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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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学是音乐人类学的上位学科，民族学是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的上位学科。因此，分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着力辨别其不同之处，进而与历史及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实际研究状况相映照，能够清晰的判定，Ethnomusicology所对应学科的中文名称是音乐人类学，即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的学科。民族音乐学应被音乐民族学所替代，其学科位置为音乐人类学的下位学科。
关键词：音乐学；人类学；民族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07.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2.014
自1980年Ethnomusicology被引入中国并被翻译成“民族音乐学”以来，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本文中，在未明确音乐人类学名称前，均用“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来指称Ethnomusicology所对应的中文翻译，以避免先入为主的误解）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1]，但是仍有诸多重大问题尚未得到最终共识，其中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问题位居前列。30多年来，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出发，围绕着究竟是音乐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或者其他学科名称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甚至是繁琐的讨论，这些讨论至今仍在继续。
毫无疑问，学科名称的不确定势必极大的影响该学科的发展，目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现状正是如此。这种情况不仅在我国音乐学整体研究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更是极大的影响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和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整体发展[2]，众多研究者一直以来也在不断呼吁甚至提出批评，要求尽快明确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
作为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的学科，音乐人类学无疑是客观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的原因，音乐学界许多研究者将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人类学的替代名称使用，排除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存在，混淆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学的关系。可见，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名称之争，归根到底，是Ethnomusicology这一英文词汇的字面翻译、及其与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实际理论研究和实践相对应的问题，其实质在于从历史及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状况出发，判定本学科究竟是人类学理论在音乐学中的应用，还是民族学理论在人类学中的应用。由于人类学是音乐人类学的上位学科，而民族学是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的上位学科，因此，本文尝试从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关系这一在以往研究中从未出现的全新角度，来分析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合理性，以为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确定作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一、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不同
人类学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叶启晓在对多种人类学定义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给出人类学的定义为：人类学是“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以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两个视角，从个体、群体和整体上，全面系统地研究人类起源和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体质、文化和社会 “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相互关系的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演进、特征与规律性及人类与外部环境关系的综合性实证科学”[3]。与人类学相类似，民族学的定义也很多，其中《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民族学学定义为：民族学是“以民族和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民族共同体发生、发展、分化和融合的规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成份、起源、分布及相互关系，比较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分析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探索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4]。
在学科分类体系中，民族学是人类学的下位学科，因此，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内容多有重叠，由上述两者的定义也可略见一斑。但两门学科也有很多不同，最主要表现在作为上位学科的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广博而宽泛，而下位学科的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则专向和深入。由于人类学研究内容十分宽泛，因此关于人类学学科分支的方案有三四十种，但不管何种分科方案，民族学都是作为人类学下位学科存在的，与其并列的学科包括：人体学、考古学、史前学、工艺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神话学、等[5]。
从微观的角度，可以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不同进行更加细致的比较。人类学研究的跨度包含自人类产生以来至目前的全部人类群体；民族学则是专门研究民族的学科，所研究的民族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等，但却很少涉及人类早期的原始群。人类学以不同尺度的人类群体为基本单位，其研究涉及人类起源进化、人类体质特征、以及人类文化的全面内容；民族学则以民族或民族共同体为基本单位，以现代民族为主体，开展民族识别、某民族或诸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民族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在文化研究方面，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往往拓展多个族群文化的比较研究，或深入到很小的人群中去探索文化的共性和深层次问题，注意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互通性和共同性，多以整个人类的文化为背景进行综合性人类群体研究，不仅关注某时期的文化特征和这些文化因素的横向联系，更注重这些文化因素产生的历史源流和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民族学的文化研究则主要集中于那些构成民族特征具有显著特点的文化，侧重于某时段某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并展开同时段的横向比较。另外，民族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人类学既包含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包含社会科学的研究，或者说人类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的综合性学科[6]。
