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凯恩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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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过去六年，发达经济体正常的复苏却一直没有到来。相比危机前的2007年初，美国GDP水平仅增长了6%，日本和欧元区几乎没有增长。如果这样的表现也是复苏，那我们对复苏的要求未免太低了。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称之为长期停滞，显得恰如其分。
金融危机导致的大衰退及长期停滞，使一些欧美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学派的理性预期假说和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
而在中国，则在进行着另一种反思：对刺激的反思。许多人认为，欧美经济的长期停滞是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因为发达经济体采取的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措施没有奏效。在中国，“四万亿”刺激也被认为是当下中国经济诸多弊病的罪魁祸首。
这都让我想起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恩斯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了1920年代前后的英国经济的衰退和1930年代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他的经济理论正是为对付经济衰退和大萧条而诞生的，也是他反思古典经济理论的产物，由此，凯恩斯成为宏观经济刺激的鼻祖。
对我而言，凯恩斯的理论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大学时的宏观经济学都会介绍，陌生则是因为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我至今也没看懂。
在重新拿起放在书架角落的《通论》之前，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让我对凯恩斯的时代和其才华有了更深的了解。我相信脱离了大萧条的背景去理解凯恩斯的理论很容易犯错误。当我走进凯恩斯的那个时代，发现凯恩斯与当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大萧条、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理解和争论与当下的许多经济争论和反思有着太多惊人的相似。如果换作凯恩斯，他又会如何思考当下的一些争论？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经济也没有如果。但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假如”，因为这可以让我们能有一个更好的反思，当我们都在抨击刺激的时候，凯恩斯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什么才是刺激。
货币超发了吗？
货币超发、大水漫灌，现在的欧美和中国的央行常常被扣上这两顶帽子，并由此产生泡沫和通货膨胀。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QE）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翻了几倍，释放了天量的基础货币；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占GDP的比重名列世界前茅，这都是货币超发的罪证。
普遍的观念认为，货币与通胀存在直接关系，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必然会带来通胀，但人们却忽视了它与现实背离的假设条件。
货币确实是刺激通胀的酒，但凯恩斯提醒我们，酒和嘴唇之间并不是直接相连的，它们之间还有很多易于脱杯的环节。当我们忽略了这些环节，试图把酒和嘴唇直接对接的时候，往往酒也就变味了。
现实揭示，货币和通胀之间不仅仅只是隔了条小溪，而是隔着条大江。这几年美国的通胀一直低于2%，欧洲甚至面临通缩风险，中国的CPI也不高，而且PPI通缩已经持续了两年多。
首先，货币既有交易的职能，也有价值储藏的职能。央行可以开着直升飞机撒货币，民众也有权利只把钞票压在枕头下，不让钞票去追逐商品。货币方程式完全忽略了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通论》中明确指出，除非人们没有投机性动机，货币没有了价值储藏功能，货币数量方程式才会成立。
其次，货币要想直接转化为通胀，需要经济总产出保持不变，即我们已经达到了充分就业。看看如今欧美和中国的现实，不是充分就业，而是就业很不充分。
我们通常假定，货币供给是完全外生的，央行可以自由控制货币的多少。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释放的是“高能货币”，这部分货币通过银行产生乘数效果，带来更多的派生货币，央行就是通过这一方式控制经济中的货币总量。
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忽视了，货币乘数是必须有信贷的需求才能产生，它并不是央行能够控制的。在经济大幅衰退时，流到银行的“高能货币”会找不到信贷，就不会产生乘数，这些“高能货币”就不再高能，只是转化成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路途在美联储的账户上。埋在秦始皇陵墓中的金银珠宝不会引起通胀。
