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产业转移背景下福建省产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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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6年底以来，我国出现了新的产业转移现象，各产业对区位要素重新配置。新一轮产业转移是原有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此次产业转移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文在阐述我国新一轮产业转移及其特征基础上，深入剖析福建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福建要抓住全国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根据区位特征进行产业定位，在产业定位与发展中发挥地区优势，强化产业凝聚力，促进产业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082－10
一、国内外有关产业转移主要研究成果
随着对外投资的增加，产业转移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日本学者赤松要1932年提出了“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此后小岛清(Kiyoslli Kojima，1972)对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进行了拓展，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这种理论较好地说明东亚的雁行发展模式机理；适应于成本节约型产业转移的解释。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则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分析产业转移，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说”。他认为在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对不同生产要素的重视程度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该产品的生产在要素丰裕程度不一的国家之间转移。Z・A・Tan(2002)在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从产品系列的角度来解释产业内的国际转移现象，进一步使之动态化和系统化。
产业转移通常是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推动力，为了解其中的原因，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1984)站在要素禀赋的角度分析了二战以后一些发达国家将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部分发展中国家，认为其主要因素是二次大战后发达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不足。Helpman进一步从国际贸易角度强调产业国际转移的影响因素与关税、运输成本、投资壁垒有较大的相关性。而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则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研究产业转移问题。他突出了国家行为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执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是产业转移发生的根源。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产业转移现象，对解释部分发展中国家走国际化道路，通过吸收外来投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具有有一定说的服力。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首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成为了研究区域产业转移或区域产业分布的重要理论。Martin P.，Rogers C.A.(1995)，Ottaviano，G.I.P.(2001)，Forslid R.(1999，2003)等发展了众多的关于区域产业布局、产业转移的理论空间经济学模型。众多的经验研究均证实了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产业的转移具有相对较好的解释力。但是，许多实证研究也发现在区域产业的转移过程中，存在众多反向的阻碍因素。Sukkoo Kim(1998)对美国制造业的区际贸易和Brian Graham(1998)对欧盟航空产业的研究都证明了这点。而且，在产业区际转移的过程中，也存在众多不利的因素影响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Luca Antonio Ricci(1999)；Rodney D.Ludema和Ian Wooton(2000)对此进行了研究，而且，Fujita，Krugman and Venahles(1999)的研究认为，初始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可以较好的促进产业在一个区域的集聚，但是一体化程度超过某一个水平，就会产生反向的扩散效果。但象中国这样的大国，不仅存在承接来自国际的产业转移，而且还存在国内不同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而后者，对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显得十分重要。
国内学者卢根鑫(1994，1997)、于治贤(2000)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研究了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将对国际分工格局、世界经济格局和主要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刘明(1997)等人对“雁行分工结构”提出了异议，刘志彪(2006)则就外来投资是否实现产业转移提出了疑问。林民书(2006，2007)通过对东莞、温州、福建等地产业扩散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外来投资企业如果没有本地企业的配合，难以实现产业的转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被引入我国，该理论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在政策上主张经济开发应从区域间梯度差异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让有条件的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然后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推进，进而逐步缩小地区间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陈建军，2002)。张可云(2001)在《区域大战与区域经济关系》一书中提到了“区际产业转移”的概念，他认为区际产业转移并不必然带来区际关系的和谐，仅依靠市场调节不一定能完成产业转移，政府的干预和协调是不可或缺的。魏后凯(2003)从企业与转入区和转出区政府之间的动态博弈的角度考虑我国区际产业转移。
实际上，国内外对产业转移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但是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或以经济发达国家为研究视角，或以经济不发达国家为研究方向，它们各有侧重，导致其理论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随着产业转移的不断发展，这些理论对现实的阐释力不断下降。对于中国吸收外资，承接国际产业以及国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其研究还非常薄弱，理论落后于实践。
