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死就得好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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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手术醒来的一刹那，我嚎啕大哭。当时想，命运对我太不公平，我这么年轻，才40岁却得了癌。我这辈子处处做好事，严格要求自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怎么会让我得了这个病？”2013年8月的一个周四，孙桂芳坐在北京肿瘤医院门诊楼大厅“抗癌明星交流中心”，给上前寻求帮助的人讲述自己17年前最痛苦的经历。
1995年9月4日，孙桂芳在手术台上被确诊为晚期乳腺癌，诊断书就像死亡通知书，提醒她尽早跟生命中的一切告别。
“紧接着是大剂量的联合化疗，我真是苦不堪言，没法忍受，身体里翻江倒海的感觉，都没法形容。我脸是黑的，头发掉光，脱了相，同事见我，好像跟遗体告别似的。我就想，与其这么痛苦、艰辛地活着，不如平平谈谈地死去。”
当时，她的儿子正上初中，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病房，看妈妈是不是还活着。
“我儿子坐在病床前，什么话都不说，只默默看着，怕一眼看不上，我就走了。”
讲到这里，孙桂芳眼睛有些湿润，她摘下眼镜，露出的双眼炯炯有神。话锋一转，她对新病友说：“你看，这么困难、这么衰弱的情况下，我都能康复得这么好，你为什么就没有希望呢？我是乳腺癌晚期，淋巴转移，一年以后骨转移，这都活了17年，你的病情比我轻多了！逢凶才能化吉，遇难才能呈祥。”
作为北京抗癌乐园的常务副理事长，孙桂芳每周四都会在“抗癌明星交流中心”服务，她的工作之一就是以“抗癌明星”的角色帮助和鼓励新患病的人。“榜样的力量无穷大”，很多癌症病人听说北京有一个“专门管癌症病人”的组织，而且里面不少重病患者都活了很久，纷纷报名加入。
北京抗癌乐园从1990年成立至今23年，已经有近万人的规模，他们平时在遍布北京的二十个公园里活动，春秋两季组织癌症病人集体郊游、运动会，每年都会举办“五整生日会”。
“五整生日”是癌症病人的盛大节日。对于他们而言，手术后第一个五年是个坎，这五年内，复发概率最大，病人需要忍受来自治疗和自身心理的巨大煎熬。医学上认为，癌症患者手术后五年内不复发，即为临床治愈，五年后，复发概率将大幅降低。为了庆祝和死神过招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抗癌乐园会把大家聚在一起举行仪式，戴红花，买寿桃，再吃个苹果，乐和乐和。此后每活五年，庆祝一次。2012年6月份，抗癌乐园为600多名园友庆祝了“五整生日”。
孙桂芳说，“凡是进到这个组织的，不管是不是带瘤生存，不管（癌细胞）转移到肝肺还是骨头、能不能活下来，都把生命看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换个活法
在带瘤生存的日子里，张兰每天清晨都会步行到玉渊潭公园练习一种气功，气功的动作很简单，手掌伸平，掌心向下，双手水平置于髋骨、离身体大约一掌半，左右摆动，像是在按压所有的病痛和欲望。张兰说，如果肿瘤没有夺走生命，那它就不是来索命的，而是教人“学会放下”。
张兰是北京抗癌乐园玉渊潭分园的老园友。2013年8月9日上午，晨练结束后，她坐在公园湖边的小木屋里，把空调温度调升到27度，擦了擦头上的汗水，若有所思地和另一位园友说：“人生就和坐公交车一样，有的人从始发站到终点站一路畅通，有的人可能就在八宝山站出现故障，修理一下，但还能往前走，这段时间怎样度过，就看你的选择了。”她说起话来中气十足，让人完全联想不到9年前那个病入膏肓，一度想要放弃生命的癌症病人。
2003年9月25日，43岁的张兰被告知乳腺部位长了恶性肿瘤，医生给她开刀时，肿瘤已经粘连了组织。
张兰患的是乳腺导管内原位癌，病情来势凶猛，手术后接受了大规模联合化疗。从手术到第一次化疗结束，她的体重从140斤，骤减到不到100斤。她说，因为化疗剂量大，药物“伤敌一百，自损一千”，当时自己在病床上几乎坐不起身来。
第三次用药后，她被送进了ICU病房，白细胞降到只剩800（正常值为4000―10000）。三个月后化疗结束，张兰整个人傻乎乎的，还偶尔出现视觉模糊，出门时要在衣服上挂一个牌子，写着个人身份信息，防止走丢。
生病以前，张兰是单位里的风光人物，她热爱工作，追求完美，业务上处处胜人一筹，忙起来像个上好了发条的玩具。生病后好一阵子，她既无力招架工作，也没法安静下来享受天伦之乐。
张兰说她的确诊过程几经周折，半年内两次就诊，医生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诊断，开了刀才发现情况不乐观，肿瘤已经严重粘连组织，临时改了手术方案，手术从上午九点做到下午三点，持续了六个小时。
