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后,我们才发现他曾影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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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慧廉肖像，摄于其任教牛津大学期间。1920年，苏慧廉受聘为该校汉学教授，此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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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苏慧廉肖像，摄于其任教牛津大学期间。1920年，苏慧廉受聘为该校汉学教授，此后接待过许多一流的中国学者，如蔡元培和胡适等人。1928年他赴美做访问学者，次年费正清投入他门下开始做汉学研究。

英国人苏慧廉的墓在玫瑰山墓园，牛津，英国。

4年前，中国人沈迦造访此地。遍寻之后，他才发现苏氏在墓园的栖身之所，竟只是一块没有墓碑的坟地，仅有4根浅色的花岗岩石嵌于土中。

挖开泥土，界石上出现了如下铭文：“威廉・爱德华・苏西尔（William Edward Soothill），硕士、传教士、牛津大学汉学教授，1861年生，1935年卒。”

6年来，沈迦的足迹遍及欧亚北美三大洲，只为了还原苏慧廉的一生。他为这位百年前的英国传教士写下一本近40万字的传记《寻找・苏慧廉》。书中对传主生平和温州史志的翔实记录，乃至对中国近代史的反思，在史学界和民间引发了强烈共鸣。 温州历史绕不过去的人物

虽然时空相隔，沈迦和苏慧廉却有两个交集：都在温州生活过，都是基督徒。

1969年，沈迦出生于温州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跟祖母过活。祖母年轻守寡，历经家道中落、社会动荡，却凭一己之力撑起全家。但即便在最困苦的时日，她也坚持每天读经，保持每个礼拜五“禁食祷告”的虔诚。在捉襟见肘的70年代，祖母还要求她分散在各地的5个孩子每月必须寄10块家用钱回来，以资助其他更缺衣少食的贫困人家。

“那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信仰为何物，不知道它对人生价值有多重要的时代。”多年后，沈迦回忆说，祖母给了他一生最好的礼物。

儿时沈迦每周日跟随祖母去做礼拜的城西教堂，便是苏慧廉而今留给温州唯一的物质遗产。教堂主殿里6根黑色的大圆柱，在童年的沈迦看来格外宏伟。听老辈人讲，大柱子来自英国。他好奇，是哪些英国人将这些高达十余米的木头不远万里运到小城温州？ 苏慧廉为温州人建造了艺文书院和学堂，他希望通过教育，把学生塑造成心智健全的人。还是胡适的益友，费正清的老师，并大力促成千万英镑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

80年代初，祖母辞世。直到世纪之交，在《温州日报》做副刊编辑的沈迦，因工作需要前往温州市图书馆善本书库里借阅两本英文回忆录，才第一次知道了苏慧廉的名字。这个英国人二十出头时漂洋过海来到温州，此后未婚妻也追随而来，他们在此地生下两个孩子谢福芸和海生，将人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了温州。苏慧廉一家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翻译出版了温州方言版的《圣经》，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苏慧廉还是胡适的益友，费正清的老师，并大力促成千万英镑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

“这样一个温州历史绕不过去的伟大人物，地方史里却只有区区300字的记录！”纵然此后沉浮于商海，移民去了加拿大，沈迦的心从未放下。

200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沈迦和太太一起去温哥华附近的列治文吃饭。看着车窗外飞驰向后的大桥栏杆，沈迦脱口而出：“我想写苏慧廉。”

“他离开温州以后干了什么？他是英国人，离开中国以后又做了什么？我其实就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看看海外的资料是否可补充完整。这是我最初的企图。”得到太太支持，沈迦从此一头扎进了如山的档案中。温州本地史料寥寥，他便叩开欧美、港台各大档案馆和图书馆，走访苏慧廉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城市，重返历史现场。“好文章是用脚写成的”，这句当年他上采访写作课时的师训，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贯彻无遗。

从英国回来后，沈迦偶然看了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屏幕上的最后一句话让他深有感触：“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

通过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出版的一本有关李提摩太的读物，沈迦发现《苏慧廉小传》的作者，正是苏的后人。他联系到了苏慧廉的曾孙查尔斯，一个内燃机工程师。然而，自从唯一的女儿福芸去世后，苏的后人中几乎再没有人能继承他的艺文衣钵，与中国的联系也渐行渐无。对于曾祖父的了解，查尔斯远不及来自中国的沈迦。

学者朱学勤近年来对沈迦多有关注，高度评价非史学出身的沈迦如此“上穷碧落下黄泉”，为寻找百年前的一位传教士，自费走遍世界，“即便在以教授史学为生的人中，也已非常罕见”。

