金换市场向以技术换市场转变，在引进资本的同时引进先进技术，带动本地产业升级。同时，项目引进上要从引进生产型项目向引进生产与服务结合型项目转变，在发挥原有优势的同时，带动本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完善，以利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快地促进百姓收入的增长。
同时要认识到，相对于其他模式如“温州模式”，苏州的模式更加适合国情。从中国大多数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必须承认，尽管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当地经济举足轻重，但中国大部分的地区都缺乏温州那样的商业文化传统，缺乏雄厚的“社会资本”，因此绝大多数地方要模仿温州模式，靠民营企业来发展本地经济事实上有一定的困难。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都谙熟市场制度的重要，却不太清楚市场制度不成熟时如何运作，谙熟企业家的重要，却不太清楚在企业家资源不足时该如何运作。
相比之下，苏州模式是典型的引进发展型，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政府创新先行，制订正确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打造一流的招商引资环境，在本地企业家资源不足、发展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靠“引进发展”突围并实现经济腾飞，可以说更加易于操作，易于模仿，易于复制。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在没有找到比苏州模式更好的模式之前，苏州模式是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可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