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遇见”苏格拉底:一杯千年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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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休闲，需要“闲笔”，需要情趣。老庄逍遥，苏格拉底发麦穗，徐霞客漫游，余秋雨苦旅……闲适一词贯穿了东西方的文化顶峰。还有陶渊明的回归，李渔的自乐，林语堂的“人生真美丽”，在家喝茶与出外喝咖啡同乐，同样造就了一座座文化之巅。

闲适文化生根发芽，一种是生命的闲适，一种是思想的闲适

老子死后两年，苏格拉底诞生。

这两个东西方闲适文化的典型代表，擎起了两大文明的大旗。

老子力求无为而治，他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他随时口出妙言：“人之生，皆由无而至有也；由无至有，必由有而返无也。”

苏格拉底瞪着大眼，狂吼道：“认识你自己！”从苏格拉底开始 ，自我和自然明显地区别开来；人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 ，而是和自然不同的另一种独特的实体。

老子之后200年，庄子出世，一篇《逍遥游》，将老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逍遥自在，庄子乐水，知鱼之乐。

老子过函谷关，应关守之请写下洋洋洒洒五千文《道德经》，然后驾青牛飘然而去，不知所终；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的最后一句话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慨然赴死。

两位哲人的飘然、慨然，震动东西方数千年。

于是，闲适文化生根发芽，一种是生命的闲适，一种是思想的闲适。

从徐霞客到余秋雨，出走之大文章与小情调

李白斗酒，前辈在魏晋，是阮籍、嵇康。只能用“风”来形容魏晋：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

阮籍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路走到了尽头，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吼出一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嵇康一边写传世文章，一边打铁，一曲《广陵散》吹动千年文脉，至今仍被视为高山流水的佳音。

千秋文章都是走出来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李白要云游，杜甫也是。杜甫到了济南，随便一哼哼：“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就成了千古佳句，被济南人膜拜上千年。唐伯虎刻了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牌子，挂在脖子上，走到哪显摆到哪。

徐霞客22岁开始，围着中国走来走去，直到54岁去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度过。他通过游记，论证了金沙江是长江的正确的源头，否定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禹贡》中关于“岷山导江”的说法。同时，他还辨明了左江、右江、大盈江、澜沧江等许多水道的源流，纠正了《大明一统志》中有关这些水道记载的混乱和错误……

余秋雨虽受诟病，但其围着中国转一圈，弄出一部《文化苦旅》；到中东走一遭，鼓捣出一部《千年一叹》；到欧洲走走，一部《行者无疆》问世。对文化的追问成为一种终极追问，解读的是文化，也是我们的另一种身份。

陶渊明、王维、李渔、林语堂：把“闲”打造成一种性格

出走没了出路，就还乡，回归内心。

王维乐田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其“先祖”是陶渊明。而陶渊明更闲，“田园将芜，胡不归？”打马归去，采菊东篱下。痛苦的闲适，快乐的闲适，在他们那儿，一切都无所谓，只有内心的跃动是最主要的。

李渔闲在家里，做饭、玩美姬，鼓捣出一部《闲情偶寄》，把吃喝玩乐上升为艺术：“声音之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济南的于慎行，窝在老家洪范池，办私塾、教学生，喝酒赋诗，也成了大儒。

中国是有一个闲适的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本写周作人的传记，书名就叫《闲适渡沧桑》。周作人的闲适里不免有一些苦涩的滋味。相比之下，林语堂的闲适来得舒服多了，他不仅按照闲适的观念过了一辈子，而且还把这种观念升华为哲学。他把中国哲学总结为闲适哲学，并且认为这样的哲学值得向全世界介绍。

陶渊明、王维、李渔……闲适大佬们的思想到了林语堂那里，一下子洞明了起来。

林语堂描绘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形象：“中国哲学家是一个睁着眼睛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及温和的嘲讽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把他的玩世主义和慈和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由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的……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

林语堂说只有傻子才会跑去竞选美国总统。他说，只有闲适地躺在沙滩上而不是办公室里工作时，一个人的灵魂才会喊出“人生真美丽啊！”

林语堂把闲适哲学引申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在男女方面，他认为使中国男人有机会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而妻子则提供一种入世的实际生活的爱情。他认为娶妾使不够美满的家庭免予破裂，使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位得以保全。

至此，中国的闲人和西方的闲人通了起来，成为一个有机体，闲不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事，它已成为整个世界的一大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