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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技术并购 人才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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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是东软集团高级副总裁兼CFO,在她看来,技术并购的关键在于文化整合,而高端人才是其中最核心的资产。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国门,海外并购风起云涌。在这些并购案例中,大多数属于资源类或市场类的并购,技术类的并购案例并不太多,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软集团,SH600718,以下简称“东软”)是其中的佼佼者。

“挖”来的CFO

东软1991年创立于东北大学,属于典型的高校创办企业。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行业解决方案、产品工程解决方案及相关软件产品、平台及服务等。目前,公司拥有员工18000余名;在中国建立了6个软件研发基地、8个区域总部,在40多个城市建立营销与服务网络,在大连、南海、成都和沈阳分别建立3所东软信息学院和1所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在美国、日本、欧洲、中东设有子公司。

王莉同样出身东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校任教期间,她通过了财政部组织的第一届注册会计师考试,成为当时为数不多拥有硕士学位的注册会计师,并进入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

1996年6月18日,东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王莉担任其外部审计的注册会计师。1997年2月,她被东软董事长兼CEO刘积仁“挖”到东软,出任总会计师、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2008年5月开始,出任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兼CFO。

正因为这样的渊源,王莉无论对东北大学,还是对东软,都有着特殊的感情,至今她对刘积仁的称呼仍是“刘老师”。她说:“做CFO,选老板非常重要,如果老板没有现代管理理念,不善于接受新生事物,推动各项事务会很困难。我和刘老师交流过后,发现他很有思想,对财务有高度认识,也非常希望企业能做得健康、可持续。有了这样一个舞台,也有了老板的支持,财务工作推动就有了很大的支撑力。”

上市初期,东软的会计基础非常薄弱,对于瞬息万变的软件行业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软肋”。因此,王莉就职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财务制度,培养财务队伍,并推进财务工作介入经营。和绝大多数企业一样,经营部门刚开始对财务的“束缚”多有抱怨,经过几年的交流、培训和协同工作,随着公司管理系统和信息系统的建立和完善,经营者看到了过去的经营成果和未来的发展态势,财务对经营形成指导,王莉的工作逐渐被大家所认同。

经营管理体系建立后,王莉的工作重点过渡到了战略管理。责任成本、全面预算、内部信用管理、关键KPI管理、平衡计分卡等开始在企业内部推行,公司的价值增长也从内涵式增长向外延式增长转变。“公司规模小的时候,有很少的绝对额就可能有很好的成长速度,比如上市之后我们有连续6年100%的高增长。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光靠内涵式增长,会限制企业的发展速度,因此,东软将外延式成长纳入了重点。”这也是王莉目前的工作重点之一。

外延式增长

所谓外延式增长,简单而言,就是并购。

2008-2009年,东软完成公司整体上市,战略布局有了新的调整。当时正值金融危机爆发,全球软件市场都受到挑战,软件开发人力成本提升形成普遍压力,外国企业非常希望有渠道能降低成本,同时,也希望将主流业务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市场,这给了东软一个很好的外部机会。从内部来说,东软也希望能扩大国际化布局。“东软外延式扩张的过程也是国际化的过程。我们是一个软件企业,本土是根基,但更多还是希望通过国际化的方式,提升业务能力。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国际交流,扩大业务范围,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王莉说。

2009年9月,东软全资子公司―东软(欧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欧洲”)与芬兰公司SESCAGroupOy签订股份购买协议,收购其拥有的从事高端智能手机软件开发业务三家子公司的100%股份,对价总额最多不超过1200万欧元。

2010年4月,东软及东软欧洲与Harman International、ISG签订三份交易协议。本次收购的标的为ISG所拥有的与汽车导航系统相关的电子硬件、机械硬件和应用软件开发业务,以及ISG所拥有的有形固定资产、存货、权利、合同、员工合同关系和雇佣关系,其中有形资产为29.5万欧元。

同月,东软美国全资子公司东软科技有限公司收购美国Taproot Systems Inc.,其高端智能手机嵌入式软件开发服务业务项目获辽宁省发改委核准。

2011年1月,东软集团以不超过1.1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北京望海康信科技有限公司73.14%的股权,以加强在医疗IT领域的领先地位。

付钱只是第一步

技术企业与靠流水线生产设备的工业企业不同,其核心资产是人才和技术,这些无形资产是并购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正如王莉所说:“软件企业对软环境的依赖度比较高,文化整合,以及并购企业对主体企业价值观的认同,在并购中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在对项目进行评估定价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行业特点。”

