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佐重拾“绘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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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佐来自当代中国最受尊敬的绘画世家，作为他的叔叔和父亲袁运生、袁运甫都是中国艺术史不能绕道的名字。他拿起画笔之时，浸润的都是中国艺术界最不寻常的探索。1971年以来故宫绘画馆重新开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深深地烙在15岁少年的脑海里。而1972年袁佐第一次接触油画颜料，就去看父亲在北京饭店创作《长江万里图》。有时间就跟随父母去庞熏、吴冠中、祝大年、黄永玉诸先生家欣赏古画。

东方西方 笔墨相通

“我以为绘画是一个人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你对文化的理解，知识的理解。这种知识包括绘画的技巧，有对技术的了解掌握，绘画根本上是一种对文化的判断。”

考取中央美院的第二年，袁佐抱着去国外看原作的好奇心，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一走就是30年。而这段旅程，坚定了他一生的艺术判断。1982年在美国，他第一次见到了塞尚、毕加索的原作。“从小我在工艺美院宿舍大楼里长大，周围都是画画的人。那时总是被家里人拉着去看这些东西，反而是去了美国之后才真正接触到中国绘画。”来自艺术世家，袁佐对文化的判断却起源自美国。

1986年袁佐开始在麻省艺术学院任教，陪同中国的代表团到波士顿美术馆参观，在那里他上手了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这一中国绘画史上的大成之作。“那时可以拿在手上看，这是很难得的，在大都会博物馆或者在其他老先生也亲手赏识了不少真迹。看多了，对中国画的感情更深。”

出国后第10年，1992年袁佐第一次回国，在美国接触了西画多年，回国后重拾山水。长城的山、密云的水在我们看来和东方意蕴似乎没有太多关联，但是在袁佐眼里这些都是写生的好素材。他一再强调自己的作品不是中西融合，没有将美国看成西方，也没有将北京看成东方。“我总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的状态，在绘画当中这种情绪与状态会自然或不自然的流露出来。”

袁佐第一次去敦煌是在2010年，其中一个洞窟正面墙上是五台山的全景图壁画，四大天王在天顶的四个角俯视着袁佐和他带领的学生们。袁佐一看到那个画后，“我觉得这完全与迪克宁作品完全一样。虽然迪克宁的画面的更加抽象，这四大天王画的相对而言更工笔，但他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当时在现场有一个清华研究生让袁佐讲讲这画，他说：“如果你们知道迪克宁的画，一定会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事情。它的那种韵律、关系、前后之间重叠的色彩简直太漂亮了。但我不认为他们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因为，绘画是相通的。”

回到“绘画本身”

在中国现代艺术的的主流意识当中，大家往往在追求某一种风格，或者某一种形式。而袁佐更关注的是绘画本身。

不久前在清华艺术博物馆运营、捐赠的会议上，袁佐作为主持，他提到了这样一点：科学技术的知识的创立，在传统上对西方绘画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中国的绘画史上这种影响相对来讲弱一些、少一点。

西方绘画艺术一开始就是从一个窗口向外张望。他们不断地描写周边景物，即便是神话故事、想象的情节、他们也会找来相对应并可以理解的三维空间关系来体现这一内容。15世纪初的贝尼利奇总结出焦点透视法，之后达芬奇制定出人体比例关系。这些科学的知识马上在西方绘画中引起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绘画的风格，影响了西方人审美的标准。

1666 年，英国科学家牛顿发现了七色光谱。分析出各种色彩是丌同波长的光。七色光谱使得绘画界从过去色彩的明暗对比，色相之间的对比变为有了冷暖对比，这种冷暖对比成就了伦勃朗这类人。能够去表现光、三维空间。空间变得深远了，绘画的面貌又一次被改变了。袁佐强调：“这是两次非常突出的科学技术知识对于绘画的影响。”

而袁佐发现在中国绘画中，这样的事情比较少，而且没有太大的影响。唯一能与西方比肩的可能是1960年代前后中国一得阁墨汁的产生。画家可以大量的使用墨，绘画的篇幅、浓度可以增大，对绘画的面貌产生了较大影响。过去画是四尺宣对开，画丈二就已经不得了了，而现在有很多人的画可以画4米、5米的作品，用大刷子、大拖把作画。在那次研讨中袁佐面对着台下如陈丹青的教师和诸多美院学生发出了疑问：“我提出在绘画当中，在座的几位艺术家、画家们，你们的画里面有没有设想到这种变化？在绘画当中你们去了解知识时，你们有没有渴望去改变你的绘画形态，或者用知识来重新建立一种绘画方式？”

作为艺术家的袁佐说过：“我关心一个完美的人完全地热爱生活，我关心人对于社会的贡献。”很多时候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他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渴望带领人们一起追寻不一样的景色。

禁忌之后 创作不设限

他说过自己的作品不是抽象绘画，可这并不太容易界定。在他的画作里我们能感受到具象的山水气息，但是它们 “不是我们平时所讲的描绘山景、描绘光等等”。他对光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不太考虑光是从左边来的，从右边来的，今天是上午的光还是下午的光，而是我想在画面里制造一种光，光是从画面中出来的，是从画面当中照射出来形成的光。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色彩是他另一种不受限的突破领域：他作品中色块距离、前后位置、笔触薄厚这三种空间和传统的透视无关。袁佐反复说： “在画面当中，有时他并不去考虑在描绘一个风景，描绘一个空间，而是将所有的材料变为他在做一个东西，而不是在画，在描绘一个东西。”

