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对话 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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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盛况空前，但双方立场均未超出原有轨道

尽管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事前已经一再提请各方调低预期，但当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12月15日下午在北京降下帷幕之时，失望之情还是迅速主导了海外特别是美国的舆论。

代表全美1500家中小型制造企业的美国商业和工业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 and Industry Council）于当天发表声明，讥讽保尔森牵头的美方代表团进行了一次“闲聊式外交”，“一事无成”。

事实上，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两国经济关系史上前所未见。近年中美双方已有多种高层经贸对话机制，影响最大者为每年轮流在中美两国首都举行的中美商贸联委会，参加方主要为美国的财政部、商务部、贸易代表以及中国的财政部、商务部等。此次于12月14日到15日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规模上远远超出了中美商贸联委会。保尔森于今年9月首次以财长身份访华期间，即已确定将包括中美商贸联委会在内的一系列中美经济对话机制，纳入到他所极力促成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之下。

此次保尔森所领衔的美国代表团，仅布什政府内阁部长级官员，就有保尔森本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莱维特、能源部部长鲍德曼、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贸易代表施瓦布、环境保护署署长约翰逊等七人，更有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以壮行色。这是一个由13名高级官员和48名助手组成的庞大代表团。

东道主中国派出的代表团更加豪华。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领衔，12名正部级官员――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李盛霖、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商务部部长、卫生部部长高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及72名高级助手与会。

可想而知，双方讨论的议题远远超出此前各种中美经济对话机制的范畴。正如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新闻会上所介绍的――中美重申承诺，追求旨在促进两国经济均衡强劲增长和繁荣的宏观经济政策，诸如中国汇率机制改革和提高美国国内储蓄率。中美双方一致同意在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法治和消除贸易与投资壁垒的基础上，建立开放、竞争性市场的重要性，加速发展和创造就业，刺激国内外贸易与投资，通过加强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医疗推动可持续发展。双方承诺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世界贸易组织，包括通过多哈回合的成功完成，并为此目的加强双边联系。

此外，双方还取得了诸多“可见”的成果：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双方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美同意于2007年1月重新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在金融领域，双方同意在北京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

2007年5月，中方代表团将造访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下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此之前，中美双方还将就六个战略重点领域――服务业、医疗、投资、加强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展开讨论。

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后，中方频有举措，试图营造良好气氛。

早在一个月前，中国监管当局已经批准花旗集团牵头的外方竞标团成功收购广东发展银行逾85%的股权；12月13日，对话开始前一天，全球最大的美国家装用品零售商家得宝（Home Depot）公司宣布收购中国家世界家居建材超市有限公司；12月16日，对话结束后一天，中方与美国西屋电力公司签下百亿美元大单，采用该公司的核电技术建造四台百万千瓦级核电力机组。外界至为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在首次对话期间亦随之上扬，突破1美元兑7.82元人民币，再创新高。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至今已对美元小幅升值超过5%。

既然如此，为什么失望情绪仍然浓厚？

“未达预期”

美国主流媒体均用“成果寥寥”来形容首次对话的效果。“回国后，他（保尔森）将面对更为苛刻的听众，他们不太可能对他在与北京启动的一个新对话机制中所取得的不确定结果感到满意。”《纽约时报》分析说。

“拿到几个贸易单子没大用，这是预料之中的，也可以说是小菜一碟。”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裴敏欣对《财经》记者说。他认为，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没有达到预期”。虽然在汇率问题上，保尔森出访前反复表示中国不会在第一次对话中做出承诺，但在其他方面如加强经济改革、开放市场，“中方也只是在原则上进行了笼统的回应。”裴敏欣认为，保尔森本人最希望看到的金融市场开放，也基本没有得到什么确定答复。

由于中美之间日益加大的巨额贸易顺差和贸易摩擦，美国国内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持续关注和升温，保尔森出行前反复强调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重在战略性接触，正是为了调节外界预期，但收效甚微。外界对首次对话关注的焦点始终集中在汇率等短期问题上。特别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受邀参加对话，更使美国国内产生美国代表团将利用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机会，力促人民币升值的想象空间。

12月15日下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一次半小时的公开演讲，题为“中国经济：进步和挑战”。在这一特别安排的演讲中，伯南克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政策建议信号：一个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稳定至为重要。“进一步升值人民币，结合更宽的交易区间以及由市场决定汇率的终极目标，有助于一个更加有效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帮助中国未来稳定增长。”伯南克说。他还建议，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可以帮助中国促进内需。

在伯南克预先准备的演讲稿中，曾有这么一句话，“让更大范围的市场力量来决定人民币的价值，可以减少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扭曲，那就是，一个低估的货币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有效的补贴（effective subsidy），使他们集中在出口而不是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

但在实际演讲中，伯南克回避了“有效补贴”一词，改用“激励”（incentive）一词取代。观察家认为，这或许是伯南克担心使用“有效补贴”会激起美国国会山强烈的保护主义情绪。“补贴”一词在美国具有特殊的法律和政治意义――如果布什政府认定中国通过其货币政策“补贴”出口，那它就有可能被迫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