沈迦意外于学界和市场对《寻找・苏慧廉》这本书的热捧，却并不觉得自己这6年的付出有多么“筚路蓝缕”，苦不堪言。“一开始，写这本书便是一个很私人的行为。”随着写作的深入，他越发地确定自己能做成这件事。直到落笔付梓之前，他忽然意识到，《寻找・苏慧廉》应当献给深爱的祖母。

“我相信，她一定看得到。”电话那头的沈迦非常笃定。 “主，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

和沈迦的坚定相比，1881年的那个夏天，报名来中国传教的苏慧廉却面临着内心的挣扎。 苏慧廉1906年就任山西大学堂总校习，当时该校是我国仅有的3所公立大学之一，另有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图为旧址牌楼，匾额上写着“登崇俊良”的校训。

令他焦灼的并非传教这件事，而是传教的地点。

苏慧廉出身贫寒，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苏慧廉却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并在听闻了一个传教士徒步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穿越雪线冒险宣教的故事后，激发起了去异域传教的强烈渴望。

1881年的夏天，英国基督教组织偕我公会派驻温州的唯一一位传教士李华庆刚刚去世。在地球的另一端，夜阑人静中的苏慧廉在手边的杂志上看到“招募一个年轻人去温州接替另一个年轻人”的消息，他突然感到“自己就是那一个人”，于是跪下来祷告：“主，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除了中国！”

为什么“除了中国”？不仅因为与当时的日不落帝国相比，中国条件太过落后，而且在苏慧廉和多数英国传教士眼里，到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面前出售一个纯粹的理论，何况这个理论还不能给他们带来现世的利益，这几乎就是南柯一梦。有一种观点称，中国常被传教士视为最抗拒福音的国家，因为许多中国人无法接受基督教反对祭祖、以及其他偶像崇拜的立场，因而对传教士抱有敌意。

苏慧廉最后被命运选中。1883年，春寒料峭时，21岁的苏慧廉历经4个月的海上和陆路行程，终于抵达温州。沈迦判断，以苏氏对中国的了解，“也许他启程时已经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

是否如此，我们无从考证。但苏慧廉在温州的开局注定不会那么阳光灿烂。

就在那个年关，告别同行的阚斐迪牧师，沿着狭小、拥挤、气味难闻的街道回到冷清的家，苏慧廉备感孤清。“不会说当地人的语言，前面的生活也许是死亡，谁又知道呢？”当温州人举城燃放爆竹，欢庆除夕时，稚气未脱的苏慧廉却在给父母的家书里抱怨，自己身处一个没有壁炉的氛围，看不到前方的半点曙光。

然而，就像他的中文名字“聪慧、廉直”所代表的，苏慧廉身上有着同时代所有优秀西方传教士的共同品质：信仰虔诚、志存高远、勤奋执着，有着极强的生存智慧。

“他们首先是一批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没有功利心。”沈迦说，除了具有一般人难及的虔诚信仰，能派驻海外的传教士都经过了严格的选拔，勤勉坚毅是必备的素质。

沈迦在书中列举了一例：苏慧廉幼时就因为能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而获奖。《圣经新约》中的这一章有39节，内容量相当之大，这可作为一个他既勤奋又天赋异禀的佐证。

更让人惊叹的是，仅用半年时间，苏慧廉就能用温州本地话登台传教。身穿清朝服饰，尝试本地食物，克服空气中的恶臭，习惯路边的乞丐和狗，这些对他都非难事。“和犹太人在一起就做犹太人，和希腊人在一起就做希腊人。”矢志要效法耶稣门徒保罗的苏慧廉确实如他所誓言的，到了温州，就和温州人在一起做温州人。

今天，温州信基督教的人数已超百万，沈迦在采访时援引北大社会学系的调查数据说，每7个温州人里就有一个是基督教徒，教徒人口比为中国之冠。海外学界因此称温州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导致温州的基督教如此活跃？沈迦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一直寻觅答案而未得。他的结论是：苏慧廉不是今天温州兴旺的信教局面的充分条件，但若没有苏慧廉，也一定没有这样的局面。

而在130年前的温州，人们对于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和外来宗教并没有那么容易买账。

在当地人眼里，这些碧眼赤须的洋人是怪物。梁启超曾感叹，在甲午战争前后，堂堂的北京书铺竟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而在温州，人们盯着苏慧廉看，“那奇怪的眼神看上去有种恶意与恐怖”。还有不少人试图揭开苏的妻子路熙高高的裙撑，想知道里边是不是什么都没穿。

