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凉山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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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份，我从媒体上看到台湾爱心人士张宜平女士，十几年来无私资助四川麻风病村的孩子们上学之事，很是感慨。得知她刚办的中学由于没有老师而闲置了近两年，我决定把云贵两省的支教工作先放一放，暂且去她那个麻风病学校帮帮她。
几经周折，终于与身在台湾的她取得了联系。电话好不容易通到了海峡那边。当她得知我这几年一直在云贵山区义务支教山区的孩子们时，急切地说道：“哎呀，你打这个电话太贵了，稍等一会儿，我把电话打给你。”
多么细心，多么善解人意呀，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
不久，我利用五月份回北方之机，走访四川凉山的这个麻风病村学校。如今这所学校已是旧貌变新颜了。餐厅、宿舍、教学楼以及现代化的澡堂、厕所，还有刚落成的三层中学教学楼崭新地矗立着，窗明几净，水电配套齐全。学校里还有一辆越野车，是专门为采购孩子们的一日三餐而配备的。
说实话，这里的教学设备等硬件，城里的有些学校都比不上。中学虽然刚刚成立，可物理、化学等实验室及配套设施都配备好了。
傍晚，我出校门随便走走。不远处的几个孩子在玩耍，手、脸及身上脏得几乎分不出颜色。
我问他们：
“晚上睡觉洗不洗澡？”
“不洗……”
“为什么？”
“这里连吃的水都没有，哪还有水洗澡……”一个年龄大点的孩子腼腆地答道。
是啊，出了这所学校，就是一墙之隔的人家，水电都是极缺的东西。我在路上，看到当地政府投资兴建的麻风病康复医院，由于自来水配套设施不够，大门上锈迹斑斑的铁锁以及已经开始剥落的墙体，还有院子里足有半人高的杂草，足以说明它闲置的时间了。非常显眼的四层高的大楼，在四周低矮住户的映衬中，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也不知何时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缺水，这在山区一点都不奇怪，我这一两年在云贵山区，对此深有感触：没水呀……
想想张宜平她一个娇小姐，一个跟大营盘毫无关联的人，十几年如一日地投入精力、财力、物力、人力……不计一切，那是怎样一种博大的精神境界。
初见张宜平
学校开学后，我如约来到了这个位于四川凉山地区的麻风病学校义务支教。
听说国庆节期间张宜平要来学校，我哪儿也没去，想要见见这个素未谋面的台湾女士。
那天是10月11日。晚饭时，我去餐厅。一进餐厅的门，就看见排得长长的等待打饭的学生队伍中，一个瘦弱的身影，正在挨个询问、着学生，其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的姿态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
“这就是台湾的张女士。”有人介绍。
“张女士，这就是王老师。”
她抬起头，风尘仆仆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清澈透明，一双正放在学生肩上的手停了下来，原本齐耳的短发由于旅途劳顿而略显凌乱。此刻的我是思绪翻滚：她从台湾飞到大陆，又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汽车颠簸，刚到学校连一口气都没歇，就在这里忙着看望学生……
见到我，她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王老师，您好……”
此时此刻，我真真切切看到的是：一个在海峡对岸的人，一个与凉山毫无关联的人，由于一次采访大陆麻风病村的行程，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年薪百万的记者工作，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对麻风病村的助学支教之路的张宜平女士。
