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歌“字思维”问题商摧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汉语诗歌“字思维”问题商摧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上世纪末汉语诗界“字思维”大讨论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将“字思维”等同于“字象”，理解过于狭隘；二是割裂了“汉字思维”与“汉语思维”；三是夸大了汉字表意性在诗歌中的作用。故本文认为“字思维”是一种以单音节汉字为基本单位，音、义、形三者在意合建构机制下相联系、相制约的诗性思维方式。该思维方式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形式、内容与风格。而这种“字思维”随着汉语的欧化与白化，在新诗中已逐渐消解。

关键词：字思维；字象；汉字；汉语诗歌

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077—04

一、引言

上世纪90年代末。诗界有一场关于汉语诗歌“字思维”的大讨论，讨论焦点为汉字的诗性及其对中国诗歌的影响。该讨论是由画家石虎先生发起的，他写了一篇名为《论字思维》的文章，发表在1996年2月1日的《文论报》上。同年，《诗探索》杂志转载了该文，并开辟了“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专栏。至2000年底，共有相关论文28篇，后结集出版，书名为《“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

石虎先生《论字思维》一文，大气磅礴，文采斐然，颇得中国古代文论之精髓。然而正因如此，不免缺乏严密论证，对“字思维”概念也解说得不够清楚，且根本没有论述“字思维”与中国诗歌究竟是何关系。因此。这篇文章更像是一位画家对汉字与书法的独到看法，不像是一篇诗学论文。无怪乎随后响应的文章都像是找不准靶，论者们各管各说了一套，大多是从文化出发的随感式漫谈，没有深入挖掘、论证与阐释，更缺乏与西方诗歌的对比。因此，这场持续多年的讨论。并没有真正建立新的研究视角，也没有进一步的新发现，最后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不言而喻。汉语诗歌是用汉语写就的，而汉语的基本单位是“字”。因此“字思维”与汉语诗歌的关系更是显而易见的了。那么，究竟什么是“字思维”？它又是如何影响诗歌的表情达意的呢？石虎先生及其后论者的看法是否正确呢？本文先就石虎先生的文章，提出三点商榷意见。

二、对几个问题的商榷

1 汉语诗歌的“字思维”是建立在“字象”上的吗？

石虎先生对“字思维”的定义如下：“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这就是‘字思维’的全部含义。”在这段定义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先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在“鸟兽蹄远之迹”中得到灵感，开始了造字。可我们不禁又要问，世界上一切古老的自源文字，如苏美尔的楔形字，埃及的圣书字，哪种不起源于“象”，及直观的物象呢？因此“字象”不是汉字特有的。其次，石虎先生认为“象生音义”，也就是说，先有文字，再有语言。其实把语言和文字一先一后，或一后一先切得泾渭分明。是没有道理的。很可能文字和语言是同时发生、发展，然后逐渐合流的。即使我们认为最初的指事、象形字是先有文字后有读音，那么其后产生的大量形声和假借字呢？因此，“象生音义”不是汉字的普遍规律。况且，只靠少量的指事和象形字，并不能构成诗歌微妙的意境。再者，石虎先生认为“象象并置”产生诗意，“当两个汉字自由并置在一起，就意味着宇宙中类与类之间发生相撞与相姻，潜合出无限妙悟玄机。由汉字自由并置所造成的两山相撞两水相融般的象象比隔和融化所产生的义象升华，是‘字思维’的并置美学原则。”读罢这段文字，我们不禁奇怪，两个汉字怎么可以“自由并置”在一起呢？字构成词，词构成句，是有一定法则的。虽然汉语讲究意合，语法规则不是特别严格，但也不能把汉字像一堆积木似地乱搭。不然，搭出来的诗不是一幅岩画，就是一首搞怪的现代诗，或者就像石虎先生在文末自题的那首怪诗。因此，“象象并置”并非诗意来源的全部。

坦率地说，石虎先生对“字思维”的定义不免有些模糊和感性。他认为“字思维”基于“字象”。然而，若我们将“字象”理解为汉字的象形性。那么它在隶变中早已经瓦解；若我们将其理解为汉字的表意性，那么其他古老的自源文字无不都是表意的，可为何唯独汉字发展出了如此灿烂而悠久的诗学传统呢？因此，石虎先生对“字思维”的理解不免有些狭隘——“象生音义”，割裂了“汉字思维”和“汉语思维”；而“象象并置”，则夸大了汉字表意性在诗歌中的作用。

2 “汉字思维”和“汉语思维”可以割裂吗？

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文字就一直被贬为“符号的符号”，它不过是用来记录语言的。这种偏见在索绪尔之后更甚，直至德里达出版《论文字学》之后才有所纠正。但就连认为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不得不承认存在两种文字体系，一种是表意的，另一种是表音的，而前者的代表正是汉字——“对汉人来说，表意的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因此索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正如石虎先生指出，说汉字是汉语的符号，“这是对汉字最残酷的定性”。那么，这场“字思维”大讨论便可看作是对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反驳，它重拾了汉字的尊严。

然而，石虎先生在看到汉字的表意性及其对思维的直接影响之后，将汉字此特点提炼出来，称之为“字象”，以此为基础来阐释汉语诗歌的“字思维”。石虎先生及其后论者，绝口不提汉语的语音、语法特征对汉诗的构建作用。这种将“汉字思维”和“汉语思维”割裂开来的做法，不免失之偏颇。若将“字象”和诗意直接划上等号，那么所有的表意文字都该有发达的诗学了。若说“字象”的丰富和诗意的丰富成正比，那最好的诗该是用岩画写就的。可岩画偏偏连文字都不算，至少算不得成熟的文字，因为它没有与一定的发音相联系。

其实中国诗歌不论形式、内容、还是思想，更多的是由汉语的单音节性，及维系单音节汉字的重意合的语法决定的。首先，中国诗歌的基本单位是平仄相谐的单音节字，而西方诗歌则是轻重相间的音节，这便促成了中西诗歌形式的截然迥异。在中国诗歌中，单音节字或其组成的词容易呼应，容易形成在结构上天衣无缝的对仗。而西方诗歌中一个单词由一到多个音节组成，因此一对呼应的概念在发音上未必等长。然而，一个对句不论概念如何两两相对，发音的长短不协调，也算是个不小的缺憾。因此，虽然西方诗歌也讲究对称，也有所谓的对句，但如中文对仗那种艺术上的完美，是其望尘莫及的。难怪西方语言从未将“对对子”单独拿出来当作一门艺术把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