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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注定要留下东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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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出点名堂来

储瑞耕有个红烧鱼理论,其意是要做红烧鱼里的鱼,而不做鱼上的配菜。这是储瑞耕的性格,凡事,他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出点名堂来。

储瑞耕是一个革命烈士遗孤,从小便与年迈多病的祖母孤苦相依,靠着政府颁发的烈属抚恤金生活。16岁时,储瑞耕第一次走进上海虹口公园参拜鲁迅先生,从此便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但是,对这样一个吃饭都是个问题的孩子来说,太大的人生梦想,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

然而,正是旁人的疑问,被储瑞耕视作鞭子,鞭打了自己40多年,使他一步步走向成功。

储瑞耕说,自己不是一个有天赋的人,他认为自己如果算得上是成名成家了,那主要源于自己的刻苦与执着。他说,“一个人可以做不成大事,但不可以不做事;可以做不成许多事,但不可以不努力做成几件事”。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作为秦皇岛港务局工人评论组的成员,储瑞耕开始撰写国际评论。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英语专业的储瑞耕,本是一个门外汉,但没多久,他写的一批评论相继被新华社、人民日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级媒体刊用。有的还被译成20多种文字。

1983年,储瑞耕创办了一张全国惟一的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报纸杂文报。这是储瑞耕真正自觉投身办报事业的标志性经历,也是他对中国杂文发展和报业发展的突出贡献。

1998年6月起,储瑞耕应邀在中华新闻报开设“砚边杂咀”专栏,谈媒体、谈新闻、谈记者、谈编辑、谈写作,迄今6年多过去了,发文近200篇,在新闻界颇有些影响,不少文章被一些新闻业务刊物转载。

储瑞耕说,他活了大半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杂文,一件是“杨柳青”。如今“杨柳青”已创下了我国党报史上个人言论专栏的两个全国第一,即持续时间最长和发稿数量最多。并提出了三功能论、两化论、花环论、陶冶论、味精论、四要素论和包子饺子论,等等。特别是实现了杂文与新闻评论的结合,实现了新闻报道和评论的结合,拓展了新闻评论的形式,推动了新闻评论的发展。

16年时间,近700篇文章奠定了“杨柳青”专栏在全国的地位,也奠定了储瑞耕当代著名评论家的地位。1994年“杨柳青”被《中国新闻年鉴》当作新闻改革的典型经验加以介绍;1998年中国记协举办了“新闻言论改革暨河北日报‘杨柳青’专栏10周年研讨会”,这是中国记协第一次以一家报纸的一个专栏作为对象举办的全国性研讨会;1999年11月“杨柳青”专栏以评委会全票通过获首届“中国新闻奖名专栏奖”。他还集自己多年创作之心血,出版了《储瑞耕文集》、《储瑞耕文二集・心灵原稿》、《储瑞耕文三集・杨柳青》等著作。

除了一支笔我一无所有

储瑞耕说,除了一支笔,我一无所有。然而,一支笔足矣。

熟识“杨柳青”的人都清楚,其文中的素材多是他自己亲手采写来的。至今,他已走访了河北省的一百多个县市,蹲地头,钻矿井,接触、了解、熟悉基层百姓的生活状况。而这正是“杨柳青”区别于其他言论的地方。

储瑞耕认为,责任感和平民意识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品质。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有良知,必须代表正义。他把文章的视点聚焦在群众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上。这些年,储瑞耕用自己的笔直接或间接地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解决了多少难题,他早就说不清了。但是许多读者还记得,许多当事人也没有忘记。一篇《为民办科研鼓与呼》催生了河北省民办科研实业家协会,一篇《从“道口”问题说到办实事》让一个无人看守、事故频发的铁路道口架起了一座立交桥,一篇《我们今天的思维》让某县电力局一次就为农民减负100多万元……

那年,储瑞耕因病到平山县温塘疗养。一天,几个村民跑了几十里路找他反映情况。他们告诉储,村里建成新校舍后,把紧邻的旧校舍卖给了一个建筑专业户,每天电锯的噪声吵得400多个学生不能正常上课。他们多次向上反映,但事情一直没解决。储瑞耕不顾病痛,立刻到现场,并亲自坐在教室里体验,结果巨大的噪声让他愤而作文《还学校一份安宁》。此文一出,有些人坐不住了,问题不久便得到了解决。感动不已的乡亲们特意为他订做了一面锦旗,称他是人民的记者。这面锦旗储瑞耕看得很重,一直收藏着,他说不为别的,单单是“人民的记者”5个字已超过了任何奖励。

储瑞耕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做好舆论监督当是分内之事。但是出发点必须是有利于大局,有利于改革,有利于发展,有利于稳定,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党的事业。所以他作文章从不为批评而批评,更不意气用事求一时之快搞轰动效应。所以他为自己定下了三条原则,即,帮忙不添乱,建议不拍板,平行不干扰。不过,一旦有老百姓找他帮忙讨公道,他总是二话不说,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储瑞耕说,我不是救世主,也没有多大的本事,但是事情让我碰上了,我就不能不管。

