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熔炉与色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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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一个冬天的黄昏，我在一辆挤得瓷瓷实实密不透风的北京公共汽车上琢磨着怎么才能活动一下站麻了的左脚，又不至于在前后左右引发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白眼，正这时，一男一女两名乘客开始了一场原因不明的马拉松式对骂。

两人花了大概三站地的时间穷竭了所有常规的恶语毒咒，理屈词穷却尚未分出胜负，这时其中一人突然拿出杀手锏，恶狠狠的抛来一句“外地人”，另外一个立刻好像胸口中箭般浑身抽搐，面目扭曲，却拼劲全力还了一句“你才是外地人”。我这才知道这个词居然可以是骂战中的重磅炸弹。

其实细想一下，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党同伐异似乎来自天性，被鹅妈妈收养的小鸡难免受到小鹅们的扑打，眼睛长成灰蓝色的小海豹从小就得忍受孤独，被当众指为“异类”的人，仿佛受了奇耻大辱并不奇怪。毕竟，这是15年前的北京，在那片当时灰扑扑的天空之下，大多数人看上去非常相像，同与异的参照标准一目了然。

一转眼，外来人口已经占到全北京人口的35%，男人留长发、女人剃光头、老外当黑户、大学生养猪全都已经不算新闻。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掩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之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大众之外还有小众存在。我们的周遭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但问题是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已经作好了准备？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冲突仍然在继续；仍然有名人公开指责同性恋而引起风波；聪明的芙蓉和凤姐们倒是乐得顺流而下，在人们不见容的唾骂声中轻轻松松一夜爆红，这些多少已经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过学会心平气和地面对异己绝对不是容易的事，别说30年前才开始脱掉制服蓝走进斑斓色彩里的我们，就连200多年前就建立于多元聚汇基础之上的美国，“合众”的步履也从来就没能脱开貌合神离的牵绊。保守的“红色”州和激进的“蓝色”州在政治版图上泾渭分明针锋相对，本土美国人和移民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即使在人称“大熔炉”的纽约，“熔”也不过是个美好的愿景。同性恋住格林威治村，老嬉皮士住东村，上东城的人到剧院看歌剧芭蕾舞，下东城的人在街头跳salsa（拉丁舞），唐人街和小意大利虽是近邻却老死不相往来，同是一个唐人街，福州移民和广东老侨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地盘井水不犯河水。人们各据一方各自为政，说着自己的方言，品着自己的美食，做着自己人的生意，过着自己的日子。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的“大熔炉”其实更像个“色拉碗”，青菜黄瓜西红柿拌在一块儿，不过是裹了一身同样的酱，内里仍然你是你我是我，各有各的味儿。

混搭着在一个碗里搅，不同背景和认知的人们之间叮叮咣咣的磕碰从来没停息过。办公室里的印度同事被人叫作“咖喱”而火冒三丈，韩国餐馆被媒体怀疑卖狗肉引起整个韩裔社区的大示威，世贸遗址附近盖清真寺的计划让全美国吵翻了天，纽约市政府为纪念七名9/11事件中牺牲的消防员命名的一条街道“七人在天堂”引起无神论组织的强烈反弹。即使是DNA里烙着融合印记的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时也要面对自己到底是黑还是白的质问，因为不同肤色的选民都想把票投给“自己人”。

初来乍到的人看到这种混乱和嘈杂很容易被吓到，以为这个国家要么就得赶紧增强人们之间的认同，要么不久就会四分五裂，其实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美国人就在这个色拉碗里有滋有味地过了两个多世纪。倒是一心求同的欧洲国家，一会儿担心移民的后代人数超过本土精英的子女，一会儿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反而引来更大的麻烦。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第一个打破种族界限进入美国职业棒球联队的黑人杰克罗宾森的女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罗宾森全家搬到纽约布鲁克林区，那时整条街的白人对他们都充满仇视，只有一户姓赛德罗的人家对他们表示了友善。很快就到了圣诞节，罗宾森发现赛德罗家没有圣诞树，就投桃报李买了一棵树给赛家送过去，结果才发现赛家是犹太人。犹太人不过圣诞节，历史上他们与基督教势不两立。但这家善良的人还是对罗宾森表示了感谢，还把他送来的圣诞树和犹太教的光明节烛台摆在一起。

1948年那个夜晚的烛光和圣诞树也许暗藏了多元社会得以维系的玄机：大熔炉里的求同远不如色拉碗里的存异来得实在，因为和谐的关键不是同化而是共生。

那个夜晚的烛光和圣诞树也许暗藏了多元社会得以维系的玄机：大熔炉里的求同远不如色拉碗里的存异来得实在，因为和谐的关键不是同化而是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