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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造势,“明州”这个尘封数百年的名字或许早已被人淡忘。不过,与那些随城市名一道湮灭的古城不同的是,明州至今仍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只不过它的名字换作了“宁波”。
“明州”并不是宁波最早的名字,它的首次出现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据说,其得名与浙东名山四明山有关。也正是从唐代开始,明州逐渐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商港。在隋唐以前,位于浙江东端的明州地处偏僻,交通不畅。隋唐时期,大运河开通,江南形成了庞大的水运网络,而明州正是其重要的一环。同时,随着唐代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明州港的海上交通和贸易也日趋发达。随着明州港的兴旺,中日之间的“南方航线”也得以开通,日本遣唐使纷纷从明州登陆,进而前往长安。
唐代后期,明州不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而且还是大唐、日本、新罗之间“东亚贸易”的四大枢纽港(明州、登州、博多津、清海镇)之一。这一时期出现的“海上陶瓷之路”,正是以明州为主要起始港,向东航行到日本、新罗,向南至马来半岛,再向西至印度洋,并远达波斯湾、地中海各国以及非洲各国。
到了宋代,明州与泉州、广州并称为“全国三大对外贸易港”,而且还是全国造船业的重要基地,能够建造吨位“万斛”(载重量约达240吨)的大型海船。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两艘“万斛神舟”从明州启航到达高丽,引起了轰动,高丽人“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
随着经济的繁荣,明州的文化教育也开始萌芽。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著名政治家、“唐宋家”之一的王安石来到明州,就任鄞县令,他在孔庙兴办县学,开创了明州的官方文化教育事业,从那以后,明州的学风、文风日浓。30年后,同为唐宋家之一的曾巩也来到明州做官,他在任时疏浚了月湖,此后,文人学士云集于此,月湖遂成为明州的学术中心。南宋时期,大批北方望族南迁,明州地区更是人才济济,甚至形成了本土的学派一四明学派。
“明州城郭画中传,尚记西亭一舣船。投老心情非复昔,当时山水故依然。”这首《观明州图》,是王安石在观看明州地图后,回想起自己在明州的经历时所写,诗中充满了物是人非的政治失落感。但明州的发展并不像王安石的政治生涯那样跌宕起伏,而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
宋元时期,
“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三大宗商品通过明州,源源不断地出口到高丽、日本,以及南洋、西洋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到达了非洲的埃及。与此同时,香料、木材、珠宝等100多种外国商品也从明州进口到中国。诸多考古发现都证明了明州作为东方贸易大港的地位。
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或许是因为明州之于南宋朝廷的重要地位,宋宁宗将自己的年号“庆元”赐给了明州,将其升格为庆元府。“庆元”这个名字,自此延续了近200年,直至元末才重新改回“明州”。
然而没过多久,取代元朝的新朝定名为“大明”,为避国号讳,明州不得不再次更名。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接受明州读书人单仲友的建议,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改名为“宁波”。无巧不成书,到了清朝道光时期,因为道光帝名叫“宁”,为避圣讳,宁波又改了一回名,只是这次没再引经据典,从简改成“甯波”就算过关了。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宁波自告别“明州”这个名字之后,其作为商港的命运也就开始变得波澜起伏,明清时期的三次“海禁”,使得这个贸易大港逐渐式微。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此后,宁波作为“五口”之――开埠,走上了曲折的近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