这种情况让张兰认为自己的病被耽误了。
“这里边肯定有猫腻儿，主治大夫两次暗示我给红包，我都没给，就不愿意给我看了。他还带了一个徒弟，是同一类人。”张兰对医生的做法耿耿于怀，结束化疗以后，几度想把院方告上法庭，搬了两次家都没扔掉化验单，家人劝她不要，不要闹到“未胜诉，人先亡”。此事作罢。
“妈，您再不换个活法，真的快（病死）了。”她的儿子觉得妈妈活得太累，把话说得很直白。
张兰不止一次与医院产生矛盾。住院的时候，她和儿子一起去交费，因为收费人员在操作上不熟练，一个误操作，多收了治疗费用。“我属于特殊病种，他给写成了普通的，这要让我多花一千三百多元！”张兰火冒三丈，要跑去跟院方理论。儿子上前阻止，对她说：“妈，钱重要，命重要？他要多少，咱就给多少，弄清楚以后会多退少补的。”
后来，多收的钱，果然走医保退回了。自打这事以后，张兰想开了不少，她说癌症是“心魔”，做人越是较真，病越是好不了，“我儿子比我健康多了”。
过了鬼门关，张兰性情也起了变化，不再争强好胜，不为鸡毛蒜皮的事着急上火，也不苛求儿子出人头地，她像个老顽童，练练气功，跳跳舞，还是冬泳俱乐部的会员，坚持室外冬泳。“你没试过，才会怕我冻出病，其实冬泳并不冷，水面厚厚一层冰，隔绝了外面的冷空气，冰越厚，水温越高，冬天游泳很舒服！”她乐于解释冬泳的乐趣，儿子说她，“妈，您简直要玩疯了”。
“癌症就是‘气滞’，郁闷难以疏解，‘瘤’字有一个病字边，加一个‘留’字。想不开，病就留住了，想得开，病就走了。”张兰说。
同病相怜
2007年9月18日，讲师兰迪・波许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著名的课程―《最后一课》上做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场白：“如果我看起来没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忧郁和软弱，抱歉让你们失望了。我的身体看上去惊人的健康，体力比在座的多数人都好，我保证这是各位看过的最惊人的认知失调。”
他伏在地板上做了几个俯卧撑，“所以，如果有人想哭或者可怜我，先做几个俯卧撑再说。”此时，兰迪・波许体内的癌细胞已经从胰腺转移到了肝脏和脾脏，在这堂课开讲前的一个月，他被医生宣判只有三到六个月的生命。
就像兰迪・波许，北京抗癌乐园的园友从表面上也很难看出他们曾是或仍是癌症患者。
抗癌乐园在遍布北京的二十个公园里组织活动。每天上午9点，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石景山分园的园友们都会聚在一起，扭动不十分年轻，也不十分协调的身体，练习集体舞蹈。他们在阳光下握紧旗杆，挥舞半个麻将桌大小的红旗，让红旗从空中劈下来，他们把眼睛瞪得又大又圆，使劲咧着嘴角，似乎要笑给所有人看。
“你看看，这里哪个人像癌症病人？说他们有病，谁也不信。”李萍说。
2013年8月9日上午，李萍在抗癌乐园位于玉渊潭公园的活动基地聊起加入组织的经历，她讲起话来有条有理，意气风发，很难让人想象她九年前是一个病入膏肓、被人搀扶着来抗癌乐园哭诉痛苦的晚期癌症患者。
2004年，大约在冬天，李萍穿了一件羽绒服，头顶全秃，带一个帽子，脸上睫毛和眉毛一根不剩。她被家人架着，步履蹒跚地走进玉渊潭公园，走十来步就要站定喘几口气。花了好一会儿工夫，她终于见到王园长。
“王园长，我觉得很冤得慌。”刚开口讲话，她就哭成了泪人。
李萍不是第一个找上门哭诉的人，王园长处理这种事件很有经验。她靠近李萍，压低声音说：“你放心，你死不了。你看，我们都是晚期，这么多难兄难弟都活着呢，你不是一个人。”她指指身旁已经入园的几位园友。
“我怎么遇见这种倒霉事？走不了路，也喘不上气。”
“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化疗时也脱了相，整个人只剩70斤，人见了都说‘能活吗？’你看我现在，精力比病前还好！”吴洁插了句话，她患的是乳腺癌晚期，双侧乳腺都被摘除。
“我们抗癌乐园的创办人是余达源老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常说，癌症不可怕，想活就到园里来，看一下比自己病重的人怎么活的，所有人都是哭着来，笑着走。”王园长说。
王园长今年74岁，患乳腺癌19年，已经在抗癌乐园过了三个“五整生日”。
“我们都过了不止一个‘五整’，你也没问题！”
王园长疏导李萍的方式，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在抗癌乐园，这已经成了园友们自创的“话疗”治病法―用聊天的方式排解苦闷。
“新得病的人，往往发懵，认为得了癌症就是宣判死刑。其实这种观念很过时。”老园友是“过来人”，用自己克服病痛的例子给新人以指点，给他们“别人能活，我也能活”的心理暗示，用抗癌乐园园长赵平教授的话说就是，通过一种“同病相怜”的群体机制疏解心灵的郁闷和孤独。
