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与“民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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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中国农民工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而是已经在内部产生了分化。本文主要通过对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劳动力供给的经济学分析，揭示世纪之交前后我国出现“民工潮”和“民工荒”的微观层面的原因，认为第二代农民工是最需要市民化也是最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但同时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安排。

关键词：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劳动供给；农民工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541073-08

一、引言

乡城劳动力转移是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形成人口结构调整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大规模的乡城劳动力转移。这既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自发的个体行为，又是在长期二元经济下所积累的势能在我国体制松动下的补偿性释放，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乡城人口转移呈现自己独特的特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实现职业转移的同时，并没有完成同步的空间转移，即没有同步出现在个人社会身份的转换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而是表现为暂居性质和候鸟型的打工阶层，“农民工”一词也成为了这一转移群体的代名词。从上世纪末的“民工潮”到本世纪初的“民工荒”，从对“盲流”农民工的限制、管理，到有组织的农民工流动和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提出，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工流动的状况和政府对乡城劳动力流动的态度。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从各自学科的视角进行了考察。经济学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多关注于乡城之间的推力和拉力，以及对刘易斯、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的补充和修正，认为经济利益的差异(包括乡城工资差异、东西部地区差异)是巨大规模乡城劳动力流动(即“民工潮”)的主要动因，而近年来中央政府的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经济实惠和在非农岗位农民工工资的持续低下和拖欠又引发了“民工荒”现象。现有的绝大多数研究对于流动人口特征的考察是把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从人口学的角度(如农民工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进行分析和验证的，从微观个体角度进行分析和考察农民工个体行为的研究较少。本文基于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视角对不同类型农民工分别进行分析，以求找出农民工供给波动的微观层面的原因，并试图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农民工市民化”命题的经济社会学涵义

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乡城人口转移现象时提出的命题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这两个命题考察的对象虽然分别是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但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里，这两个进程基本是同步进行，因而也是合二为一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导向改革放松了计划经济时代严格乡城人口流动的规制政策，但在特殊的制度遗产和渐进性的改革模式下出现的乡城人口转移现象不是从农民(村民)到市民(工人)的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同步、合一、彻底的改变，而是呈现出与市场经济国家迥然不同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因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依然步履维艰。这是因为：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城乡“壁垒”虽然已被打破，但农民仍然不能畅通无阻地穿越乡城之间有形和无形的“户籍墙”。

于是，农民工这样一个在中国市场经济转轨和乡城结构转型进程中出现的，粘贴着职业性质、身份地位、户籍状况等多维社会标签的“嫁接”型的过渡性群体便形成了。从职业上看，农民工是工人；从社会阶层上看，农民工是位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过渡型群体；从户籍(社会身份)看，农民工是农村人口(农民)。与此相应又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即一元是在城市中由拥有城市户口的市民所构成的收入较高、劳动环境较好、福利待遇较好、更为稳定的首属劳动力市场，另一元是在城市中由持农村户口的农民所构成的收入较低、劳动环境较差、福利待遇较差、缺乏稳定性的次属劳动力市场。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的隔绝，反过来又会强化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低下地位。农民工是年轻力壮而且有一技之长或敢闯敢干的乡村“草根精英”，进入城市后因为制度、市场和个人等多方面原因生活状态呈现边缘化”。

农民工市民化并不等于农民市民化。在数量上，把所有的农民完全转化为市民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在城市化程度很高的现代社会，农业依然需要适当的人口。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第二阶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每个阶段，我们都强调主体的意愿和能力的特征。

农民工首先是指具有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生存的农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出现了“失地农民”，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有无能力，他们都已加入到农民工的行列之中，这就使得农民工边缘化问题更加凸现。

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必须是具有向城市转移意愿和具有在城市生活能力的农民工。在实际过程中，一部分人只是暂居性质的打工，没有长期和彻底的转移意愿，还有一部分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原先具有转移意愿，但能力不足，失去在城市生活的信心，从而中途退出这一阶段。因此，仅仅具备其中之一的条件，都无法形成真正的转移。换言之，中国乡城人口转移进程一般包括流动(流出)和沉淀(稳定)两个阶段，流出一段时间后主动和被迫回流的那部分人即意味着停止了市民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关注的是那些已经从农村和农业中流出而又不自愿回流的那部分人如何在实现职业转换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生存空间和社会身份的转换。

三、农民工的分化及其特征比较

在现有的研究中，学术界对农民工最初的认识几乎在所有学者心目中形成了惯性思维的统一的认识：与城市“正规部门”或“正规职业者”相比，农民工文化层次较低、专业技能较差，从事劳动的职业岗位绝大多数是肮脏、危险、强度大、临时性的非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岗位。在工作方面，他们吃苦耐劳不挑岗位不分节假日；在消费方面，他们维持本人最低生存开支而将大部分的“剩余”收入带寄回农村老家；在对城市认知方面，他们对市民和城市没有认同感和归宿感；在对人生规划方面，他们年轻时外出挣钱年老后回农村生活。农民工被认为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实际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农民工不再是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抽象群体，在这一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了值得我们关注的分化。

1．从经济实力角度划分

第一类是经过打拼已经在城市立稳足跟，能够与普通市民一样分享城市文明的少数人，他们与“老”市民的差别可能仅仅是名义上户籍的区别。第二类是在位于城市社会和工作劳动社区的底层，以临时打工谋生为特征的农民工，这是农民工的主体部分。第三类是从城市中返乡的农民工，他们中一部分成为农村中的现代农民或者回乡创业者，而另一部分则是在城市中的被迫回乡，如果还有机会