产业升级的另一研究方式则是从地区专业化生产的角度展开。梁琦(2006)分析了地区专业化生产促进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的方向，并运用长三角的数据对地方专业化和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测算。与此相近的是张杰、刘东(2006，2007)和张杰、刘志彪(2007)等从地方产业集群的角度研究了产业升级的路径，由此引申到对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模式的不同创新绩效及产业升级动力模式差异的解释。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产业本身，缺乏从区域的角度研究地区产业升级，关于地区产业发展模式，刘德学(2002)从不同地区发展模式的差异出发，将地区产业升级模式作了分类。鉴于不同产业升级模式的差异性，对地区升级模式的研究更应注重于分析地区所处的特殊环境，如林毅夫(2003)认为如果地区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并未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产业发展，那么将会引致地区资源配置产生扭曲，不利于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
随着国外在我国投资数量和规模的扩大，虽然生产规模迅速扩展，但人们发现，外来投资并没有出现原先所设想的那样可以将国外先进产业转移到国内，这些产业仍由外资企业所控制，跨国企业通过价值链，只是将低附加值的产品加工组装过程转移到我国，而涉及到产品生产的关键技术并不因为加工过程的转移就能在我国扩散。显然传统理论对于产业转移理解的过于简单。我们将参考现有研究成果，从国内不同区域产业转移与发展的角度，全面探讨海西区产业转移升级问题。
二、我国新一轮产业转移及其特征
产业转移是各地产业梯度差异及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抓住了世界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吸引外来投资，开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迅速促进了传统工业的发展，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快速增强，一跃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最重要的力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增长极。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包括山东、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七地的GDP总值占全国的49.7％。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日益成熟，东部沿海地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日渐显现，加工贸易的大都属于低附加值产业，受到来自劳动力、土地、能源要素等价格不断上升的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尤其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工贸易型企业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而且，经过这次危机的冲击，东部沿海地区并没有真正承接外来投资转移过来的产业。外资一旦撤出，就会引起当地出口萎缩，经济下滑，有些产业甚至突然消失。我国长期鼓励外资发展，而忽视了自身产业发展能力的培育，外来投资企业撤离所留下的产业缺口，无法得到及时的补缺。于是，为了保持经济的发展，只好继续鼓励新的投资。然而，现有的产业发展都不为我国所控制，更不要说能够形成具有自我的产业升级能力，产业的升级有只能依赖外来投资。在面临产业发展困境的同时，2006年底我国境内开始出现了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受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大户”，悄然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目前所发生的地区产业转移是在市场调节下，产业发展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当然，由于情况的改变，我国目前此轮所发生的产业转移不同于以往，具有不同于过去产业转移的新特征。
首先，产业转移具有不平衡性。这次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是浙江和广东，两省转移出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五金塑料、电子产品、陶瓷建材等传统型、低技术、高耗能行业，这些产业在当地已属于夕阳产业，产能过剩，在沿海一带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目前，沿海地区新产业的培育主要集中在信息、光电、生物等高科技行业。虽然福建作为沿海开放省份，传统产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外迁的现象，但并不是说这些产业在福建就存在竞争优势，不需转移到外地，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福建省尚未形成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型产业，与中西部地区没有形成明显的产业梯度位差，缺少优势产业，缺乏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
其次，产业转移具有主动性与被动性双重特征。这是发生在我国境内自改革开放以来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一次产业转移，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与资源依赖型产业的发展开始萎缩，部分企业向中部、西部转移搬迁，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如江苏的徐州，湖北的武汉，安徽的芜湖、巢湖等地均吸引了一批由长三角、珠三角转移来的产业。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属于主动转移，即根据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将落后产业迁出，从而形成了主动的内涵型的产业调整。特别是近年来，为了抵消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企业开始转产，广东省东莞市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中西部地区选择性较低，属于被动地接受移入产业。
再次，本次产业转移对各地区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为我国产业区域重新整合提供了一个好时机，有利于地区间的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产业转移是资源要素在不同地区的重新配置，表明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下，原有资源要素配置格局已经不能满足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各产业尤其是外商投资产业需要根据各地区区位要素，重新调整要素资源在不同地区的配置。目前，改革开放初期的优惠政策已不再是推动沿海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各地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产业凝聚力则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要诱因。此次产业转移对我国沿海地区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沿海地区如果能顺利进行产业转移与升级，则仍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后续发展将会获得更为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产业转移对东部沿海地区也带来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是在防止因传统产业转移可能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的同时，如何在东部沿海地区推动具有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发展。产业转移对于欠发达地区则是机遇，这些地区有可能在引进来自东部移出的产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后发优势，突破沿海地区低附加值生产模式，避免产业发展陷入“低端路径锁定”状态。