路径分歧

中美对首次战略经济对话的不同预期和期望，反映出两国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上的分歧。

“中美两国都同意进一步推进改革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但对于改革速度存在分歧。”保尔森在新闻会上表示。他认为，改革过慢的风险要大于改革过快的风险。“但中国政府的看法则不同。”

在开幕式当天发表“中国的发展道路主旨演讲时，中国副总理吴仪如此开场：“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利用首次对话的机会，向美国朋友介绍一下，这些年来中国究竟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这条道路未来又如何走？”吴仪认为，中国人民生活仅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远未完成，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任务极其艰巨。她在讲话中承诺，中国坚持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就在对话即将进行的前几天，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周年的日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国会的要求，了中国遵守入世承诺年度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中国遵守WTO规则的记录是好坏参半，在一些关键领域，如知识产权、产业政策、服务贸易等开放不够。

12月14日，施瓦布在接受《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在监管领域听到了“改革放缓的声音”。“重要的是，这是否形成趋势？”施瓦布说。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12月15日举行的新闻会上对这份报告作出回应，称“美方的许多指责不客观、不全面，与实际情况不符”。

在当晚举行的美国代表团新闻会上，施瓦布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获得保证称改革不会放慢。”“但是就像在美国一样，中国也存在不希望看到更多市场开放、更多经济改革的声音。”

施瓦布认为，关键在于行动，即中国颁布何种监管规定，并且监管规定的制定和执行是否透明，是否符合WTO规定等等。“我们讨论了担心的行业，这只是对话的开始。”

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亦向记者表示，两国共同的理解是“我们想要促进投资、促进增长和私营活动，不要保护主义政策”。

保尔森使命

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保尔森个人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形成带有鲜明的保尔森个人色彩。保尔森出身高盛集团CEO，熟稔中国政经运作情况，也是布什政府中国关系事务的枢纽人物。

“这么强大的阵容要向中国传递什么信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及项目主任裴敏欣分析说，首先，保尔森本人投入了全部的政治资本。保尔森2006年年中出任财长，最多只有两年任期，召集了几乎美国一半的内阁部长来到中国，可以说倾尽全力；其次，他获得了布什总统的倾力支持。

裴敏欣表示，处理好中美经济关系对保尔森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自其上任以来，注意力最多的并非国内经济，而是中国问题。“如果他能成功地在两年内做点什么事情，让中国真正成为世界金融贸易体系的重要成员，将成为他的政治遗产。”

另一方面，正由于保尔森被认为是一个“中国通”，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又倾注了如此强大的政治资本，他也面临着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在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获得全面胜利，一举夺回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新国会有可能在对华经贸关系上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众议院新任议长、加州参议员佩洛西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人权政策持批评态度，并强烈反对美国扩大和中国的贸易关系。

在12月15日晚举行的新闻会上，保尔森在回答他“如何说服国会这次对话是成功”的问题时说，他本人对“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至于国会作何感想，他很难代言。

裴敏欣认为，保尔森可以说是中国面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一道防火墙，但从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结果来看，他的地位或许会有所削弱。保尔森在回国后亦保持了低调。

往日重来？

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今天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和十几年前的日美结构改革计划（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颇有相似之处。

1989年7月，日本和美国两国政府元首共同发起了日美结构改革计划。这一改革计划出台的背景是，1985年广场协议后，尽管美元已经对日元大幅度贬值，但日美之间经常账户的失衡仍然巨大。美方认为仅仅进行汇率调整并不能消除两国间的经常账户失衡，而应该着手处理结构性问题。美国和日本由此成立了结构改革工作组，确定了许多结构性改革动议。

1990年4月，结构改革最终报告出台。日本提出了公共投资总体计划，拟在十年中进行430万亿日元的总投资支出。日本还采取了一些鼓励日本企业到海外投资的措施。同时，日本也要求美国消除联邦预算赤字，采取措施来改善劳动力教育和培训，以提高美国的劳动生产率。

美国现任贸易代表施瓦布当年在日美结构改革计划进行时，任职于美国商务部。她在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这两个对话机制“相似”，区别是结构改革计划没有涉及那么多的部门，仅包括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办公室两个部门，范围非常狭窄。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则包括了广泛得多的政府部门，特别是央行的加入更是“独特”，这在日美对话中是没有的。但两者都重在讨论结构性、长期性问题，以及潜在的造成贸易失衡的原因。

不过，日本外务省日中经济交流室室长松本盛雄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两个对话的主要相似之处，是中国和日本都对向美国出口有很强的依赖，但区别也很明显：

首先，美、日都属于市场经济国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主要存在于高档产品，如汽车。而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则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制造产品。“结构上，贸易摩擦性质不同。”

其次，日本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就做了很多调整，到80年代，开放程度已经很大。其间，日美汇率调整也经历数次，最大的一次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元兑美元升值总幅度达80%多。

再者，日美为盟国，两国之间的信任基础比较牢固。“一定要有信赖关系，这很重要。”松本说。

本刊记者王欢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