比消除猎奇心难上百倍的，是吸引和说服人来听传教布道。太妃糖开道、府试时发福音，为来访者准备茶水和香烟，苏慧廉尝试了各种方式。带着牛津的香肠和沙丁鱼―两样分别象征着英国和法国的食品，还有他的两位本地追随者，“一个残疾，一个肩膀柔弱，一个只会嘟囔几句难懂的中国话”，3人组合一次次地深入温州周边，实现着温州近代基督教史上的“农村包围城市”。 苏慧廉主持修建的偕我公会城市教堂，即温州西堂，至今仍在使用。 从暴乱始，自革命终

但他最为倡导、也最为奏效的方式，是除了传教以外的“另外两条腿”：医疗和教育。

奎宁、阿司匹林这两种常用西药，原是苏慧廉为防止自己来华水土不服，到

温州后不仅治疗了当地人的疟疾、感冒，还帮家徒四壁的丁先生戒掉了毒瘾。此后“供不应求”，苏慧廉夫妇干脆开了禁烟所。还因为会拔牙、修正倒睫，苏慧廉的“神医”大名不胫而走，一位叫三郎的麻风病人竟匍匐百余里前来求诊，激起了苏氏的同情心，定理医院和温州白累德医院先后开张。

二十余年里，苏慧廉主持和修建了城西教堂等多所教堂，为温州人建造了艺文书院和学堂。他希望通过教育，把学生塑造成心智健全的人。“重要的是要头脑清晰，心胸坦荡，对人生有精神上的追求。”分班教育、学校周日放假这种今天看来极为平常的管理方式，都是由苏慧廉们开一时先河。路熙和他们的女儿谢福芸也在艺文女校中执教。在帮助中国女生改变站姿、教她们运动游戏的过程中，路熙也感到了“创造历史”的快乐和工作的意义。

那时温州很多教徒目不识丁，更不用说听官话版的圣经宣讲了。苏慧廉利用自己特别的语言造诣，将《圣经》翻译成温州普罗大众一听就能明白的“土话”，成了教徒的必备之物。2009年4月，当沈迦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从管理员手中接过这本全世界孤本的1902年温州方言版《圣经新约》时，感到了一种久候终逢的喜悦。

不同于传教士中的保守派，苏慧廉还力主用本土化、情境化的方式传教。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为强调宗教的“纯洁性”，不屑甚至贬斥中国音乐。苏慧廉不仅自己学习中国音乐，还建议直接用中国乐曲为唱诗班伴奏，他本人就曾将《茉莉花》的歌词改为《圣经至宝》。针对一些本地教徒周日跋山涉水为教会服务的情况，苏慧廉考虑到中国的现实，特别申请突破固有的义工规定，为这些贫困教徒的劳动支付薪资。“这些本土化的做法，苏慧廉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但可以说，他的不少实践和研究是超前的”，沈迦评价。

苏慧廉1906年离开温州，受邀赴李提摩太创立的山西大学堂就任西斋总教习。在山西他虽然仍为教会服务，但角色已成功转换为教育家和汉学教授。他出版了《儒释道三教》，他的英译《论语》是牛津大学最认可的经典翻译，长年的耕耘甚至让他得到了“孔夫子”的称号。

除了所著《李提摩太在中国》民国十三年便已出版汉译文外，苏慧廉几乎没有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什么踪迹。其实，他和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顾颉刚、丁文江、炎培、翁斌孙等众多当时的名流都有交往。他的生命轨迹，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一群重要人物的命运。

民国初年，苏慧廉为筹办华中联合大学返回英国。本已筹得300万英镑，却因一战使计划落空。谢福芸几年后创办了北京培华女子中学，林徽因就是该校学生。而苏慧廉在欧洲创立法国华工青年会，为一战战场上的20万中国人服务，并以出色的工作获民国政府文虎勋章。上世纪20年代，已是国际著名汉学家的他，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和胡适等人一起，使1100万英镑得以退还中国。 苏慧廉全家福，摄于1900年苏慧廉回英休假时。

在取得这些斐然成就的同时，苏慧廉和他的教友们历经甲申教案、山西教案等数幕惨剧，红灯照、哥老会、义和团等一波波民间反对浪潮也如影相随。

1900年，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执行慈禧的指令，在山西境内肆意屠杀外国传教士以及教民，酿成惊天血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之后，急于媾和的慈禧把毓贤作为替罪羊抛了出去，毓贤最终死于流放途中。此事过去11年，辛亥革命发生，毓贤的女儿逃到山西教会，寻求避难。山西的传教士都清楚她的背景，但依然接受了她，并帮助她躲过了这一劫难。

