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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幽默与身份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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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伤心咖啡馆之歌》这部著作里洋溢着众多欢乐因素,“做恶作剧的人是狂欢化的具化体现”。透过巴赫金狂欢概念,来解析这这部作品中狂欢的特点与主人公李蒙表哥这个恶作剧人物的性格,狂欢化与恶作剧者的话语摆脱了作品里村镇原本存在的阶级存在,是现代主义对村镇中的以往爱情与生存含义给出的幽默化反抗。

关键词:《伤心咖啡馆之歌》 狂欢化 人物塑造

引言

美国当代女性作家卡森・麦卡勒斯17岁时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文学写作深造。发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集《伤心咖啡馆之歌》,共收录7篇麦卡勒斯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杰作,自发行以来得到世界文坛的广泛认可,为诸多好书之人所追捧。这部著作将美国南方一个村镇的咖啡馆之兴盛与衰败作为脉络,描述了三位主人公间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在故事发生的村镇中,家庭富裕又聪明的女主人公爱密利亚喜欢上个头不高、其貌不扬甚至是很丑的表哥李蒙,而讨厌帅气的丈夫马文・马西,把他扫地出门之后,给表哥开设了一间咖啡馆。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女主人公的丈夫马西从监狱回到了村镇并找到她报仇。最终马西与李蒙携手对付女主人公,将咖啡馆毁掉后双双离去,只余下仍然孤身一人的女主人公爱密利亚。

《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荒诞包括角色言行与头脑之中的荒诞,作品中令人印象颇深的狂欢化气氛能够燃烧读者的激情。对此而言,有许多评论家热衷于从现代性与孤独性这两个视角来解析作品,极少自“狂欢化”这个视角去解析。本文将基于狂欢化的理论视角,用巴赫金狂欢化概念来解析这篇杰作。

一、狂欢化理论

狂欢化理论是以狂欢节特色作为根据。狂欢节是无边界、无约束的活动,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包括最高阶层也能参与到其中来,它挣脱了所有关于阶级、特权、约束等条件的诸多限制,令人们不论自官方或是非官方的角度和立场,均抛开固有的思维状态,将自己投身至原来约束环境以外的盛大活动之中。[1]这个理论是对于程式化、教条化思考模式的反抗。狂欢式交流和谈话不受任何形式拘束,是天马行空的自由交流,同时这也是理想的人际关系之一。

狂欢节是狂欢化状态存在的背景,然而其伴随着时间、文化与庆典主题的差异而展现出风格迥异的形式与基调,由狂欢节构成了感性模式的言语表达方式,包括大规模繁杂的群众性戏剧,甚至特别的演说。这类语言详细地展现出统一却繁杂的狂欢节理念,这个概念中包含着一切表达方式。这种语言风格不能用精确或详细的语言模式所具体表达,也不能简单的定义为抽象式言语,狂欢化在特定的环境下演变为与形式类似的文艺形象语言,这同样能够渲染文学作品的内涵,延伸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语言风格。

狂欢化也具有颠覆现实传统秩序的作用,可以理解为“第二生活”。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表哥李蒙就是一个有着恶作剧身份特点的角色,“恶作剧者是狂欢的具化表现”,[1]他有着转变原有秩序的天赋。从此点而言,李蒙与狂欢化颠覆性质十分类似。重新研究有关狂欢的定义与讨论,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狂欢化的第二生活,一开始就表现了全民性与大众性,在这种概念中所有人的地位被平等看待,没有阶梯状的金字塔结构,也没有形式可以约束。“狂欢节从其含义而言,是全民性的,所有一切都包含其中,全民参与到开放自由式的表达之中。这一活动的载体――广场,实质上是全民性的表征。”此外,作者也凸显了交流精神,人和人之间突破了差异文化的阻碍,自由表达个人心声。[2]《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开篇中罗锅李蒙在某天夜晚突然到了村镇上,直至被村镇上最有钱的女主人公留下并受到万分照顾,再到完全把女主人公创立的咖啡馆据为己有,其展现出来的幽默风趣与智商是带有小丑特质的。李蒙凭借荒唐可笑的身躯和哗众取宠的言语,令这座咖啡馆生意异常兴隆,成为地处荒郊野岭的村镇中人们的聚集地,所有百姓最喜欢去的地方。这个故事的发展走向全面展现出狂欢式广场的热烈氛围,狂欢要素从始至终洋溢着现代主义的喜剧性和荒诞特性。

以下将借助狂欢化概念与史密斯恶作剧者话语概念,讨论上面提到的两个文体准则是怎样颠覆《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传统秩序与爱情传统的,同时解读为村镇百姓带来何种“第二生活”。

二、狂欢化角色――小丑与骗子

小说开篇就明示了创作背景设置于地处荒郊野岭的村镇上,实际上这是黑色幽默著作中经常出现的画面,表面上看与我们需要分析的狂欢化差之千里。小丑、骗子还有狂欢节、狂欢化广场这四点在本质上来说有非常紧密的关联,都是狂欢节中最关键的元素组成,他们为狂欢广场带来了愉快的氛围。小丑善于自我嘲弄,也经常地被他人嘲弄,这是“透过讽刺来仿效笑声建立起来的一类把人物特征表面化的方法”。“骗子仿效高调言语来开心地诱骗;小丑拼命扭曲前者所说的话。”总体来说,前者擅长吹捧,他越希望捧吹自身,那么其缺陷就展示得越为明显;后者把崇高降低了格调,用以得到物质化与通俗化的效果,令所有人狂欢起来。