晚上，我正在宿舍辅导几个学生学习，她特意叫人来喊我过去，并拿来了她的一件衣服。
我即刻给她发了一条短信：“张老师，我这里现在有几个学生在补课，一时走不开。想着你这几天坐车也一定很累了，我明天下午没课，咱们好好聊聊，好吗？”
“好的。”她立即回复。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子，一路上又是乘飞机，又是汽车的颠簸，奔波劳累的她想到别人的冷暖，却丝毫没有为自己的健康着想。
第二天，由于不知原因的停电，不仅学校的食堂没法正常开饭，就连学生的学习也受到了影响。她却乐观面对着这一切：“八月份我与朋友及助手们来搞招生，你都不知道有多惨呀，好热的天气呀……这里学校近一两个月，一滴水都没有呀……我在2007年之前和学生们一起度过了整整6年没水没电的日子。”
要不是亲眼所见，你真的难以想象：曾获得世界级新闻大奖、年薪百万的资深记者，家庭条件优越且身为典型城市白领一族的她，为了一个承诺，为了深山麻风病村的孩子们能有学上，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十几年来，忍受着没水没电，忍受着愚昧落后以及半原始状态的封闭等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困境，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美丽的青春年华……
大概三四天后，她与随行的电视台记者，赶往已是深秋时节的大陆东北地区：
“放心吧，我是打不垮的铁娘子。”她拍着我的肩膀，一副侠女的风范。我伸手使劲地拍了她一下：
“简直神了，你怎么知道我此刻想到的正是这个字眼！”
“哎哟，打我一下，”她大笑着，装作很在意的样子，捂着被我拍过的手臂，“我说是铁娘子，就打我一下……”她回过身来，与周围的人说笑。
她走了，走在秋日的萧萧寒风中……
“中学刚刚开课，学校为什么开除学生？”
第二次与她通话是在十一月份的临近冬至的一个晚上。
“你走的第二天，班主任与副班长发生冲突，有的老师竟然火上浇油：你怎么不扇他一巴掌？”
“第二天，副班长自己回来了，而学校贴出通告继续惩罚他。我说：他是班里最好的学生，如果没有他，这个班就更难带了，学生有缺点，我们作老师的不能一棍子打死，我们有责任帮助学生克服这些缺点。你们要看到，他们的小学没有很正规地上过课，而现在，他们早晨不到六点就起床，一直到晚上九点多熄灯，他们能把这个时间表坚持下来就不错了。现在，他们还没有迈过小学与中学的过渡阶段，什么事情都得慢慢来，对他们要求太高也不行呀。”
“昨天晚自习下课，学生来我这交作业，告诉我：我们一下午都没有上课，在操场上站了一下午；校长、班主任轮番训话，一定要开除副班长，一点没有提王勇顶撞你的事，刚才王勇他又在帮他表弟打架。”
“星期天学生还是不能留在学校学习吗？”
透过略显沙哑、疲惫的声音，我仿佛看到一个瘦弱单薄的她，在大陆北方的寒风中，一手拿话筒，一手支撑在写字台或是座椅的一角，坚强而执著，一如既往地关注着远在深山中的这所刚刚建立的中学……
“我给校长提了几次了，我们初一班的老师们还专门为此座谈了一次。我说：初一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年龄、成绩参差不一，有的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学生学习有困难，我们有责任帮助学生，星期天给他们补一补课有何不可？！其他老师竟然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在那忙啥？学生就这样！”
“我真是生气，这些人哪里配称老师呀！动不动就提条件、提要求，来帮助他们，为他们做事，让他们进步，却像求他们一样，要看他们的脸色，还要给他们说好话。”
“唉，我是一心想让那里的孩子们有学上，有时候也是恨铁不成钢。这次来大陆，只恨时间不够用。”
透过由于风寒而带着鼻音的、低沉沙哑的声音，我仍然能感到来自电话那端的一股倔强，一股力量，让人为之动容。我甚至不能想象寒夜中的她，是用一种怎样的胸襟和宽容，对待这个倾注她半生心血的地方。顷刻间，我的泪水无法遏止地喷涌而出：
