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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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杨雪梅女士的文章《中华文明探源:形成中国特色的文明表达体系》(下文简称《表达体系》),介绍了近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和成果。这本是一件应该令每一位炎黄子孙读后感到振奋的事情,然而,我读了该文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心头。关键在于文章对史前国家形态的形成,在没有全面考证当代考古成果的情况下,就确认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晚期都城遗址是最早的“中国”。稍懂考古发现的人都会问,“中国”的形成就这么迟缓吗?如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岂不缩短了一千年?兹事体大,确实有必要对“中国”的源头在哪里作一番本真的探讨。
“中国”与最早的“中国”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国”和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有着本质的差别。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我们国家的简称,而我们所探讨的最早的“中国”则是指国家形成阶段在地理方位和格局上的称谓。显然,这个称谓不是名称,仅仅是一片区域的共同认知。这个共同认知的“中国”就是考古界多年来为之探求不息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出发点。探寻到了这个目标,进一步的考察和认知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那么,这个共同认知的“中国”到底在何处?翻开典籍,“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当中:“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意思是说,在帝尧去世之后,舜到中国这个地方继承了天子的位置,从此被称为帝舜。刘熙在集解中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这就是说,在上古时期即有了中国之说。这是当时人们认知的“中国”,而且也证明当时即有了“中国”之说。不过,这个认知在当代人的眼中并不具有确定性和权威性,因为当代人是依据考古发现的成果来进行认知的。
自然,当代人也不完全否认史料的价值,正如杨雪梅女士在其文章里对国家的认定一样,还是钩沉出了史料并古为今用:“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在金文或青铜器铭文中,国字的原始字形作‘戈’加‘口’,戈是声符,有执戈守城之意,口表示城邑。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由这种对“中国”的定位可以看出,其既有和“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的统一性,又有差异性。统一性在于都是帝王所在地,差异性在于后者明显的胜于前者,“有执戈守城之意”,兵器的品位已经很高了。由此我们不妨将二者划分两个概念,即最早的“中国”和“中国”。 最早的“中国”即国家的初始阶段,“中国”是国家的完备时期。对于前者,著名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时的“中国”还仅是国家的雏形,也就是并没有后来完备的形态。无疑,这就将最早的“中国”和“中国”区别的更为明显了。由此来看,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这种说法就值得商榷了。
二里头是完备的“中国”
《表达体系》作者在陈述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时,引用的是“从1999年起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先生的观点。许宏先生说:“文明形成的标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物质形态的标志包括城市、文字、青铜器以及礼器,社会形态的层面包括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以及国家、王朝。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且不论本来是陈述国家的形成,却引用的是文明形成的标志,我们姑且认为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形成可以相提并论,并继续读完其考古发现的依据。文章进而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难免会产生这样困惑,前面说“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后头则说“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假设我们认同文章的观点,就等于认为“成熟的文明”和“华夏早期文明”是一回事。可是任何事物都有个萌芽、生长、成熟的过程,早期该是萌生期,而不是成熟期。所以,我们无法相信“成熟的文明”和“华夏早期文明”会在同一依据上体现。
由此再看关于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这一立论,就觉得逻辑上未免失之偏颇了。文章从二里头这“成熟的文明”的立论指出,“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且不论这“五个‘之最’”准确与否,仅就其所要表明的,显然是“成熟的文明”。这自然与二里头是“最早”的国家之说发生了矛盾。化解这个矛盾其实很简单,只要调节一下思维,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成熟的文明”的二里头视为“成熟”的“中国”或完备的“中国”即可,而不要委屈它,让明明成熟的它返回了一千岁而穿上幼时的紧身衣。
现在,可能有人要问,你否认二里头这“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最早的“中国”,难道还有比之更早的“都城遗址”、更早的“中国”?
是的,这正是我们要解开的“千古之谜”。
陶寺遗址,最早的“中国”源头
前面我曾摘录过作者的文章:二里头有“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如此看来,在二里头时段之前中国应该“迄今”再没有发现 “大型宫殿群”。真是这样吗?不至于。
申维辰先生刊发于2004年3月25日《光明日报》的文章《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陶寺城址考古》指出:从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是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和中期大城及墓葬,从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的南墙和东墙遗迹中可以作出推测和判断其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中的祭祀区和宫殿核心建筑区;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的中期墓葬群和大量史前珍贵文物;发现并确认了陶寺遗址中的古观象台、仓储设施和此前发现的扁壶朱书的‘文字’符号、龙盘、土鼓、特磬、彩绘陶簋、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礼器、祭器与陪葬品;另外,还出土了一件至为宝贵的铃形青铜器――这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惟一的一件具有成熟造型的青铜器”。 由此可以看出,陶寺既是“都城遗址”,也有“大型宫殿群”,只是没有成熟到二里头那样缜密的网格式王都布局模式和宫城模式。
其实,我们不必舍近求远,杨雪梅女士文章中提供的考古资料便可以说明陶寺考古发现。文章引用说:“山西陶寺遗址,已经出土的千余座墓葬呈现出了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阶级社会的特征十分明显,比如约90%的墓葬里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随葬品;另有不到10%的墓葬里有几十件随葬品;在不到1%的大墓里,不但有棺材,而且随葬品多达上百件,其中还有像龙纹盘、鼍鼓、石磬等贵重物品”。这里已经肯定了阶级分化,而阶级的出现就是形成国家的开端。作者还嫌这样的说法有些隐晦,干脆直接又说:“这里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建筑。据记载,尧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等历法的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印证了文献所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这表明该区域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可以看出,作者直接点出了“早期国家”,而且标明是“率先出现了”,遗憾的是却又说是“可能”。如果说,面对无法证实的史料认为是“可能”,那是应该的,可是为什么面对考古实证还要说“可能”呢?这个“可能”完全可以省略。问题就出在若是省略了这个“可能”,那就不存在“二里头:最早的‘中国’”的可能了。
据此,就让人觉得这“二里头:最早的‘中国’” 的立论就站不住脚了:一个完全成熟的“中国”,被冠之于早期的“中国”,这实在轻慢了二里头。客观公正的态度是还原二里头成熟“中国”的地位,让其前的陶寺遗址来担当这初期的“中国”,或者说是最早的“中国”。而且,这正是苏秉琦先生指出的“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的地方,这里才是“中国”的源头。
这样就会发现,原来“中国”的形成不是那么迟缓,不是在二里头标示的夏代晚期才姗姗来迟,而是在陶寺遗址标示的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看来客观公正的评价考古发现,乃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件大事。
(作者系山西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