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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影响一直被忽略。我曾试着搜集这方面资料,收获不大,故对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并不看好。
孙大权博士的近著《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一扫学界陈见,以“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为主线,揭示了那一代学人引介和钻研西方经济学的努力工作。孙博士受四川朴实学风熏陶,史学功力深厚,竟被他找到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学社的资料和档案,汇集成书。在此基础上,他有理有据地论证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国内所谓“社会主义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压倒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社在学界、商界以及媒体上拥有更大的影响,他们所传播的西方经济学思想才是当时的主流。
刘大钧是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他曾经留美,时任清华教授,后被誉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1923年,刘大钧联合马寅初、戴乐仁、陈达等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经济学家,发起建立了中国经济学社。
1927年以后,随着留美经济学生陆续归国,中国经济学社规模迅速扩大,加上工商界很多企业家、银行家的鼎力资助,研究活动日益丰富。从1927年到1936年,中国经济学社每年都举行年会,邀请学、政、工商各界人士参与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学社还主持出版了多份学术刊物,如《经济学季刊》,并统一了自严复以降一直处于混乱境地的经济学名词翻译。
同时,学社很多成员在学术上也取得不错的成就,方显廷、何廉、唐庆增等都有重要论文在国外著名期刊上发表。可惜抗战爆发后,学社活动渐入低谷,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得不转而研究特殊的战时经济。
解放以后,中国经济学社的很多成员更远走他乡,刘大钧、何廉、方显廷、刘大中、蒋硕杰等都是如此;一部分学者留在国内,但治学方法和方向发生极大改变,如马寅初、吴景超、巫宝三、赵乃抟等,都弃理论而研究思想史。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实践者掌握了话语权力,创造出全新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从而抑制了西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继续发展。
几十年来,研究过程中对这段历史有意无意的忽略,加上图书馆选书藏书时自带的偏见,使得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被掩埋于地下。我们只能从那些流亡海外的学者用外语书写的只言片语中,看出民国思想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本书则列举了更多有益的线索。
这本书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书后所附的数百位民国时期经济学家(经济家)的小传合订,记录了他们的简要生平、学术经历和主要著作。这或将成为日后民国经济思想史探究者不得不参考的工具书。翻阅这些小传,很多名人的生死年月甚至都不能确定,国家动乱、史料荒弃的情形可见一斑,只能俟有心人续之补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