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物自体”的传统形而上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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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康德哲学历来作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得到广泛的瞩目。然而在当代语境下，通过先验理性和不可知论的双重进路，重新对康德的“物自体”进行反思，发现其所要寻找的形而上者其实并未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性。
关键词：主体性；物自体；形而上学；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005-06
一、康德与笛卡尔：认识论转向、
主体性、先验理性主义 谈到康德的物自体，就不得不从 “哥白尼革命”说起，认识论的主体性转向也就是在笛卡尔到康德的这一接续中得以完成。正如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所说的：“纯粹理性要求我们给一个事物的每一个属性寻找属于它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本身也必然仅仅是一个属性，然后再给它寻找属于它的主体，这样进行直到无穷。”［1］(P112-113)在寻找这个主体的过程中，笛卡尔采用了普遍怀疑的方法，怀疑到最后，发现唯一不能怀疑的是我自身，而这个我自身是由思维规定着的。“现在我觉得思维是属于我的一个属性，只有它不能跟我分开。只要我在思维，那么我是，我存在，就是靠得住的……假如我停止思维，也许很可能我就停止了存在。”［2］(P25-26)我之思，是一种纯思，也是一种理性之思。因为在这种思中，“我清楚地看见在一个无限的实体里比在一个有限的实体里存在有更多的实在性。因此在我心里对无限的领会是以某种方式先于对有限的领会的,这也就是说,我对上帝的认识先于我对我自己的认识。”［3］被这种理性之思所规定的“我”，也就成为了认识论中的决定性主体，或精神实体，主体以外的客观世界包括上由此而被给出。“笛卡尔举例说，像数学、逻辑的范畴，思维的‘我’、绝对完满的‘上帝’之类的观念，都不是我们通过感觉从外部世界中经验到的，因而只能是天赋的，即人的理性中固有的。”［4］(33)通过“天赋观念”，笛卡尔在人的理性中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人的理性从此取代了旧的实体，成为形而上学的新方向——主体或主体性。
从客观的对象，到主观的主体，康德继承了笛卡尔开启的主体性转向。然而他关注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或者说：“人可以知道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与笛卡尔不同的是，康德不愿赋予“我”以实体性，在他的范畴的先验演绎中指出，先验自我只是先天综合的功能，而非精神实体。康德悬置了形而上学，通过“先天综合判断”的提出，去追问实体是何以可能的，从理性的基本构成中挖掘形而上学存在的根源，这使得他成为了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代表。康德从何种程度上超越了主体？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根源的纯粹理性，在他这里又是如何被批判的？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对其做一先验理性主义的剖析。
康德把人类的知识分成两部分：感性和知性。感性提供直观对象，知性以概念或范畴思考对象。对感性和知性的形式，康德分别做了形而上学的和先验的说明和演绎。而感性是知性的质料，所以我们从感性直观的先验形式入手进行分析。
我们想要说的是：我们的一切直觉不过是现象的表象；我们所直觉的事物并非我们的直觉所对的东西自身，而这些事物的关系自身亦非如它们所显现于我们的样子；再者，如果我们撤销我们的主体，甚或仅撤销一般而言的感觉的主观特质，则在空间与时间中的对象之所有特质、所有关系甚至空间与时间均会消失，而且这些作为现象的特质和关系无法在其自身存在，而只能在我们之内存在。离却我们的感性的这一切受纳性，这些对象自身可能是何情状，我们完全无所知。［5］
感性的先验形式是时间和空间，而时间和空间依赖我们的主体，或“感觉的主观特质”，因此时间和空间都只能“在我们之内存在”。其中时间又是“一切现象之先天的方式条件”。因为空间仅是外在现象的先天条件，但“一切表象，不问有无外的事物为其对象，其自身实为心之规定而属于吾人之内的状态；又因此内的状态从属内的直观之方式条件，因而属于时间，故时间为一切现象之先天的条件。”［6］(P59)把外在表象归结为内在状态，从而归属于时间，这构成了康德认识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想象力对时间进行先天的规定，联结了感性与知性。在知性范畴的先验演绎中，感性直观先被领悟力综合为许多表象，这些表象再被想象力综合为具有同一性的表象，最终被概念综合为统一的对象。“无一概念能由分析产生。杂多之综合，乃首所以产生知识者。”“综合纯为想象力之结果……能以此种综合加之于概念者，则属于悟性之机能，由此种悟性机能，吾人始能得真之所谓知识也。”［6］(P88)概念由想象力对杂多表象进行综合而得出，而概念的连接产生判断：“康德按照传统把认识理解为判断”；“既然任何判断本身已经是一个‘我联结’，即对主词和谓词的联结；作为判断，即使是分析判断也已经是综合的，哪怕这里主谓词联结的一致性根据仅在主观表象之中：但这样一来，综合判断的‘综合’便有了双重意义：一是作为一般判断；二是作为这种情况，即表象的‘联结’（综合）的合法性是由判断所及的存在者本身中‘得知’的（综合）。”［7］(P91,93)因而，判断的形式与知性的范畴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先天范畴由悟性（知性）机能和感性直观共同产生，即：
然而这个“内的直观之方式条件”——时间缘从何来？关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对康德进行了批判：“这个进行认识的主体怎么从他的内在‘范围’出来并进入‘一个不同的外在的’范围？认识究竟怎么能有一个对象？必须怎样来设想这个对象才能使主体最终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这一入手处尽可千变万化，但随之却始终漏过了这个认识主体的存在方式问题。……认识被首先锁闭于其中的那种内在的‘内’的肯定的含义是什么，或认识的这种在‘内’的存在性质如何奠基于主体的存在方式——对这些问题却都讳莫如深。”［8］(P71)无论是感性论中感性直观，还是知性论中的先验统觉，都离不开一个主体的存在，绕不开一个主体“人”的预设，这恰恰是康德所未曾直面的。也就是说，“对形而上学本质的探讨就是对人的‘心灵’诸基本能力之统一性的探讨。”［7］(P97)那么。康德的认识理论可以这样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