的话，还会进城打工，前者可以认为是农村中的稳定人群，不是我们研究的范畴，而后者就是潜在的农民工。

2．从农民工的构成划分

目前，农民工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和失地农民三部分人群。这三部分人的就业、生存状态及其对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同。

3．从农民工成长的时代划分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农民工，个体的人格特征也有显著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纪轻的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纪大的农民工，不论在成长的社会环境还是家庭环境方面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两部分亚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这两部分农民工分别称之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即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当中很多人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出，他们具备传统研究的特征。而第二代农民工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批人，此时，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实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家庭迅速核心化和小型化，另一方面，农村家庭每产一般只承包耕种少量耕地，他们从中小学毕业或辍学后不是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从事农田耕种劳动，而是直接转入浩浩荡荡进城“民工潮”大军之中。由于成长环境和接受教育的不同，这两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社会认同感和生活期望值，从而导致他们不同的个人行为选择。对于这个问题，王春光比较早地从社会学角度关注到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村流动人口，并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他们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另一层含义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劳动力人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很显然，王春光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与本文的“第二代农民民工”指同一群体，但前者是从社会学角度划分，本文则从农民工自身出发，既有社会学特征又有经济学特征，在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我们选择了“第二代农民工”这一提法来描述他们。

本文研究的是第三种分类的农民工，即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在不同的认同、生活期望下的不同行为选择，及其对农民工劳动市场的影响。

为了深入探讨上述问题的需要，我们首先比较两代农民工的区别。

同在城市中打工，没有相应的城市户口和社会保障的两代农民工，他们外出动因以及特点等方面均有着较大的差异。比如现有的研究发现：一是外出目的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外出就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第二代农民工未婚的较多，家庭负担要轻，外出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收入。王春光对二者外出务工经商的动因进行了调查，发现第一代农民工外出的最初动因主要是：“务农太辛苦”占21．99％、“耕地太少”占18．44％等，均与农业有关，或者说因为农村太穷而出去打工。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务过农，最初动因“一直在念书，不懂农活”占17．07％，因此，对农村的认同感比第一代农民工低。二是在外生存的敏感程度不同：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更趋稳，不会因生活环境而改变太多，而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尚未定型，更容易受到生活环境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二代农民工更能适应外出生活，外出动因越来越倾向于“习惯外出生活”占40％和“羡慕城市现代生活”，外出主要原因是追求生活，不只是解决生存问题。对现实满意度也不相同，第一代农民工感到满意的占27．65％，第二代农民工感到满意的占12．46％，相差1倍多。后者对外出的期望高，且要求多样，前者主要是为了赚钱，解决生存问题，也更能吃苦，尽管有太多不满，但第二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希望继续留在城市，其比例高10个百分点。

图5中显示，在物价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率w1/P1，是由需求曲线D1和供给曲线S1的均衡点E1决定的，此时的就业量为L1。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需求逐渐扩大，需求曲线D，向右平移至D3，同时由于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虽然总人数上增大，但是偏好发生改变，使得供给曲线S1不再是向右平行移动，而是发生了斜率的改变，原先供给曲线S1比较平坦，供给弹性很大，即使是很少的工资的上涨也会有许多农民工的进入，而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对工资的期望值高，且偏好享乐，因此，变成了供给弹性较小的曲线S3。新的需求曲线D3和供给曲线S3形成了新的均衡点E3，w3／p2是次属劳动力市场工资率，虽然小于w4／p2，仍然可以雇佣到L3的劳动力，比L1的就业量有所扩大。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不愿意以高于w1／p1的价格雇佣劳动力，仍然保持w1的名义工资率，这时需求为L4，供给仅仅为L5，L4L5，就是需求缺口。于是，便出现了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闲置，而另一方面厂商雇佣不到农民工的现象，这就是我们近年来看到的“民工荒”。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第一，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不同的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

第二，从心态和文化习俗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出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中的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

第三，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最需要市民化也是最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没有回到农村的愿望，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习俗已基本上和城市接轨，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使其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

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其它改革一样都是一个从易到难的渐进过程，农民工市民化也要从成本最小的地方人手，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就成为这一过程的第一步。但是，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成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有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应当未雨绸缪，推进相关制度的改革创新，并尽早采取必要、可行的应对措施，推动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尽快剥离粘贴在传统城市户籍上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优先权”和“含金量”。与此同时，拆除首属劳动市场和次属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各种“樊篱”，在体制和政策层面上保障农民工拥有和老市民同等的进人次属劳动力市场或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权力和机会。

第二，加大对第二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积累第二代农民工所缺乏的人力资本。第二代农民工具有城市化的强烈愿望，但由于自身文化和技能上原因造成转移能力不足，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因此，首先从提高能力人手，加大对第二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中具有竞争能力的人力资本。

第三，引导产业的升级换代，企业改善工作环境。由于现实中“民工潮”在促进流人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产业升级，扩大了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因此，运用恰当的产业政策，引导和加快产业升级换代，企业改善工作环境，抛弃对农民工的歧视政策，扩大正规就业市场的需求，逐步形成统一、公平的劳动竞争和报酬机制。

第四，推进封闭型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向包括面向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的开放型社会保障的转变步伐，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营造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环境，引导农民工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