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商与戏台相伴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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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笔者:你在陕西瓦房店镇不过是看到一个淹没的鄂商会馆遗址和一座颓坍尽尽的戏台而已,怎能凭此得出“在秦巴山脉任河下游瓦房店拼搏过的鄂商已然成为一个商帮”的结论。

显然,质疑者不了解清朝商人商业生涯的特点;更不了解商人与戏台的缱绻不解之情。对于清朝商人来说,从向往建立起自己的会馆到在自己的会馆里竖起戏台,就像今人从渴望两居室到向往别墅和豪车一样,必须经过一番奋斗;有了戏台的商人会馆,会让商人产生强烈的认同和归属感,而成为他们商战的动力。商帮的炼成,也非一日之功。

陕西宁陕县也有鄂商行迹。据一块碑刻记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活跃在宁陕县的鄂商推举一位叫胡德泰的商人为“首事”――类似于“会长”,组织大家捐资置地盖起一幢坐西向东仅有“正拜殿两重”的会馆,名之“黄州会馆”;虽然规模很小,但意味着宁陕县的鄂商有地方“春秋祭祀,遵行典礼”了――开始形成了行业联合。其后的年头,黄州会馆今年添造北边厢房,明年搭建一个伙房,就这么接年营造,竟然达至拥有五间殿堂的规模;正拟修南厢并大门和乐楼(类同于戏台)之时,可惜集资用尽,工程未及告竣。直至同治十一年上元节(1872年),一个颇具实力和魄力的商人王恒兴捐资修建正殿、乐楼。前后历经五十多年,宁陕县的鄂商终于成为当地一大商帮。

会馆是商人建立帮伙实行自治的硬件,商人们集聚议定的行业规条是商帮行业管理规范化、秩序化和定型化的软件。会馆内高筑戏台,则是实力和威势的象征,其信度和生意效度,连官府也不敢觑视。但是,从有会馆到竖起戏台,离不开商人群体的精诚合作、长年奋斗和势力逐年壮大。

无怪乎瓦房店的武昌会馆建于同治七年(1868),到四十多年后的宣统三年(1911)才建起戏台。有了戏台的武昌会馆逢有演出,庭院内外熙熙攘攘,盛况空前,昭示着瓦房店的鄂商成为当地一大商帮。

戏台对外有助商帮称雄显威;对内却具有特别的组织性意义,这与清代商业社会普遍兴盛的神明崇拜行为密切相关,是商人极为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碑刻资料显示,商人的奉神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敬香祀神。“常年三节致祀,同业一体拈香,自诚虔敬”、“每逢节期朔望,焚香瞻拜”是行业活动的惯例。清朝商业社会秩序的建立,商人行规的创设,行规对于商人从内心世界到外在行为的约束,都是在敬神制度的贯彻中完成的。“神明崇拜”活动加强了商人组织的凝聚力。

二是演神戏。按照常年三节致祀、逢节期朔望瞻拜的行规,在肃穆的焚香仪式后,会组织一场演出来酬谢神祗;这种隆重的演出每年不下三场。此外遇有重大事件,诸如新店开张、会馆成员红白喜事,都会用演戏来公示、酬宾。清代还流行判罚违反行规的商人置办酒席或是花钱请戏班子给大家演一台神戏(通常并非全演神戏),以向众人赔罪的做法。一位叫玛高温的外国人目睹了以下场景:“昔人把欢宴和惩罚搅和在一起乃是一种谋略。……当争端一起,仲裁人就介入或受请参加调停,他谴责并宣布对挑衅寻事者须罚款支付一台戏和一桌酒席的费用;酒席排在看台里,可以边吃边看戏(客人们是仲裁者、诉讼的当事双方、以及邀来作陪的朋友们),同时,天井则对公众开放,免费看戏。虽然这项强制的招待和酒席对主人而言不啻是一种侮辱,然而他却由于作为主人受到有礼貌的对待而心满意足。”呵呵,聪明的中国商人!如此,则会馆内一年四季时常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人气、士气、财运何愁不滚滚而来!会馆成员又怎能不紧紧联系,抱团成伙。

有规模的会馆同时也是组织严密的群体,无论是敬香还是上演神戏,都明确具体地写进行规,刻在石碑上,立在大殿中,严禁更易,以示郑重和虔敬。更制定出维护会馆殿堂和戏台的制度,以保“会馆也,旧而新,新而旧,旧而复新,继继绳绳,永远毋替”;会馆香火不断,大家生意永远兴隆。当然,也有商人会馆修建后,因缺乏资金而“林木摧折,神殿渗漏不堪。……墙垣颓坍,房屋垮塌倒坏,碑匾损伤无全”,致本行商人“触目惊心”,而与“商帮”之誉无缘。

还原了以上几个历史场景,我们会发现: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人一生与戏台有不解之缘。在这些历史场景的更迭告诉我们“商帮”是这样炼成的;然后也我们就可以评价清代在陕西瓦房店活动的鄂商是否可以享有“商帮”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