位于中间美术馆创作区的画室和其他艺术家的工作区并没有太大区别：一箱箱颜料，大摞大摞书籍，未完成的画作虚掩在帆布之下。一个试图打破光影限制、创造空间的袁佐应该不是一个单纯的解构者。

我问他，“那什么是你的界限和禁忌？”袁佐说，“这种界限实际上是你的自我修养，你的认识你对什么是传统，什么是技巧，什么是力量，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有人文精神的，你的这种文化判断永远是你的限定。”绘画当中，袁佐一直坚持用传统的绘画工具、绘画材料，不在画面上贴什么东西，不在画面上采用不同的材质或其它东西。这些是他的自己限定。他说“我觉得我有点我自己的小理由，即使不一定对，只有把自己限制在了比较窄的简单的方式方法时，这个东西才更有挑战性。”

眼界 第一位老师

袁佐在清华美院教授一年级的素描课、色彩。2008年底他来到清华，怀着很大的决心想做教学改革，改变清华美院的基础教学的整个结构与课程关系。由于人事、观念的原因，最终没有做成。

教书让他很有成就感，与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老过。袁佐会与他们共同分享自己学习艺术的经历与经验，回到父亲任教的大学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他也一直以此为傲。但是在谈话中，我能感受到身为一个教师对学校状态的无奈：“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非常荒唐，我挺为学生惋惜，这耽误了他们学习艺术的宝贵时间。”

针对现在的美术教育，袁佐经过东西方的对比发现“中国的美术教育大多数依旧是一种风格使用材料和工具的办法来思考的。比如素描还是以描绘一个物体为重点，他们认为没有素描基础，没有这种描绘的能力，这个人是不可以画画。这在西方美国的基础教学里早就没有这样的概念了，他要用不同的思考和观念来形成。我觉得这件事在中国很难弄。而国外更注重思考，更注重多种技巧的培训，这种技巧的培训包括思维培训。”

他经常和学生强调多看原作的重要性，“眼界，始终是第一位老师”。当年他在麻省艺术学院任教之时，对门美国三大私人博物馆之一的波士顿美术馆。里面艺术品种类非常齐备，从古至今有非常完整的展示。比如当他讲到陶瓷美术，虽然博物馆收藏量并没有那么大，但几个馆从最原始的彩陶石器时期，一直到清代、现代的陶瓷，每种风格，每种东西都有三五件，摆在那里一目了然。

中间计划

生存，是摆在每个民营美术馆面前的问题。作为中间美术馆新任馆长，袁佐没有刻意回避，但是资金的限制让他把目标放得更小也更加集中。 “我希望项目能够有些收入来支持，可能更多是靠赞助人或者政府税率上的支持。”中间美术馆并不大，他觉得能够做好一件事情就很了不起了。比如希望中间美术馆能够在绘画方面做一点不同的贡献，所以他想在美术馆的规划中汇集几股有“绘画性”的力量。

一是中国的老艺术家这条线，特别是是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一条线，传统称为他们为“工艺美术家”、“公共美术家”。和老派画家相比他们很另类，但这里每个人都非常有意识地去追求独立的风格、思考。包括张汀、吴冠中、朱大年、庞熏及他的父亲等人。他们从来没有想要描写一点光感或者做很写实主义的绘画。从艺术到做人都是非常自由的。

还有一批是中国艺术院校中青年的教师们，就是被他称之为“新学院精神”的一批人，他们想要不被这种世俗的、风格化的东西所绑架，想做点新的探讨。还有一部分是有海外生活背景的，像袁佐，包括在德国生活10年的谭平等人，“他们有完全自由的一种创作状态，他们不受商圈左右，没有在拍卖场上非常耀眼，没有什么样的价格，但他们一直很认真、很严肃的一直想保持非常独立的钻研自身绘画的一种状态。”

“你想办什么样的展览呢？”我问他，袁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两年前他与朋友在美国麻省西部特别小的美术馆看到一个展览，叫“毕加索向德加学习”，当时两个人都很激动，40幅德加的原作，40幅毕加索完全描摹德加的作品。同样的构图，毕加索画德加同样的主题，画德加的色彩，80件作品平行呈现。“整个展览讲的是毕加索向德加学到了什么，这个展览太棒了”，袁佐很期待地说，“我们认为应该是在中国私营美术馆也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我希望能做迪克宁与石涛对比的展览。这样你才能够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思维变化，要做一个倪瓒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展览，你可以看到两者的不同，或者它们相近的地方。但有没有人想到假如中国文化占上风、占主流位置时，是以倪瓒绘画对空间、对力量的认识状态的话，今天的绘画将成为什么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讨论，但并没有发生这件事。”

袁佐眼里，倪瓒的境界比13世纪、15世纪欧洲的绘画要高出很多。那边还临摹画小人，这边已经完全是中国式的空灵意境。但世界文化并没有按着中国人的想象发生。今天袁佐想要做这样的讨论，这可能也是世界文化的讨论，更有趣的是落在绘画形式、绘画语言、绘画性的讨论。他说，“什么是绘画性？我认为这就是绘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