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篇小说《敦煌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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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冯玉雷敦煌题材长篇小说《敦煌遗书》为研究对象，从其西部精神的文学再书写和玉文化与西部精神的文学再阐释两方面进行深入论述，剖析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敦煌遗书》；西部精神；玉文化；再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072-07
《敦煌遗书》是甘肃青年作家冯玉雷继《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以敦煌意象为题材创作的第三部作品。他爱敦煌，写敦煌，但他从不雷同自己，而是努力开掘深藏在敦煌背后的文化意蕴和精神精髓，使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既相互勾连与渗透，又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写作特色，尤其是《敦煌遗书》，以其宏大的意境、深邃的题旨和新颖独特的表现手法独树一帜，既标志着冯玉雷个人创作的一个新进展，又为中国西部文学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文本。更为重要的是，《敦煌遗书》通过书写敦煌文化挖掘出了不同于以往西部作家笔下所呈现的西部精神的另一种样态——仁爱、自然与和谐，不但为我们多角度认识西部精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学文本，而且为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精神原型。
一、西部精神的文学再书写
（一）敦煌：个人艺术精神的载体
西部精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一般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理解，指作者在感受、认识和再现西部生活时的思想艺术追求，即作者通过作品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另一种理解则认为西部精神主要指深含在西部生活和西部生活实践者身上的精神气质，大多数人倾向于后一种理解。其实，对西部文学作品而言，这两种理解都有失公允。辩证唯物主义能动反映论认为，文学作品作为作家与现实生活的中介既反映创作客体又反映创作主体，是作家根据自己的审美原则对社会生活反复体验和认识并进行特殊处理的结果，必然承载着作家的艺术审美个性和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表现在西部文学中的西部精神既蕴涵着西部人的生活精神，又体现着西部文学家的艺术精神，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中国西部有广袤无边的沙漠、草原和戈壁，有延绵不断的冰山、森林和雪域，有肥美的牛羊和骏马，有历代帝王坐都长安的历史轶闻，有历代名将戍边屯垦的一代雄风，有张骞、班超等朝臣出使西域的历史足迹，也有解忧、弘化、文成等汉唐公主们分赴乌孙、吐谷浑和吐蕃联姻的历史传说，正如有人所说：“站在昆仑山顶，就会发现——张骞通西域，隋炀帝屯兵互助，文成和松赞成亲途经日月山，月牙泉的清池杨柳，鸣沙山的奇特风光，河西走廊的古朴幽境，酒泉池旁的动人故事，莫高窟的经变传说，银川城里的清真大寺，嘉峪关城门的石声神话，祁连山上的青松白雪，乌鲁木齐的博格达轶闻，火焰山下的煮蛋奇观，天池的绝妙，吐鲁番的罕见，葡萄沟的歌舞……”①这林林总总的西部文化都是可资西部作家创作利用的宝贵资源，然而冯玉雷却把自己的艺术目光聚焦于备受文学界冷落的敦煌，连续创作长篇纪实性作品《敦煌百年祭》、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和《敦煌遗书》，固执地写敦煌文化、写参与书写敦煌历史的芸芸众生，显然是要通过书写敦煌来表达自己的艺术精神。
在冯玉雷的笔下，中国西部也称“六千大地”，包括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传统上的“西域”及中亚腹地，是一个非常辽阔的文化带，敦煌是这个文化带的重心，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楼兰文化、龟兹文化和高昌文化的延续，而且“自汉以来，敦煌文化极盛，其地为西域与京洛出入必经之孔道，实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 。②季羡林先生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③可见，敦煌文化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其中含纳着西欧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精髓。尽管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由于西部地理偏远、交通闭塞和民众思想保守等原因使这块大地由农牧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转型显得格外艰难，当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尽情享受现代工业文明的硕果时，西部仍然浸沉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难以自拔，而这种艰难正好保存了中国西部精神的原初样态。特别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危机日趋严重时，这种精神魅力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冯玉雷生于西部、长于西部，现在又供职于西部，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熟悉西部、热爱西部，也产生了用文学表达西部的愿望。他从小就酷爱文学，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为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他研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积累了丰富的古典文化知识，其中敦煌文化给了他强烈的心灵震撼，致使他一度大量研读有关敦煌的历史文献，即使在兰州工作期间他也没有放松过对敦煌的研究。另外，作为一个作家，其内在的艺术创作动力既要求他寻求一个适合表现自己艺术精神的对象，又时时提醒他要回避其他作家的艺术题材，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苦苦追寻的艺术写作对象就在眼前，那就是以敦煌文化为中心的西部文化。但是，写敦煌文化、写创造了敦煌文化的众多人物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他的最终创作意图，他说：“我是西部大地的儿子，被这里的阳光、土地、粮食、文化养育，我怀着感恩的心情，通过文学形式来表达他们的痛苦、梦想及其他，让慈爱、希望的明灯继续传承，更加发亮，温暖更多的人类、动物、植物甚至石头、泥土。”④这就是冯玉雷的艺术创作精神，蕴涵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意识。
以敦煌作为自己艺术精神的载体既是冯玉雷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时代的呼唤。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这本来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幸事，然而藏经洞里的文物却遭受各国列强劫掠，使其约1/6到了伦敦，1/6到了巴黎，1/6又被日本人和俄国人所收购，成了“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所幸的是，这些帝国主义的文化贩子们并没有把这些东方文化的瑰宝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珍藏起来，而是把它们当作拯救自己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去研究，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敦煌学渐趋成为引世界注目的显学，敦煌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旅游胜地，敦煌艺术也随之唱响全球，但是“仅靠敦煌学和敦煌艺术去完成化全球的伟大历史使命是不够的”，⑤文学、美术、哲学都应该肩负起敦煌文化“化全球的伟大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来说，冯玉雷的敦煌文化创作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敦煌文化对他召唤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