有一户农民,手里攥着盖有县乡村三级公章的土地证,却八年也没盖起新房。因为与之相邻的乡卫生院一直从中作梗,并多次动用警力对这家人实施暴力行为。这位农民托人找到了储瑞耕。正义感使储瑞耕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专门为此事开展了调查。当证实农民所言为实后,他拍案而起,对相关人员大加痛斥,并积极配合有关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终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这户农民特意杀了猪,并扛了半片肉送到储瑞耕家,老储自然不能白收,推来挡去地付给农民500元钱算是买下了猪肉。有朋友开玩笑说,你亏大了,你是用两头猪的钱,买了半头猪。但老储却不这么看,他觉得老乡表达的情意不是谁都能用钱买回来的。

这一点储瑞耕的感受是很直接的。因为身体原因,每年储瑞耕都有一大段时间要到他位于平山县温塘的“家”疗病。住久了,周围的许多人也就成了朋友。这些人经常与他走动,时不时帮他代买些蔬菜、日用品什么的,有时遇到慕名找储瑞耕帮忙的人,他们还会为老储的健康考虑,自发地为他挡驾。作新闻作到这份上,储瑞耕觉得自己没白忙。

储瑞耕历来主张,人生在世要重天道人心,重人格操守,他认为具体的助人与宏观的为社会是相一致的。1993年,储瑞耕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但这笔钱他基本上用来救济更需要的人了。10多年了,他为失学的孩子交学费,为开辟荒山者捐资,为农民买化肥交款,为突然有了困难的人伸出援手,储瑞耕说:“人民政府把津贴给了我,我又帮助了急需的人,也就是回归人民,可谓恰得其所,自然坦然,理所当然。”

坦然留遗嘱

差不多就在韬奋新闻奖公布的当口,储瑞耕又开始起草他的遗书了。因为心脏病再次发作,他被送进医院。医院提出必须马上做手术,并为他发出了病危通知。

这一幕有些似曾相识。

那是十多年前,同样因为做心脏手术,储瑞耕被困在医院里长达一年半时间。当时,“杨柳青”专栏刚刚有了好的开始,一部旨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大书《脊梁》刚刚着手编辑,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等着储瑞耕去操持。但是他却困在病榻上动弹不了。

原以为他会消停些日子了,谁知,病中的储瑞耕出书写稿哪样也没耽搁。有一次,他赶写一篇“杨柳青”直至凌晨,因过度疲劳,心脏病突然加重,导致心力衰竭。当班医生一边全力抢救,一边向报社发出病危通知单。当报社领导急急忙忙赶到医院时,鼻孔里插着氧气管的储瑞耕用手指着床头柜。有人从抽屉里拿出一篇“杨柳青”,题目是《焦裕禄这面镜子》,在场的人眼睛都红了。医生不无感慨地说,他把文章看得比命还重要。

在住院的日子里,为方便写字,输液时,储瑞耕坚持要护士把针扎在左手上。几个月下来,他的左手已肿得面目全非,但却成全了一篇篇漂亮的“杨柳青”。由他主编的《脊梁》一书也顺利出版,被团中央、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联合推选为青年最喜欢的图书奖。

当时,医院曾连续发过三个病危通知,储瑞耕写了一篇《“个人价值”乱弹》权当是遗言,并留话说要把身体献给医学,其中眼睛要送给报社的一位同事。死而未死,遗嘱也便成了一个玩笑。只是和他一起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就不会觉得那仅仅是一个玩笑了。

同样,这一次储瑞耕又大模大样地操持起自己的身后事。他起草了一份关于他个人及繁荣河北省新闻言论的几点想法,提出创建“杨柳青个人言论专栏基金奖”,希望以此推动河北省媒体言论的繁荣。他的遗嘱依然是要取其身上一切有用之器官,为他人用或当作科研之用。好在他又躲过一劫。

不管结果怎样,一个人在其面临生命威胁时,仍然泰然地讨论未来的事业发展,这多多少少可以显示出他的不凡之处。

每天和自己谈一次话

从13岁开始记下第一篇日记,储瑞耕用四十六年时间,留下了1200万字的生命符号。他的日记不是记述家庭和个人日常生活的编年史,而是一部以理性思维见长的杂感性作品。

储瑞耕认为“日记,是一根由当事人自己制作而又挥向自己的鞭子,鞭打我们更好地度过有意义的人生。”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每天写一篇日记,就如同和自己对了一次话,这是一种心灵上的自鉴,一种思想上的自检,一种行为的自控,一种精神上的自励,对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大为有利的。他说搞文字工作的人不写日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会在各种场合对各种人推销他的论点,劝说别人写日记。他还曾发表过多篇日记研究方面的文章。

一般说来,日记都是写给自己的,纯属个人隐私。但有意思的是,储瑞耕的日记不仅不神神秘秘,掖掖藏藏,甚至他的日记还不完全是他自己亲自记下的。翻开他的日记本,印象最深的是上面有好多种不同的笔迹,这些不同的笔记,既记录了彼时彼刻储瑞耕个人的生命状态,也反映出了他家庭生活的状况。那些的日记,有的出自妻子之手,儿女之手,有的则出自亲朋好友之手。那多是在他病重时,大家帮他完成的每一天的心灵对话。

10年前储从他700余万字的日记中选出近70万字,出了一本《心灵原稿》,据说它开了当今活着的新闻记者公开出版日记之先。

“若你希望死后仍不被人们遗忘,那么就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让后人去读,或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后人去写。”这是美国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富兰克林的话,储瑞耕一向推崇,他认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这两层都应当努力去做,而且可以做得到。

(作者单位:乡音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