东软选择并购对象,首先要符合公司的大战略,围绕主业向外延伸。其次,并购的规模并不大,基本保持在5000万~1亿元的水平。最后,并购对象拥有国际领先技术,以及在这个行业里有影响力的高端人才。

“我们希望能聚集这个领域的高端人才,如果一个一个挖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聚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并购帮助我们缩短了掌握高端业务的时间。此外,对后端市场也形成拉动―当地企业做当地市场,肯定比外国企业做当地市场的契合度要好。”王莉说。“一般国际市场的人力资源成本与汇率成正比,欧洲是我们的10倍,美国是6~7倍,如果业务构建得好,他们把业务拿来,把需求说清楚,由国内团队来实施,成本会降低,同时也对国内员工能力有很大提升,还增加了我们的营业额。”

王莉认为,CFO在并购中应发挥重要作用。“当CFO到了战略管理阶段,尤其是在进行并购的时候,不能只着眼于财务数据,更多地要考虑战略定位问题:企业要发展什么、舍弃什么?并购对象可以给你什么?并购企业的文化与原企业文化是否有冲突?整合的难度有多大?”

她将并购分为四个阶段: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阶段、谈判阶段、整合阶段、跟踪阶段。她认为,尽职调查以及并购后的整合是最关键的两个阶段。

通常在并购时,企业都会做尽职调查,但王莉认为,CFO的工作还要做在尽职调查之前,要对行业特点做提前分析。“虽然大家处在同一个行业,但由于每个国家文化不同,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有很大不同。从我们的角度讲,境外并购过程中如果信息不对称,很可能有潜在问题,如果不把‘对方为什么要卖’这件事情弄清楚,后续就会有很多潜在风险。”

在尽职调查阶段,调查范围包括财务、税务、法律、商业、人力资源等,如果只锁定某一方面,会非常危险。此时,CFO必须将相关方面所有信息进行汇总,不能只关注财务指标和预期价值的增长,更多要从商业定位、协同效应、管理能力、预期投入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比如,要对人力资源潜在成本进行测算和准备,预测到最坏的情况,看企业是否能承受这样的风险或代价。对知识资产的转移是否有法律保证。人们对于自己的想法和整合能力往往都比较乐观,从主观上判断认为业务可以很好整合,但在实际情况下,难度超过了想象。因为你很难站到对方的角度去做计划。”

相比较而言,并购前对并购后的整合阶段的详细计划更容易被企业所忽略。因为很多企业谈并购是一个部门,并购后的运营是另一部门,两部门之间,如果没有过渡和衔接,最终的结果是并购脱离了原始目标,不仅没有增加盈利,反而构成了包袱。

王莉因此提出“大整合”的概念。她认为,拟定合同、交付费用只是迈出了并购的第一步,接下来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要对并购企业进行跟踪。她说,被并购企业在并购谈判中通常会对业绩有所承诺,因此对企业的运营管理要有系统安排,要做得足够细,然后传递给经营团队,这个链条要做得比较完善,不能对被并购企业有过多干涉,否则会影响承诺的实现。

王莉特别指出,收购一个企业后,要对其经营业绩有一定的容忍度,“不要期待一下子把你的业务带动到什么层面”。收购之前固然会有盈利预测,但这是在对方旧有生态系统下的盈利。在新的生态系统下,是做加法还是会做减法?有不确定的因素。“希望并购后马上有业绩的快速增长不现实,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在文化层面、技术层面、运营层面都要有很好的整合,才能回到快车道上来。”

人才保留是关键

王莉说,技术并购中最大的难点,是人才的保留和管理问题。“欧美企业对中国企业的认知有偏见,认为我们的品牌知名度不够,与国际领先的企业有差距。同时,他们也比较难以接受让中国人管理。所以,如何留住和激励关键人才?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这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认同的问题,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认同的问题。”

对于东软来说,并购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获取优秀的人才。最糟糕的情况就是:钱花了,企业并购了,人却跑了,留下一座“空城”。

“高级知识分子在精神需求方面的要求非常高,心情不好,很难做出有创意的产品。所以,文化认同是并购整合中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在并购过程中,对高端技术人才的保留,需要公司从上至下各个环节的人与对方沟通,这不仅是人力资源部门需要考虑的事情,更是公司高层需要考虑的事情。比如东软并购SESCAGroupOy,当东软高层管理者准备与对方企业开董事会议之前,他们必须首先面对其工会组织负责人。

为了提高文化认同度,东软在收购外国企业后,仍会聘请当地人来参与管理,毕竟,他们才能真正理解并认同自己的管理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