所以我们看到，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高能货币”大幅增长，但M2却停滞不前，M2的货币乘数从危机前的9下降到目前的3左右。也就是说，美国的货币不是超发了，而是太少了，美联储已经失去了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
美联储早就对货币供给的多少不管不问了，市场上有谁关心每周五的美国货币供给量呢？相反，中国央行仍然在试图控制货币供给，每年都会公布一个M2的增长目标。当你试图控制一个你根本控制不了的东西时，你只能采取更多的行政命令手段，于是就产生了对各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控制。强行控制货币供给还有一附带恶果，利率会失控，波动会更大。2013年6月的“钱荒”中，银行间市场利率超过了高利贷，正是这种附带恶果的体现。
货币只是手段，不是目标。当我们的央行把手段当成目标的时候，真正的目标也就迷失了。货币是否超发，既不取决于央行释放了多少“高能货币”，也不取决于M2的大小，必须结合通胀、就业和经济增长这些目标才能判断。中国经济已经处在“破7”边缘，CPI通胀水平甚至比美国和日本还低，工业领域通缩严重，这样糟糕的经济环境下，认为货币超发就有点太缺乏经济常识了。
财政平衡的悖论
现在欧美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财政不平衡问题，欧洲因此还引发了欧债危机，美国在2013年也出现了“财政悬崖”。大家都一致看到了财政整顿的必要，财政不平衡会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欧债危机后，欧洲实施了紧缩财政来缓解公共债务，美国也启动了长期削减财政赤字的措施。
当然，如果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没有人反对缩减财政支出来减少赤字。但如今欧美经济复苏并不稳固，紧缩的财政会带来负面的经济影响。到底是要财政平衡，还是要保经济增长，政客和经济学家打得不可开交。
有趣的是，在1930年代的凯恩斯就与英国财政部进行了这一两难争论。当时英国财政部主张财政平衡，而凯恩斯则主张衰退时要扩大财政支出。
凯恩斯认为，等到经济恢复后，财政平衡会自然实现。因为在经济繁荣之后财政收入会自然增加，而在经济不振时收缩财政只会让经济更糟糕，财政收入会进一步缩减，形成财政越紧缩，财政状况越差的恶性循环。
英国财政部极力反对凯恩斯的建议，把他的方案看作是“一种长期的、投机性的预算平衡机制，而对初始几年造成的预算赤字不予考虑”。英国财政部还提出了另一方面的质疑，“如果公众意识到，而且迟早会意识到，我们的支出总是要还的。”那么，财政扩张就不能带动私人支出和投资的增加，这就是“李嘉图等价”原理。
政府的支出迟早都要还的，这往往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成立。当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到一定程度，没人还期望他一定会还吧！现在欧美的政府债务，让国民几年不吃不喝也还不完，还债就不要太指望了，不继续增加债务就万幸了。一战后德国的战争债务，英国对美国的债务最终都是赖账清零。凯恩斯亲历了一幕，不会抱有债务总会还的理想信念。
凯恩斯没能说服当时英国的财政部。争论取决于你认为预算平衡和经济增长哪个更紧迫，以及财政刺激的效果，这只能留待现实去验证。英国直到二战爆发才走出失业泥潭。如今的欧洲财政紧缩并没有让它的财政状况好转多少，经济甚至面临三次衰退的风险，欧洲央行被迫把基准利率降到零，欧洲版的QE也在酝酿。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四万亿”刺激之后，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直线飙升，引发了各界的担忧。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呢？两个方法：直接削减地方债务，增加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能力。
第一种方法很痛苦，因为直接削减债务拉低经济增长，欧洲就是前车之鉴。第二种方法，我们正在使用，就是扩大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权力，增加它们偿债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拖延的办法，本质是借新还旧，把风险和压力往后推。
凯恩斯为我们提供了第三种途径，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加大公共投资和债务，只要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自然会带来税收的增加和债务比重的下降。如果凯恩斯是对的，那么中国经济的继续下滑只能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增加它们的财政赤字。
在10月初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证公共投资的效果。IMF认为，过去三十年，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资本存量都在下降；现在是非常好的增加公共投资的机会，不仅具有可观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乘数，还会带来税收的增加，自然会降低公共债务的比重。凯恩斯和IMF的建议不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