“学校给绵灵的学生家长打电话，让把学生领回去。看着那些接到电话就往学校跑，第二天傍晚六点多才赶到学校，满身疲惫，一口水都不曾喝的家长们，在晚上九点多时，带着满腔的无奈，不得不马不停蹄地领着孩子，连夜踏上回家的路，真的让我无语……支教之路上，让我感到疲惫和无奈的是什么？那些并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孩子的家长，经过这一天一夜的折腾，哪里还有再送孩子来上学的勇气？学校竟然这样处理问题，真的让人凉透了心。”
她轻声笑着，对于这里的愚昧、落后、狭隘，甚至不近情理的冷酷，她不仅做到了无限的忍耐和让步，而且淡定自如：“你在他们面前根本没法与他们讲道德呀、法纪呀、人人平等呀等等，他们不知道这些。”
大概一个星期后，我给张宜平发了一条短信：
“张老师，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学校。这次支教只能这样不了了之……”而后，我拉着沉沉的行李箱，远离了那里。
我前脚刚走，张宜平随后就赶到了学校。为了安抚学生情绪，张宜平亲自为学生做心理辅导。我深深地知道，她实在是放不下她的那些孩子们，多年来她像母亲一样，为那里的孩子们操碎了心。我给她发去了最后几句肺腑之言：
“来此学校，实在是为了帮你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在关注着你，你是中国人的杰出女性代表，望千万保重！无论时光怎样流逝，我都默默地祝福你：万事如意，永远年轻！”
我即刻收到了她平静而简短的回复：“谢谢王老师。”
我知道，张宜平她太忙了，多年来，她忍常人不能忍之事，而做着常人不能做之事。
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盛典上，人们看到的是台前的奖杯，却不曾了解十几年来她为麻风病村的孩子们付出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奋斗和巨大代价！
麻风病村的孩子们
没有去麻风病村的时候，我曾担心当地的孩子在智力等方面是否正常。当我真正和他们相处时，才发现他们不仅本民族语言说得特别好，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其他方面丝毫不亚于城市孩子。
一天早晨，大概是星期天吧，我听见他们在不远处的菜地里很起劲地唱着：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大概有五六个声音，此起彼伏，一声声回荡在山间，一声声回荡在颇有寒意的深秋的早晨。趁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歌声和嬉戏声，我探头向窗外望去，不禁被深深感染。
――谁说山里的孩子笨呀，看他们哪一点逊色？
国庆节放假，一群孩子从家里给我带回一小袋花椒和一瓶炸好的花椒油。以后每当我看到花椒，总想起她们稚嫩的小手由于摘花椒而被划破的一道道口子，要知道，她们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就堪称家里的劳动能手了。
孩子们的学习不是太好，可他们是相当用功的。
有一次，他们使劲地读生词表中的单词，从第一单元一字不落的一直读到第六单元，整齐、响亮的声音响彻整个教室，我轻轻地走在他们的周围，看着他们一个个微低着头，认真地阅读各自的书本，有的还在用手指着口中读着的每一个单词，生怕读错、看错而被我责备……这个画面一直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每每想起，总是感慨万千。
还有一次，下晚自习的时候。看着他们一个个小鸟般往外蹦，我大声说：
“把这几天学的课文，从头到尾给我读一遍才能下课。”
“是自由读呀，还是集体读？”
他们赶忙返回各自的座位，一面扯着嗓子喊叫，一面迫不及待、手忙脚乱地翻抽屉，拿出英语书来，翻到课文，眼巴巴等待我回答。
“集体读。”
看着他们那急着出去玩又没办法的样子，我故意大声说：
“好好读，不然的话……好，one，two，three，four，开始。”
哗的一下，只见他们在那里起劲地、大声地读开了。头和身子随着嘴巴的一张一合，也在不住地、很有节奏地摇晃着，读着读着，有的甚至是在吼叫了。
班里的读书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回响，引得其他班的学生纷纷跑过来趴到窗户上看，而他们读得更有劲了。我不得不努力往讲台旁边的窗户靠去，以便回避震耳欲聋的声音，到最后，我甚至把头都伸到了窗户外面，而聪明的他们却愈加使足了劲儿，并偷偷地观察我的狼狈相，不时地偷笑，仿佛在说：看你还不让我们下课。