人类学与民族学都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研究中，与多门学科结合形成了若干交叉学科。民族学在其他学科中应用形成的交叉学科如：地理民族学、旅游民族学、历史民族学、生态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影视民族学、等；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更多，如：经济人类学、工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等。这两门学科在音乐学中应用形成的交叉学科即分别为：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民族学。
二、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际状况
了解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不同之处，再来通过对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历年来研究成果的文献研读，分析目前为止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际状况，看看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究竟是人类学还是民族学在音乐学中的运用。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跨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跨度极大，包含从人类生涯开端到目前为止的全部人类社会各种群体的音乐行为，相关的研究成果早已经出现，如1989年的《原始音乐研究综述》[7]，对19世纪以来原始音乐研究的成果进行全面评述。类似研究成果还在不断增加，这突破了民族学基本不包含原始群的研究范围，具有强烈的人类学特征。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单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有以民族为单位进行的研究活动，更多的时候则是以不同尺度的人类群体为单位，比如某一村落、某一城镇、某一县城、某一更大范围的区域，或者因为、音乐关系（如某种乐器、某种民歌）、人口迁移、甚至建筑特色等原因形成的某一范围内的人类群体，等等，也就是说具有灵活可变的特点，即前述人类学定义中所说的“个体、群体和整体”。并且，深入某一小群体内，针对某一小群体甚至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事件研究其音乐文化活动，正是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和优势，例如：《区域音乐文化的主体——乐人个案研究——以庆阳唢呐艺人马自刚为例》[8]、《音乐事项个案研究——2003年12月2日晚，丽江古城四方街的“甲磋”》[9]、等。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内容：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要研究音乐本体，但更主要的是研究音乐的发展传承、音乐所涉及的人群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研究音乐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变化、人在其中的作用、音乐文化对其他人群直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相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举不胜举。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尤其关注在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的背景下，音乐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状况，如《音乐人类学的视野——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10] 、《原生与再生——豫中笙管乐班的传承与变迁研究》[11]等。可见，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早已突破了民族学的范畴。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经常采用人类学与民族学共有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法、民族志方法、文献研究法、跨文化比较方法等，但也借用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如语言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典型的研究成果如《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2]、《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上、下）》[1314]等。同时，两种源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当代音乐人类学中有更加广泛运用的趋势，一是全貌观，更强调从社会文化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研究人类音乐，二是文化相对论，要求研究者客观地看待被研究的对象并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被研究者的音乐及其文化，如《民间音乐消长：乡民生命意识的艺术诉求——黔中腹地营盘社区音乐的民族志叙事》[15]等。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属性：与音乐学一样，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也属于人文学科，其学科研究活动中既有社会科学的特点，也有自然科学的特点，社会科学的特点很明显不需赘述，自然科学方面的特点，如对于乐器制造工艺的研究，对于歌唱发声的研究，等等，成果如《满族萨满乐器研究》[16]、《中国民族唱法音色的声学阐释——以女声为例》[17]等。因此，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属性与人类学综合性的学科属性相类似，而不同于民族学的纯粹社会科学学科属性。
上述从研究跨度、研究单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来简单概括和分析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实际研究状况，能够为确定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奠定基础。
三、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人类学
从上述分析可见，无论是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跨度、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还是其学科属性，历史及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的实际状况都毫无疑问的显示，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不是民族学基本理论而是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并取得成果的学科，音乐人类学比民族音乐学或者音乐民族学更能体现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际，音乐人类学无疑应当替换民族音乐学成为Ethnomusicology的当之无愧的中文译名，从而体现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名实一致。
