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对科举制的批判及其当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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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顾炎武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重量级人物。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他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都因其识见深刻、力度厚重而影响久远。遗憾的是，顾炎武集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于一体的科举制批判，却至今少有学人注意。顾炎武对科举制度弊端的批判，绝非仅仅关乎其本身的正常运转，而是更关乎学林士风的建设和年轻一代的成长。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顾炎武当年的忧思和建策对于当下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宝贵的启示。
【关键词】顾炎武 科举制 政治批判 社会批判 文化批判 当下意义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者，分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两相科目推举人才。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分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十项科目推举人才。后世“科举”一词，由此而来。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即书面考试的方式取士，揭开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序幕。
到顾炎武生活的年代，科举制度历经各代的增删损益，已经走过了一千多年的漫长路程。从总体上看，它的生命力还远未到衰竭的程度，但其内部的病灶，已非常明显，且“预后不良”。更要命的是，这种“预后不良”，不仅关系到科举制度本身的延续，而且已经对于政治生活、学术事业乃至社会风气，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顾炎武“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一类的激愤言辞，都是缘此而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更有必要重温当年顾炎武的批判，并从中汲取有益于当下的教益。
科举制度集教育、选官功能于一身，是中国传统“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制度化体现。作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它具有强大的社会“指挥棒”效用。但是，到了顾炎武生活的明末清初，它本身已经发生了“异化”，其表现多种多样。
一是“应试术”大行其道，败坏了学术风气、社会风气。明代科举，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试卷，称为“十八房”。他们批阅试卷，判定成绩。苏、杭一带精明书商从中发现商机，汇集中试士子之文，连同考官评语，印行销售，获利颇丰。中原及北方的商人们也纷纷效仿。“天下之人唯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这样的后果当然非常糟糕。靠背诵“十八房之书”幸登金榜者，不少人竟然“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顾炎武痛感此弊，故有“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之叹。为了对付科举考试，生员们不是潜心问学，而是针对考试的技术性环节，做题、背答案。“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日知录》卷十六，三场）顾炎武尖锐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本经之中，可出之题不过数十。于是富家巨族请来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弟子背熟，“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日知录》卷十六，拟题）顾炎武因此而痛心疾首：“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日知录》卷十六，三场）“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日知录》卷十六，拟题）
二是难以选拔优秀人才。科举制的基本功能是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选拔适用的管理人才。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说，“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 宽严失度，导致科举制的选拔功能的大打折扣。“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日知录》卷十七，进士得人）顾炎武回顾，唐代吏部选才，“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今国朝之制，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之贡举，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设甲乙，止据律文，尤为正大得体”。“但以五尺童子能强记者，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俄顷之间，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顾炎武评价道：“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实废者，此类是矣。”（《日知录》卷十六，判）明清之时，生员的整体素质已经不容乐观。顾炎武的判断是：“生员冒滥之弊，至今日而极。”能背诵四书本经全文者，百中无一。甚至连字写得规范这一基本要求，都难以达到：“更求通晓六书，字合正体者，千中无一也。”他认为，“简汰之法，是以非难”。可设置两场考试，一场考背诵四书一千字，不合格者除名；二场考其文义。顾炎武举出北齐时策试秀孝的例子：“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日知录》卷十六，经文字体）这种做法看似简单粗暴，但其震慑作用无疑是有效的。 顾炎武特别批评北方地区的教育落后，生员竟然有“全不读”四书经传者。“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今南人教小学，先令属对，犹是唐宋以来相传旧法，北人全不为此，故求其习比偶、调平仄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而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后见庸师窳生，欲速其成，多为删抹。而北方则有全不读者。”“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日知录》卷十七，北卷）
三是鼓励“空疏”学风，损坏了学术事业。科举制度历经变革，但基本趋势却是日益鼓励“空疏”学风。这一点历来为学人所诟病。唐代科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明代罢诗赋而用经义。顾炎武指出，“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也。”唐代入仕之数，以明经为最多。“考试之法，令其全写注疏，谓之帖括。议者病其不能通经”。“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 （《日知录》卷十六，明经）顾炎武分析道：“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考经义策论，起于宋代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但是在实施时变了味。“进士御制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难于考较。”结果，“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王安石后悔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顾炎武强调：“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只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