《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两个男性角色身上同时具有了小丑与骗子之特性。身为小丑,李蒙的外表、言语以及所作所为均有着幽默滑稽之处。他初到女主人公所在的杂货店时,其怪异的外表就被大家冷嘲热讽。“那人就是一个驼背的家伙,身高不及四英尺,身穿一件仅到膝盖的破烂外衣。他那对细小的罗圈腿好像很难撑住其肩膀之后巨大的驼峰,而头看上去很大,上面有眼窝深陷的一对蓝色眸子与一张看上去十分细薄的嘴唇。他的脸不但松弛还很粗鲁。在这一刻,其苍白的脸因为布满灰尘而显得苍老不堪,眼窝下面带着深深的阴影。”这样一个外表特征就是――“丑”,和美是对立的,不但无法让人体验到美感,还令人生厌,其丑陋的外表与破旧不堪的装扮看上去就是一个狂欢节小丑的模样。

他的举止总在刻意却状似无意地去吸引别人瞩目,他与女主人公联系感情,攀亲戚,讲出很多缘由,但女主人公并未给出任何回复。“可能他开始感觉自己的情况不好了吧,可能他清楚身为一名外来客,拎着行李箱到这儿实在是多糟糕的情况了吧。总而言之,他骤然一下坐到阶梯上面,哇哇哭出声来。”在女主人公愿意与他返家以后,他停止了哭泣。李蒙的行为看上去与小丑无差别,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极为擅长假扮可怜与获取别人同情心。

他还特别会扮成小丑的摸样来仿效别人的怪异行为,令咖啡馆里众多客人开怀大笑。在李蒙首次看到马文・马西的时候,为了达到取悦于他的目的,“他在地上用脚磨蹭着,挥动双手,最终还跳起舞来。在冬天傍晚将转变成夜晚时,他就像游走在幽暗阴森的沼泽地里面的魂魄。”小丑善于在虚拟的舞台当中,用其怪异的言语和行为,令自己变成笑柄成为大众关注的核心人物。除了获得他人关注的目光之外,李蒙还特别热衷于搬弄是非,令愉快的氛围被打破。

三、狂欢化主旨之颠覆

“小说体裁具有极大的颠覆能量,可以撼动与分裂权威、阶级制度与话语主导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小说的本质是悖逆常规,可以运用任何方式来颠覆传统核心,并对实际现状起到反讽的功用。《伤心咖啡馆之歌》也是如此,小说中作者描写带有狂欢化特征的主人公经历两段爱情,彻底打破南方“家姻缘罗曼斯”理念以及淑女形象。理查德・金提到“南方地区被看成一个有着隐喻意味的大家族,血脉关联把这个大家族按照等级划分且有序构建在一起……这实际上是‘南方家庭罗曼斯’,南方文化的核心架构。”[3]

第一,《伤心咖啡馆之歌》分裂了由来已久的家庭概念。传统的南方家庭概念通常是把家族历史的悲欢离合以及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作为重点描述对象。然而,女主人公在自己的父亲过世后,在极长一段日子里都是单独一个人生活。她不愿意与亲朋联系,直至表哥李蒙的突然出现才有了转机,开始了共同的生活。前夫再次出现后,连同表哥一起摧毁了咖啡馆,女主人公重新开始独自一人生活在偏僻的村镇中。旧的家族观念被分解以后,婚姻观念也随之被予以颠覆。在原来的家庭观念里,美满和谐的家庭是中心,夫妇相爱,家族和谐。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马文婚后不仅不能和最爱的老婆一起生活,还被痛殴,最后被驱逐出门。共同生活仅仅持续了十天,他的个人财产也变为女主人公的财产。

第二,女主人公的的行为举止彻底打破以往南方淑女的模样。“从前在南方男女双方关系中,男方把握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利,女方只能被动服从。”南方女子被看成为典雅、乖顺的典范,这些女子是美好与传统的具化表现。但是《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女主人公却完全颠覆以往大家眼中淑女应有的模样,对父权制社会发起挑战,重点展现于下面几点:1.女主人公的外表与个性同以往概念中南方淑女的模样完全不一样。她个头很高,有着宽阔的肩膀,还有一对斗鸡眼,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衣着打扮也跟淑女不沾边。马文送来的礼品,她仅吃甜食,对女性化物品完全没有兴趣。2.女主人公的财力以及生活技能也同传统南方淑女存在差异。她经济上完全自由,在整个村镇里面属于有钱阶层,她拥有房产、商铺以及厂房,自己经营一家客源不断的店铺。在她的生活中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职业女性,能做的事情非常多。她和马文展开斗争,这一点十分清晰地展现作者针对男权社会发起挑战,突破约束女子自由生活的空间。所以,在这部作品里面,“南方神话”给人们印象里面留下的优雅完全消逝,作者从家庭概念以及淑女形象这两点彻底颠覆了南方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秩序。

综上所述,卡森・麦卡勒斯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成功地构建了带有狂欢化特点的叙事情节,咖啡馆是狂欢式广场的具化表现,这均展现了作者对于大众认可的原有等级社会秩序的颠覆。语

参考文献

[1]韩一睿.叙事学视角下的《伤心咖啡馆之歌》[J].语文建设,2014(26).

[2]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M].李文俊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

[3]李国银.二次元下的两性解读――浅析《伤心咖啡馆之歌》[J].语文建设,20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