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OCS:独立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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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第三年，独立纪录片节“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传来“这是最后一届”的消息。
到底是什么使它不能再继续？
万通写字楼，iDOCS纪录片论坛的办公室很不起眼―它太小也太平常，被办公桌占满，辟出更小的一块做为发起人郑琼的办公室，只有在那里才有一张沙发，供外来人落脚。挤挤挨挨中，她们还是在角落里放了台电视机和DVD，采访结束，郑琼招待记者的方式，是让记者坐在办公室正中间看完了《Life in Stills》。她说，如果还有第四届iDOCS纪录片论坛，她想把这部片子当做开幕影片。
涉足纪录片，于郑琼已经有十多年历史，她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业发行纪录片公司“零频道”，曾做过中国第一个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电视纪录片栏目―《东方全记录》的片源提供者与广告商。很长一段时间，每周四她都在自己办公室里举办小范围的纪录片放映沙龙，还曾拎着片子、自带翻译把放映搬到酒吧、高校甚至央视。后来，她雄心勃勃，要做一个自己的纪录片节，虽然因为各种敏感，最终定名为“纪录片论坛”，她依然按照自己的视点选片子：它会让人内心柔软和温暖，让人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它们跟权力无关，跟物欲也无关，而与生命、信心、爱有关。
在2009年第一届iDOCS的卷首语中，郑琼写道：“我和纪录片被拣选，透过这些渠道被传播的是爱，然后是被大家所看见的由爱而生的光和温暖。”然而最近她在微博上说，这将有可能是最后一届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一个独立的纪录片节，真的活不下去了吗？
最常听到的是“竟然要收费？”
已经是郑琼第三年做iDOCS论坛，“第一年是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好纪录片，做这个论坛有点水到渠成的意思，只想做个party，没想太远，那年外部困难很大，为了批文、场地四处奔波，一致对外的情况下内部很多问题被忽略了；第二年更多是惯性；到今年，情势把你逼到角落，逼你面对现实。”今年她不再为批文和场地揪心，她的压力首先来源于人：她的团队一共四个人，上个月骨干姜莉因出国离职，剩下她和邹娟及另一个同事。之前的两届，不计入她们的精力、志愿者的投入等人力成本，论坛在许多朋友的支持下基本填平了钱的漏洞，今年，依然忙碌的郑琼觉得无比疲惫。
几个女人承担了这个看起来很具理想主义色彩但其实充满琐碎细节的工作。譬如找朋友免费设计电影票，找印厂印刷，再一张张裁开、分类、放入信封……邹娟说，这些琐碎并不会让她觉得消耗或者磨灭热情，“譬如这个宣传折页，每天校对，看颜色、字体、标点，生怕有错字，但成品出来之后起码高兴一下午，就跟充电似的。”可令她们感到消沉的是外界的冷漠。最经常接到的电话是“还要钱？！”央视的一个部门要求她们票价打折，“他认为这是好东西，否则他不会来，但在他的价值观里头，权力肯定是大过这些好东西的。”几天前一个朋友告诉郑琼，现在大家都不爱来，因为看完你们也不给碟。“我说我要是能给你碟，我今天就不会做这件事；他说没事，我主要教学用。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没有权力给他碟。因为这个得罪了好多人，包括朋友。有时候我想，这个地方是不是根本不需要我们。”
“有人在微博上说，美好的东西譬如阳光、空气和水都是免费的，为什么你们不是？我只好回答：那是上帝创造的，可是我们不是上帝。”这些天郑琼能感到自己的戾气越来越重，“经常发脾气”。
也有温暖的时刻，譬如一个小男孩死活要捐给论坛200块钱，一个只见过一面的朋友来北京办事，临走了非要给她5000元。“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配。”
其实，如果愿意，她们可以不用花那么多精力来跟人争执“收费”这件事。徐小平曾对郑琼表示过愿意给她兜底，另一些机构和个人也说过愿意把这个论坛“全包了”，还有大使馆说如果用他的片子做开幕影片，可以多给一些赞助，“我不想被包养也不想用开幕影片换更多钱，这件事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它的独立。”
她本可以活得更轻松一些，更像主流价值标榜的那种成功一些―她曾经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发行总监，靠一本内部搞来的黄页给各电视台台长挨个打电话：“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档好节目……”现在她宁愿过得苦一些，但她绝不赞成砸锅卖铁把自己毁了去做一件事，“你要让它自己循环。”一个人不能无限制地忍受糟糕的环境，她要先保存实力。
