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毛:我思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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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丹毛：

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曾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并担任过《发现》杂志社主编。现任北京金博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办了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及北京四季房展会。

TIDE：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永远成不了世界强国，因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在《文化精神》一书中您提出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忧思，那么您认为在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作为大国，应如何把握自身发展的方位？

吴丹毛：时至天命之年，世界经济出了问题。在忧思和欣慰两种心情的驱使下，我将二三十年前公开发表的一批关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比较研究等问题的文章，汇集成册，贯名《文化精神》。

撒切尔夫人的断言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对中国发展的低估，但这一声刺耳的警钟也需长鸣。信息社会的负效应即：互联网、电视等媒体的高度发达正把人们引向“低智商社会”的深渊。当下的一些经济学家，股评财经人士随便讲：“房价、股价要涨了”,大家都把钱砸向市场，而当一些完全相反的声音出现时，大家又死死攥着手中的钱。低智商社会的突出特点是人们乐于盲从却懒于思考，信任他人远胜于信任自己。这使我想起一个古老的笑话：一位解差押解犯罪的和尚上府城，住店时和尚借机把他灌醉，又为他剃光了头，然后逃走。解差醒后发现少了一人，大惊失色，继而一摸光头，说道：“和尚还在，我没了！”在瞬息万变、错综交汇复杂的当代社会，小到个人，大至一个民族，都很容易“失去自我”，因此保持正确的方向感是最为重要的。在确定一个民族的走向时，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一个古老的宗教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我是谁”。

事实上，世界上所有成功民族都能够十分明确地认识到“我是谁”。美国，没有人会否认它是最发达的西方强国之一，而它的个性又是如此的鲜明；德国，曾经两次“执着”地给人类带来世界性的灾难，而一旦反省，又是如此“执着”地反对“纳粹主义”，并以这份“执着”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经济成就；韩国，其经济发展如此依赖于美日，但在“教科书”、“独岛”等问题上是如此旗帜鲜明地对日本说“不”！据说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具备了彩色电视机的生产能力，但为了抑制国内消费，韩国居然十年不建彩色发射台！十年的彩电出口创汇，换回国家建设所需的交通、通讯、能源设施，这正是民族意识的生动体现。

回顾我们的发展历程，很庆幸我们的民族没有陷入长期动荡，甚至像原苏联那样解体，而儒家思想的“积极进取”、“中庸”、“和谐”精神又是如此深入人心。同时我们也在担忧下一代由于“哈韩”、“哈日”现象而忘记“我是谁”。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没有一个崛起的大国不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一味模仿他人而丧失自我是十分危险的。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许多词汇对此加以形容，比如“东施效颦”，比如“邯郸学步”……

《文化精神》是我青年时代对中国文化思考的结晶。思考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没有吃苦的精神，这个国家就会丧失创新的力量，这点忧思告诫青年一代需警钟长鸣！

TIDE：《文化精神》一书中，您专辟章节剖析“合金文化”是日本社会成功发展的奥秘。在您看来，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吴丹毛：我认为“合金文化”是日本经济奇迹产生的奥秘。合金文化是指多种信仰、多种价值观、多种是非观以及世界各个民族能为我所用的一切并存一体，并不断地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改造性吸收从而丰富主体。日本摄取了中国人民创造的东亚文明，又兼收了西方科学技术，达到了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其传统文化依附于现代化的进程，成为借助传统实现现代化的典范。

日本是最早建成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它是一种“东方式的资本主义”。日本的现代化充分利用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化萌生、发展的因素，而不是割裂传统。日本文化传统具有以下典型内涵：强调“忠”的义务，推崇权威，哪怕是一个并无实际意义的“虚君”。事实上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成为内聚核心的象征；与此相关，注重等级与序列；强调集体主义，善于团体协作，追求集团效益，因而崇尚个人牺牲；家族意识浓重，但不注重血缘关系。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分析，上述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几乎是完全悖逆的。但日本却能非常巧妙地借用传统文化资源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利用对权威的崇拜和集体归属感加强社会的整合能力；以年功序列和等级制度避免无益的竞争，减少组织内耗，降低交易成本；并不看重血缘关系的家族观念造就了一个个“功能（互利协作）团体”，它们具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因为具备了这一社会基础，使崇尚权威的日本人既可以“虚君”作为社会内聚力的核心，又可避免因崇拜权威导致“实君”而专制。而家族式管理则能够通过命运共同体的形式增加归属感，强化集体意识，避免竞争不足的后果，还可以通过家长的权威推行企业规范。日本是在传统文化躯壳里装进了现代社会的文化内涵，其实质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世界文化会越来越趋于一体化，但一体化并不是抹去民族特色，相反却是使民族特色进一步得到加强。

TIDE：有人说“文化赤字”越来越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短板，您怎样看待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吴丹毛：面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互依存格局中出现的危机，应以大国文化观的意识审视判别。危机是由经济引发出的文化问题，是对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再次考量。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和道德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是对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外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对此，我感到振奋和欣慰，因为在二三十年前，我就曾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两方面的问题进行过思考。精读审视后，发现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研究观点现在看来仍具有历史、时代的价值，可立言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