目前，我国所发生的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升级，地区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可以说是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又一次重要机遇，如何能够正确把握这次机遇，将能够掌握发展先机，实现地区经济的率先发展。不论是中西部还是东部沿海地区，如果地方政府能够选择正确的产业发展战略，加大对重点产业的投入和扶持，将会在全国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否则可能落后于全国的发展水平。从沿海地区的产业发展变化的情况看，福建省如果不加大产业调整力度，未来产业发展将受影响，不利于缩小与周边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
三、福建省新一轮产业转移面临的问题
(一)新型主导产业没有完全形成
从工业化水平分析，福建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新型主导产业没有完全形成，产业内部分工机制不健全，与其他经济区的联系不紧密，产业凝聚力低。据201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福建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增加值超过百亿的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的增加值分别为2360亿元和1517亿元，现代制造业增加值为1520亿元，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的比重要远远高于现代制造业，如果加上规模较小的个体、私营经济，这一比例会更高。福建省现代新型产业的比重较低，停留于传统产业，而传统产业竞争激烈，发展后劲不足且增加值低，导致福建在全国的经济排名中逐渐下降。
(二)高科技人才缺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地区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具有创新扩散效应、行业优势的主导产业，而这又以专业技术人才为基础，然而福建省在吸引和培养科技人才方面明显落后于周边经济区。首先，福建的高校数量较少，缺乏全国有影响力的高水平学校。与珠三角、长三角相比，无论在高校数量还是质量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广东有61所高校，江苏有96所，上海有37所，浙江有41所，而福建作为海西主要省份只有29所高校。福建高校少，吸收全国优秀的学生来闽学习、工作的机率也相应最低，与周边几个经济区相比福建省在省外招生数最少。其次，福建省的人才层次低于周边经济区。2009年每十万人中具有大专以上程度的人数上海为4393人，江苏为2786人，北京为6410人，而福建仅为2039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28人)。其次，福建省高层次人才不足。总部经济效应弱，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突出。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科技研发水平较为落后。2009年福建省R&D经费支出占全国比重仅为2.68％，位居全国第11位，而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均在前10位。2010年福建省18063件授权专利中，发明类专利1224件，仅占6.78％。同时，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的支出和消化、吸收经费的比例为1:0.91，远低于国际上通常达到的1:2水平。由此导致
福建对外技术依赖性高。
(三)现代新兴产业影响力不足
福建省的经济中心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占了较高比例。经过多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集体和其他经济成分的产值结构由1978年的78.8:21.2:0转变为2009年的5.2:1.4:93.4；实现利税总额的结构由1978年的83.9:16.1:0转变为2009年的6.9:1.3:91.8。如表2所示，2010年福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国有及集体类占6.3％，而民营经济占27.5％，外商投资企业占46.8％。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分析，2009年底，国有及集体企业895家，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5752家，而民营企业达7616家，占企业总量的55.4％。民营企业在数量上居多，但总体上规模偏小，产品增加值不高，创新能力不足。
另外，福建经济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与资源消耗型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44.9％，而作为福建主导产业的机械装备、电子信息与石油化工产业的增加值只占36.1％，高科技产业只占12.8％。这充分说明福建省现代新型产业的主导地位并不突出，对经济贡献不高。
(四)产业结构趋同，内部分工不明
福建分布着32个产业集群，规模较大的有20多个，多属横向产业集群，以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低，集群内的分工和专业化不明显，产业基础比较薄弱。由于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较高，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较突出，市场化引导趋势明显。在这种经济模式中，虽然企业对市场的反映速度较快，但也存在盲目性与无序性特征，尤其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重引进、重复建设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如全省从事制造业的企业涉及全部560个大类中的554个，覆盖率达98.9％，许多市的覆盖率也在90％左右。由于产业涉及面广，缺乏地区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不足。由于产业内部以水平分工为主，相互竞争激烈，产能过剩，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区经济优势的形成。
四、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福建省的产业发定位及发展对策
(一)福建省产业发展定位
新一轮产业调整，是各地区发挥产业要素优势，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阶段。基于自身资源和周边环境，福建必须准确定位自己的主导产业，调整产业发展方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海西区”主体的福建省在产业发展定位上要着眼于区位优势，通过差异化与集中战略发展特色产业，提高产业凝聚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极。为此，福建省发展必须强调比较优势，在定位上要强调福建特色并提高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在产业选择上要遵循以下原则。
1、差异化原则
按照分工原理，一国经济只有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各地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通过分工合作，优势互补，才能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福建作为“海西区”主体在产业选择时要有别于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区，突出自身特色，走差异化产业发展道路。目前福建根据自身产业特点，将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石油化工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已经体现了与另外两个经济区的产业差异，但福建更要体现区位差异，注重发展特色农业、海洋产业，寻求一条其他经济区难以模仿，并且能够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发展之路。
2、闽台产业对接原则
福建具有联系台湾的天然地理区位优势，要突破福建发展瓶颈，就需要依靠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打通联系台湾经济通道。连接内外，拓展发展空间，最重要的就是要与台湾的经济发展建立起通畅的联系，逐步实现两地产业融合，吸收台湾产业辐射与转移，加强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福建依托祖国大陆，具有联结内陆市场的便捷通道，又能够为台资企业提供充裕的劳动力，而台湾也面临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通过两地的优势互补与紧密合作，福建省才能切实提升产业竞争力。