“家里人劝你，你可能不接受，觉得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病人劝比较容易一点，大家在一起找快乐，找健康，宣泄一番，很管用。”李萍说。
现在，李萍觉得自己活得很好。她的病情仍在发展。因为患的是导管内癌，容易远距离转移，她的腹腔内，卵巢、子宫，全部切除，另有四个瘤长到了气管前面，甲状腺区域外，不能做手术切除，更严重的是，还有两个肿瘤长到了头骨上，化疗了将近两年。但她都不去理会：“一睁眼，穿上鞋，嘻嘻哈哈地一天很好打发，没死就能活！你高兴是一天，不高兴太阳也会往西转。”李萍说。
面对歧视
癌症病人的压力还来自不了解癌症的人们有意或无意的“歧视”。
在旁人眼里，癌症病人是一群“不幸的人”，得了一种谁都“不愿意沾”的病。对于癌症病人自身而言，当他们走出家门，走进公园，必须学会突破一些心理障碍，譬如接受和容忍一些异样的眼神。
四年前，抗癌乐园石景山分园园长姚桂芳带着园友们爬香山，身上穿着印有“抗癌乐园”的运动服。在香山脚下吃饭时，旁边桌吃饭的人发现他们是癌症病人，先是指指点点，嘀嘀咕咕，随后索性放下碗筷，弃桌跑掉。
园友邹静也遇到过这种事。“有的人不愿意接触我们，说阴气重，我们都听得见。”亲耳听到旁人把自己说成“不吉利”的人，比肉体上的病痛更让她崩溃。
癌症病人和健康人之间一直有种隔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医疗水平有限，医学界对癌症的治疗手段少、效果有限，坊间流传“十个癌症九个埋，还有一个不是癌”，很多人都觉得得癌晦气。赵平说，谁也说不准人们对于癌症的歧视从何而来，家里从来没有癌症的，往往一听说癌就恶心，这种情形，就像农村孩子到城里上学遭人白眼一样。
“医院的肿瘤科一般都安排在四楼，”邹静强调“四”这个字，说这不吉利，“我看见‘肿瘤’两个字也觉得压抑，还有“癌”字，跟别的字长得不一样，不好看，忌讳”。
两年前，张兰参加过一次北京癌症病人游八达岭长城的活动，她以为只是单纯的郊游，没想到同行的还有电视台的人，来录制有关癌症病人的节目。张兰一不留神上了镜头。回城后不久，她去了常去的北京八中游泳馆，看门人见到她，上前就问：“你是抗癌明星吗？”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张兰不知所措。自打这以后，张兰再也没去这家游泳馆。
张兰向冬泳俱乐部的人隐瞒了自己是癌症病人的事实，这是她故意的，她怕一旦病情被发现，会遭到俱乐部的排挤或者被劝退。
“其实我能理解他们。”张兰说，“我得病之前也这样。同事谁得了癌症，我不敢去探望，表面张罗着，到时候出钱不出力。所以我也理解不敢来看我的。”
吴明洁目前在国企做管理工作，也是新当选的乐园常务理事，去年组织了乐园注册法人社团成立十周年的活动。她2008年患上子宫癌，当时46岁，幸运的是，术后五年未复发，过了自己的第一个“五整生日”。
吴明洁觉得，和艾滋病一样，癌症或许也应该有这么一个被正视的过程，因为健康人与癌症病人之间的沟通太少才容易隔膜。艾滋病曾经被公众误读。有段时间，电视台和报纸集中普及艾滋病预防常识，反复强调与艾滋病人握手不会被传染，演员濮存昕作为公益形象大使频繁出现，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红丝带是代表HIV和艾滋病救助的国际符号。
从玉渊潭公园小西门入园径直往东，步行不到300米处，有一座搭建不久的海德木屋，木屋有两个房间，每间里放了一台空调、几副存包柜、几张桌子和几十把椅子。这是政府为抗癌乐园盖的活动基地，由玉渊潭公园提供免费的场地，抗癌乐园每年上交一千多元的管理费，可以常年在这里组织活动。
在北京，抗癌乐园已经颇具规模，累计注册园友上万人，其中有4000多名活跃分子，它是一个缺少医生和名人参与的草根组织，成员主要是45岁以上的工薪阶级，女性为主，这些人虽然不存在个人的经济困难，但也承担不起整个组织的活动经费，只能靠外部赞助。
“一千元的管理费对于普通的单位不算什么，但我们白手起家，经费非常紧张。”在玉渊潭公园的木屋里，吴明洁说，“社会上那么多人帮助白血病儿童和其他绝症的，为什么没什么帮助我们呢？我们也属于弱势群体。”
2013年9月，抗癌乐园将在北京举办“首都癌症患者首届健身文化节暨抗癌明星五整生日大会”，预计会有2000名癌症病人参加，不算场地费用的话，预算40万元，目前还没有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开幕式上，会有红旗舞、棍舞、哑铃舞、花环舞、气功队、生日明星队等共9个方阵，表演者加起来超过500人。
张兰作为演员，正在苦练哑铃舞，她说，办运动会是抗癌乐园所有园友的心愿，也是向社会展现癌症病人风貌的机会，她一定会好好表现。
（为保护当事人，文中所有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