记得教他们学习数字的英语读法时，我要求他们大声说出来：
“我来说汉语，你们来翻译，看谁翻译错啊。”
我伸出一个手指头：“1――（我指向学生），翻译。”
他们则学着我，也伸出一个手指头：“1――”看我瞪眼睛，他们马上收敛：“one――”
我伸出两个手指，他们大叫：“2，2，2――”我再次瞪眼睛，他们又马上改口：“two――”我不断变换着手指头，也一次次朝他们瞪眼睛。顽皮的他们，和我闹着：“3――”然后看见我瞪眼睛，又赶快欢呼：“three――”
“好，最后把今天学的这几句对话读一遍，咱们就下课了。I'm looking forward to……（我期待着），预备起――”
他们摇着头，学着我的音调：“I'm looking forward to，I'm looking forward to，I'm looking forward to……”
“哎，往下读呀，这整个一段呀――”
“忘了――”他们抽空喊道，并一脸的坏笑，仍然反复读着这一句。
我甚至装模作样地拿起棍子，不断地在他们面前晃一晃，他们则装作害怕的样子，嬉笑着把头往后缩一缩，开始往下读了。班里的气氛也更加活跃了。
我不得不承认，他们是非常调皮的。不断地惹是生非、让你生气，有时淘气得简直让我恨不能打他们一顿。
刚开学不到一个星期，门就被他们挤坏了；一个多月后，门刚修好，窗户又给弄坏了。嗖嗖的山风吹进来，吹得我这个在平原地带长大的人，膀子疼痛难忍，而山风对他们根本是习以为常的事。好不容易窗户修好了，他们又打架，不仅让家长们长途跋涉来到学校说事，而且还因此走了不少学生。到此，他们仍不收敛，居然为计算机课与班主任大骂粗口……
哎，我不由得叹息：正处在青春少年时期的，让人爱恨交加又不很懂事的孩子们呀，在你们成长的路途上，是多么需要有一个懂得你们的好师长来陪伴你们呀。
有一次，由于一直下雨，山区的天气变得更加阴冷。班主任不知为何事惩罚他们：
“今天谁都不许吃饭，把第五课的课文从头到尾抄写10遍！”
而黑板上还有一道作文题：假如我有一百万
要求字数：800字
晚自习我进班，看到有的学生愁眉苦脸的，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数着他写的作文。黑板上一边是一个大大的圆圈，里面歪歪扭扭写着：画饼充饥。
另一边的作文题下面已被加了几个同样歪歪扭扭的字，变成了：
假如我没有一百万，不会写！
第二天，班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学生不再来学校上学了；其他的则一个个耷拉着脑袋，时不时发出一句“哎，没意思――”；班里到此时才好不容易选出的班长，由于学生的不服气而被孤立并要求转学。而此时谈恋爱失败的班主任，则是垂头丧气。
老师们不得不通知开会，我也被叫去。
我坐下来，真诚地告诉老师们：
“我曾经说过：一个优秀的小学老师不一定能教好中学。因为中学生相比小学生有着很大的不同，简单粗暴的打骂方式只会伤害学生。”
“目前有一个重要的当务之急，就是家访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作老师的要多看一些有关中学心理学、教育学、班级管理等方面的书籍，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文化理论水平，帮助学生尽快适应中学生活。”
“在教学方面，应按教学大纲进行，我见到的初一新生的作文，都是要求写结合他们现实生活的文章。比如《开学第一课》《我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等等，学生作文的字数要求最好是500字。800字的文章对他们来说大约要到二三年以后。”
可老师们哪里听得进去。
“我就相信这个。”班主任挥着拳头，说到与学生发生冲突之事，其他老师纷纷附和，一个个火上浇油：“你应该扇他一巴掌。”
回首在凉山麻风病学校度过的那近八十个日子，我看到的是惊人的落后，让人忍无可忍的排他性，近似麻木的冷漠以及愚昧、狭隘……
在离开那里整整一年之时，我写下这些文字，记录在凉山麻风病村支教的那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