3、前沿性原则
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布局一旦形成，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难以改变；而且产业转移升级也存在较高的沉淀成本，很多地区正是由于传统产业的沉没成本之高而丧失了发展的关键机遇，如英国的米德兰地区。为此，福建省在产业选择时要要结合自身实际和国际产业发展趋势，强调产业发展的未来空间与发展的前沿性，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与海洋产业是当今世界的六大高新产业，而在福建省已经确立的三个主导产业中只有信息技术属于高新产业，福建可以考虑把海洋产业也作为主导产业来培育，从而保证产业发展的高梯度；而且，海洋产业已经是福建的特色产业，具有相对竞争优势。
(二)促进福建省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一轮产业转移，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将改变我国现有各地区经济发展格局，并重新确立各地区在全国中的地位。如何抓住历史所给予的机会，实现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是福建省“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重大发展课题。福建省只有产业定位准确，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加快优势产业发展，才能提高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发挥自然条件优势，加大农业基础建设投入，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虽然福建属于自然资源匮乏的省份，但通过与长三角、珠三角各省的资源比较表明，福建与广东在资源禀赋上基本相当，逊于江苏，但好于浙江、上海(如表3所示)。福建地处亚热带，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全国第一，具有发展现代农业的天然条件，在新一轮的产业调整中，福建要充分发挥自然条件优势，更加合理地利用和开发资源，加快发展步伐。
福建具有发展现代农业的天然条件，特别是凭借良好的气候条件和与台湾接近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闽台特色农业，这是我国其他地区不能模仿的优势。福建省自1981年第一家注册的台资农业企业在漳州落户到2009年底，累计批办农业引资项目2256个，合同利用外资38.3亿美元，在祖国大陆各省市中位居第一。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高优农业有着很强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福建省应当进一步加强与台湾农业的合作，创新合作方式，提高农业产出，提升农产品加工深度，这既有利于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也符合福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促进农地流转的新要求，福建在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发展特色农业过程中，可以积极探索通过土地入股等形式建立现代农业公司，重点发展现代高优农业，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农业产值，努力打造中国高优农业基地。
2、整合民营经济，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规模经济与技术提升
民营企业是福建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力量。虽然福建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也应该看到，福建民营企业存在规模小，竞争力不足的问题。福建省民营企业占全省企业数量的55.4％，但增加值却只占21.7％，而且产品附加值低，仍以成本竞争、增加出口为主要手段，企业的缺乏技术创新能力，抗市场风险能力低。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和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需要，目前福建的民营企业正处于“二次创业”阶段，企业发展应当实现从依靠粗
放式向集约式转变。通过兼并重组，整合现有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加科技投入，强化科学管理，这是降低能耗、提升技术和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虽然国际金融动荡对我国外贸出口类企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同时也提供了整合这些企业的最佳时机，政府要创造条件引导企业转产，加快企业间合作，进行产业升级。
3、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努力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目前，高科技产业已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首选产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建现代工业起步较晚，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在高科技产业方面还是起步较晚，基础薄弱；近几年虽然在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环保工程、新型材料、海洋开发、光机电一体化、新能源及节能等领域有一定发展，但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产业环境，在全国竞争中仍处于不利地位。目前，福建省已将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业、新材料与化工、现代农业、海洋与渔业、生物及医药、资源与环境等七大产业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但由于资源限制，这七大产业不可能同时发展，每个时期必须有一定的侧重点，政府需要重点扶持某几个战略产业的快速发展。从加强福建现有产业基础以及与台湾的经济合作来说，现阶段福建省应当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尤其是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产业、LED和光伏产业。这些产业在台湾曾有辉煌的历史，在世界也有重要影响，曾经是台湾的主导产业。目前，这些产业出现向外转移的趋势，福建应抓住机遇，与之进行战略对接。
4、提高与台资企业的配套合作，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福建产业基础薄弱，吸引外来投资是推动福建产业发展的关键。未来更应吸引外商投资企业落户福建，同时也为了更好实现产业的本地化，需要大力提高本地产业的配套能力。台湾对大陆投资的发展过程已经证明这一点。据台官方统计，大陆台资企业所需原材料和零部件从台湾进口的比例逐年下降，其中原材料部分，当地供货率从1992年的32.9％上升到2004年的47.5％，零部件、半成品从1992年的23.3％上升到2004年的46.6％。这表明产业转移的完整化是台湾经济发展的趋势。目前，以台资为主的电子、石化、机械等行业占福建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三大台资行业成为福建三大支柱产业。福建要充分利用这种发展机会，提高与台资企业的配套合作，发挥地域优势，加快产业配套建设，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5、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港口经济潜能
优良港口条件是福建经济发展的优势，但长期以来由于陆路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市场腹地较小，直接制约了沿海港口及城市的发展。近年来，温福、福厦等高速铁路线的建成使福建的陆路交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但出于联结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区的考虑，福建省还需要加大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通过扩建和新建东西、南北方向的高速公路与铁路，形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络，扩大产业发展腹地，为充分发挥港口经济优势创造必要条件，使发达的港口经济成为我国内陆地区通向国际的另一条便捷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