实际上，国外的Ethnomusicology本来就是典型的人类学在音乐学中运用的学科，除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作为佐证外，仅从新版格鲁夫音乐词典关于Ethnomusicology研究人员的描述就可看出：“（Ethnomusicology的）研究人员接受音乐或（和）人类学训练”[18]，可见实际的Ethnomusicology研究并非其词面所表述的民族学在音乐学中的应用，而是人类学在音乐学中的应用。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将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这组略显复杂冗长的词汇改为音乐人类学了。
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合理性得到确认，那么，民族音乐学又该做何处理？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是Ethnomusicology1980年从日本按照英文词汇的顺序转译过来的，殊不知，Ethnomusicology本来就是“杜撰”而成[19]，该词汇的词面意义根本不能包含其所指称的相应内容，因此按照词面顺序进行直接翻译成民族音乐学导致了中文译名的歧义，进而导致了30年来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在中国混乱。1985年乔建中等就已从Ethnomusicology中文翻译的角度指出民族音乐学应改为音乐民族学[20]。
通常，可以从两种角度来分析民族音乐学的字面含义：学科交叉应用的角度和语言学的角度。从学科交叉应用的角度看，如果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交叉产生的学科，那么按照学科分类和命名的基本原理，一门学科在另一门学科中应用形成交叉学科，其命名规则为应用到的学科名称在前，应用的学科名在后，例如：文献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形成的学科命名为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在影视学中的应用形成的学科命名为影视民族学，其他例子如前文中提到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各种学科中应用形成的大量交叉学科。因此，民族音乐学就应是音乐学在民族学中应用形成的学科，应归属于民族学之下，这显然与一直以来学界对民族音乐学的理解和民族音乐学的实际研究情况全然不同，故而从学科交叉应用的角度来理解民族音乐学名称是无法正确解释民族音乐学名称的合理性的。
杜亚雄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民族音乐学名称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偏正短语，由定语+中心词构成，定语又称修饰语，对偏正短语的核心即中心词进行限定和修饰，因此，民族音乐学这一词汇中的“民族”是用来修饰“音乐学”的[21]。照此理解，民族音乐学实质上就是各民族的音乐学，而世界上所有的人群都有相应的民族归属，因此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学学科的每一个方面就完全等同，既然民族音乐学不可能替代音乐学，那么民族音乐学也就根本没有实际的存在价值。
可见，采用上述两种角度来理解，民族音乐学都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学科名称。尽管民族音乐学在国内使用了30多年，并被音乐学界所广泛接受，但从严谨、科学的角度出发，民族音乐学应被完全替代。具体方式为：在其研究内容的维度看，民族音乐学应被音乐人类学所替代；在学科应用和交叉的维度看，音乐民族音乐学应被音乐民族学所替代。音乐民族学将音乐人类学中与民族学相关的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而其学科位置则归属于音乐人类学的下位学科，从而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上下位学科关系相一致。在王耀华和乔建中的《音乐学概论》中，正是采用此种学科归属的方法[22]，很好的解决了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关系问题。
以往关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研究中，支持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者往往仅认为应以音乐人类学代替民族音乐学，对于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的去向则没有研究或者没有说明，使得音乐学界很多从业者和研究者误认为要消除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从而对音乐人类学名称产生抵触。而按照上述音乐民族学归属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安排，能够避免音乐学界对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学科消逝的忧虑和误解，有利于融合音乐学界对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认同，也有利于音乐民族学回归其正确的学科位置并促进音乐民族学学科的正常发展。
结语
现在来反思过往30年关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研究，可以发现，我们其实不应过于纠缠Ethnomusicology这一英文词汇本身，而是应着重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实际内容。著名音乐人类学家洛秦就指出：“如果充分认识了学科的性质，了解了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产生的背景及其变化过程，学界对这些都有了基本相同（或相似）的认同和共识，那么译名或称谓的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23] 。外国人喜欢用单词的组合创建新的词组，很多时候是个人喜好，具有极大的随意性，Ethnomusicology的“创造”就是典型例子。国外对于Ethnomusicology的使用也曾经有过很多争论，因为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已远远超过Ethnomusicology原意所涵盖的范围[2]，但若进行替换也存在很多问题，只不过是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继续使用罢了，但其对应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是毫无疑问的。Ethnomusicology的“杜撰”，再加上1980年引进国内时的字面翻译，仿佛是为我国音乐学界设置的一个陷阱，让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及相关研究陷入其中，不仅浪费了研究资源，更极大的阻碍了我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发展。
分析相关研究，能够看出一个趋势，即2000年后，尽管仍有一些分歧，但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可[24]。洛秦在2010年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更进一步从13个方面分析指出音乐人类学名称的合理性[25]，是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的集大成者和总结性成果，自此以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正式确立已呼之欲出。
在此背景之下，音乐学界的从业者应理解国际国内音乐人类学客观存在的现实，不应再背负民族音乐学名称的历史包袱，反复纠缠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名称。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应齐心致力于音乐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学科教育的开展，从而紧跟音乐人类学国际研究的前沿，促进我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全面发展。
作者说明：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基金项目编号：13SA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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