65岁时，为了处理中英庚子赔款退款，苏慧廉最后一次回到温州。然而时移世易，他满眼看到的却是，随着民族运动的兴起，当年创立的教堂已被人占领，他创办的艺文学校，外国人悉数被驱。“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中国的未来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续的同情。”他在其1928年所著《中国与英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妻子路熙的回忆录里，她对他们最好的年华如此作结：“我在中国的岁月，从暴乱始，自革命终。我在中国的生活有价值吗？―有价值。”

沈迦感慨道，苏慧廉晚年发现自己创建的所有的功业被遗忘和颠倒，他应该是满怀苍凉离开第二故乡的。沈迦用“半生湖海，未了柔情”这8个字形容这位传教士对于中国的复杂情感。 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赴华代表团旧照，合影摄于1926年，右一是苏慧廉，左一和右二是中方代表胡适和丁文江。 我们对传教士缺少一声感谢

“传教士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炮舰进入中国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统治和麻醉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顺服奴隶而已。”1949年后，凡上过中学的中国人多半都会这样认为。

沈迦也概莫能外，即便他有着基督徒的家庭背景，其早年对于传教士的印象也难脱此“刻板”印象。

直到七八年前，他与前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陈乐民一起前往北京的五塔寺，参观天主教传教士的墓碑。在墓碑前，与陈乐民的对话对他有振聋发聩之感。

“那时他已到垂暮之年，身体很差，每个礼拜要做一次血透。我搀着他，他走得很慢，在这片墓碑前，一个个看。我也有些感慨，就跟他讲，对于传教士评价，起码得三七开。我自以为已讲得比较开明了，陈老师拿着拐杖就在地上跺，说：‘这些传教士哪做过一件错事？’”

当时的沈迦还未起意要为苏慧廉立传。陈乐民这句听来颇为“绝对”的评语对他下定决心写书，起了推波助澜之效。据沈迦了解，这些年国内的学术界对西方传教士的普遍观点早已“转向”：“如果今天还有人写硕士、博士论文说他们来中国是‘文化侵略’，那他的论文估计通不过答辩！”历史学者马勇在谈到此书时，亦认为“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

如何看待历史，正是沈迦在写作《寻找・苏慧廉》后期越来越深思的一个问题。

沈迦评述，苏慧廉服务于中国，最被忽略的功绩是他曾代表英国处理庚子赔款，助力千万英镑退还中国。“对于这段往事，中国的教科书把焦点放在国耻两字上，一般指说庚款是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偿，对赔偿起因则有意无意忽略，更少有提起部分庚赔款的退回及在中国建设事业上发挥的巨大作用。”

“这个人在他的那个时代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为什么中国反而会把他忘记？其实我们忘掉的不仅是他一个人，苏慧廉仅是一个标本而已。”沈迦渐渐发现，他要寻找的远不只苏慧廉一个传教士这么简单。基于此，他在书名的“寻找”和“苏慧廉”之间加上了一个分隔号。

“日光之下无新事”，是沈迦接受访谈时反复提到的一句。

1861年苏慧廉出生，正是中国结束与英法的敌对，以开放的姿态迈向“同治中兴”的开始。随后有洋务运动，为自强求富，中国迈开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步伐。1882年，苏慧廉抵达上海时，经过“改革开放”的晚清政府，其GDP已跃居亚洲第一位。苏慧廉在中国生活了30年，直至辛亥革命前离开。这30年，无疑是一个集权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努力从传统的封建大一统中摆脱出来并走向多元化的时代。

在沈迦看来，苏慧廉在华的30年，和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现代化如此之相似。它们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导向，并且均在80年代开始中兴，90年代遭遇挫折。有感于这一发现，沈迦试着想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时代成为我们今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

2011年夏，沈迦回家乡采访苏慧廉养女的后人方保罗先生，路上经过了温州7・23追尾事故的现场。在冷冷的夜里，面对车窗外的漆黑与众矢猬集的铁轨，他不禁地想起辛亥年的保路浪潮及苏慧廉在中国经历过的种种沧桑。

“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它会押上韵脚。”沈迦引用马克・吐温的话，指出今天有些人想象自己已经逃离了历史，好像历史终于在我们这一代，脱离了它原来错误的轨道。“这是一种幻觉。我想问，我们凭什么这么幸运？”采访最后，沈迦抛出他的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