和常识的匮乏对抗
英国剪辑师Gigi Wong曾在iDOCS讲课，课上完了告诉邹娟：你们一个学员问了我一个特奇怪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去做剪辑师？一个片子获奖了，大家提起来都只会说起导演，没人知道剪辑师，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你为什么要去做？“Gigi Wong很奇怪，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也没想过要得奖或者出名，就是因为我喜欢这样的工作方式，从中间介入。纪录片真的不是生意，不是名利的工具，但现在的中国人满脑子都是这样的东西。还有人问他，我不想知道那些过程，我就想知道你能剪得好看的诀窍是什么。Gigi Wong说没有诀窍，可能我告诉他们没有诀窍之后就没有人想去做了。”
一边是央视开播纪录片频道，一边是内地根本没有放映纪录片的院线，几天前，她们又在微博上做了一次微访谈，不断有人问，她们对时下的“纪录片热”怎么看。“你觉得这叫‘热’吗？热，应该是咱们一坐下来就谈论最近又看了什么片子，彼此分享，充满兴趣，但现在这样的东西完全没有。春天都是自己叫出来的，真正的春在哪儿呢？有个台湾导演说，大陆的纪录片电影除了大没有别的，我觉得他讲的很对。”
“就像你写作，要有足够的阅读量才能写出好东西来，你和外面没有任何交流，怎么做？就是扎堆互相捧臭脚，挺无聊的。我每次去国外参加纪录片节，他们聊的都是我最近又看了一个好片子，你一定要去看。有个台湾导演来了就说他要做沈从文，一直说得你要烦，但你会觉得很有劲，他就是死催，一定要把他想要的东西催出来，而不是聚在一起互相吹嘘我拿了什么奖，你拿了什么奖。”
邹娟去莱比锡纪录片节做评委，“他们在闹市里面放电影，但你不会看到到处是海报，就是一个指示牌贴在地上，告诉你怎么走，我走了好几条街，一路上看不见展牌，甚至怀疑走错了，快到了才看到一个三脚架支着，一个志愿者引导人入场，队伍拐了好几个弯，下着雨，到了发现没票的也就安安静静的走了。”
“我接触到那些导演，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大师，但仍然不富有。譬如Heddy Honigmann，一个片子拿十几二十几个奖，但他说他搬到一个小公寓里去了，因为大的租不起；还有一个荷兰导演，有次获了一个奖，奖金大致相当五千人民币，他特别高兴，说终于可以把电脑换了。”
郑琼还记得她在五年前的绝望感―在北美最大的纪录片节HotDocs，她看到许多好片子，看完之后一直在流泪。“那些眼泪其实是一种更深的绝望，你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那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但是跟我们完全无关。”她试图冲突这绝望，把那个世界带得离这里近一点，有所交集，但三年之后她发现这里并没有合适的土壤。
她觉得，自己对抗的不仅仅是那些免费的呼声，而是常识的匮乏，譬如我们应该为好的东西付费，譬如没有捷径，譬如好东西需要缓慢而坚持地做出来，譬如互相吹捧成就不了一个好环境―当取巧成了“常识”，郑琼们成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异类。
不确定的将来
两星期前雪宴加入这个累到似纸片人的团队，她此前在NGO工作，事业正值转圜，朋友把她介绍到这里，本无长期的打算，“我说我要来，她们就给我发了两篇长文章， 别的一句话没有。临睡之前看完觉得特感动，写得自然真实，没有矫饰的东西，就跟她们的做事风格一样。”雪宴喜欢iDOCS标志性的草绿色，说话爽声朗气，爱笑。“我们几乎没有任何铺垫，沟通变得特别顺畅。”
雪宴的加入使这个团队“终于从趴着的状态抬起头，开始往前走了”，但明年到底还不会不会继续做纪录片论坛，邹娟的回答是：“我是不做了，明年我要回家生孩子。”郑琼的回答是“现在先说把今年做完吧，邹娟不做我肯定也做不了。”兴致勃勃的雪宴则从加入的第三天就开始游说这两名打算放弃的队友，“这事情特别好，你们干吗不做了呢？”
邹娟说：“iDOCS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它可以活下来，如果有一个对的人。”她们已经收到台湾文化促进会的邀请，希望她们到台湾去。郑琼说，如果可能，她愿意到台湾继续。到底还有没有第四届iDOCS？现在还没有确定答案。
iDOCS中的“i”是中文“爱”的谐音，是“international”和“independent”的第一个字母，是英文的“我”,表达iDOCS对优秀纪录片的热爱和期望―通过优秀纪录片来传播爱和温暖的意愿。iDOCS相信，有爱，就能传播爱和温暖。本届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将于12月11日在北京电影学院开幕，16日闭幕，期间放映22部国际最优秀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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